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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初，国学大师章太炎曾为国学下了一个定义：“一国固有之学”。按照章太炎的说法，国学即一个国家传统的学术、文化。比较而言，这一定义是被人们广泛认可的。百年间，国学这一从传统中走
我们需要国学快餐吗？
在当前这个快节奏时代，“快餐化”的东西太多了——日常饮食、发明创造、学位文凭，甚至恋爱结婚，充斥整个浮躁的社会。如果我们连最后一块严肃、稳重的国学阵地都“快餐化”了，那么，中国还能靠什么向世界宣称自己是“文明古国”、“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呢？
陶短房是旅居加拿大的撰稿人，他曾经这样讲述自己的海外经历：“闲暇时，我和朋友一起组织了业余文化学校，专门给华人移民的小孩子介绍一些中华传统文化的常识。本以为这些海外长大的孩子如一张白纸，没想到他们知道的居然不少，可听了几句就不对了，他们说的净是些历史人物的儿女情长，还有更多歪曲的历史理解。”一问之下，陶短房才明白，这些孩子口中的“历史知识”来自电视剧，他不得不花上大量的时间去纠正那些错误认识，去说明艺术虚构和史实之间的差异。更让陶短房惊愕的是，据朋友说，这个问题在国内还要严重得多。
的确，在国内，打着“国学”、“传统”旗号的畅销品不胜枚举。在陶短房看来，这现状让人喜忧参半，“喜的是传统国学再次受到大众的青睐，忧的是倘如此广度、深度和热度地‘传统国学大倾销’，其倾销的产品很多‘货不对板’，则危害之大，积弊之深，正本清源之难，怕远远超出纠正海外华人的小孩子所需气力的千倍万倍了。”
事实上，如今流行的国学都曾经历过再加工、再制作的过程，有的甚至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准确地说，这些“改良”后的国学更像“传统国学快餐”——为了取悦现代人，放弃了原有的味道。按照陶短房的说法，这是多少蘸了些传统酱油、涂了几抹国学染料以吸引人气、取悦大众的似是而非的东西而已。而这些“国学快餐”和传统国学间的共同点，决不会比鲜橙汁和橙味碳酸饮料“芬达”之间的共同点更多。
快餐是一种快捷简便的食品，虽可满足人们充饥的需求，但却缺乏营养。正因如此，传承了千余年中国文化精髓的国学很难而且也并不适宜以快餐的形式根植于大众的心灵。倘若强行用“文化快餐”的形式来传播国学，那么，最终的结果有可能非但不能重振国学，反而使国学庸俗化、娱乐化。在这之中，得便宜的只是少部分人的腰包，输的却可能是整个民族的人文精神以及整个中华文明的精髓底蕴。
因此，对于“国学快餐”，不仅仅是一个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更是一个中华民族的文化选择问题。踏踏实实地弘扬国学，中国才有真正文化复兴的希望。
国学应该怎样热起来？
恢复国学的种种努力之所以正当，是因为人们的国学知识太欠缺，对传统文化欠债太多。国学在教育、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它应有的地位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就此而言，建立国学院、编写教材读本、提倡少儿读经，都是必要而有益的举措，这方面活动再多一些，声势再浩大一些，都是正常的、应当的。
“国学如果真能热起来，应该是好事，但重要的是它怎么个热法。我担心的是，看目前的一些苗头，它热得有点邪乎。这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它邪乎着热下去，中国恢复儒家正统；二是有点邪乎的热劲持续不长久，目前的国学热终成昙花一现、过眼烟云。”徐友渔坦言忧虑。在他看来，如果将“复兴国学”比较平实地理解为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今引起争议和构成问题的是有些人企图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
抱着对当今复兴国学潮流的同情态度，徐友渔对国学热中的学者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能不能暂时把上述‘大问题’放一放，先集中精力把普及工作、补课工作做好，把基础打好？如果人们对儒学有较多的了解，他们自然能够判断它的价值，评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破除传统应该不应该，过分不过分。”
不过，在徐友渔看来，值得庆幸的是，与那种大肆炒作、事业还没有起步就闹得满城风雨的作风相反，更多的国学研究者正在埋头苦干——不事声张、辛苦耕耘。与那种企图恢复“独尊儒术”局面的主张相反，更多的国学研究者以冷静、理性、平实的心态对待国学热。
早在13年前第一轮国学热兴起的时候，国学大师汤用彤之后，同为著名国学研究者的汤一介就提出，要用批评、改造、面向未来的精神对待国学：“如果不使我们的传统文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只是抱残守缺，哪怕是把古人非常有意义的话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我想也很难使中国文化复兴，更不可能使中国文化对现代做出贡献，搞不好甚至会陷入‘国粹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之中。”
面对众多号称致力于弘扬国学的“热心人”，徐友渔坦言自己最欣赏和钦佩的是一批在“一耽学堂”名号下从事传播传统文化工作的年轻学生。“‘一耽学堂’成员以义工的方式在中小学、社区传播传统文化知识，他们自己也组织和坚持晨读，提高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他们不求名不求利，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精神，他们不事张扬、平实低调的作风，他们面向民间、面向未来的考虑，真正体现了中国传统中优秀的一面，他们的身体力行表明他们是中国文化传统优秀遗产的继承人。”而这也才是弘扬国学的中坚力量。
后记花瓶与日用品
有人说：“国学应该是人民生活中的日用品，而不应该是博物馆里的花瓶。”的确，倘若没有国人的认同，孤芳自赏的国学实难担得起一个“国”字。
然而，国学的传播并非易事。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易中天说过，会喝酒的人都知道，酒是勾兑出来的，“浓度太高的酒是不能喝的，比如贵州茅台，我们喝的不是从地下挖出来的100年的茅台，而是用100年的茅台勾兑的。”在易中天看来，学术传播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勾兑”的工作，“同样，酵母粉也是不能吃的，它必须掺到面粉里去发酵以后，做成面包、馒头才能吃。”不管你是鄙夷国学的娱乐化，还是痛恨国学的商业化，你都不得不承认，娱乐包装、商业手段让国学这块面包变得诱人起来。
不过，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凡事应有度，酵母粉放得太多，那面包、馒头一样无法下咽。娱乐过头是恶搞，商业化运作过滥是物化，“国学”毕竟还是一门需要潜心研究的学问。没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功夫，是无法换来真正的学术繁荣的。国学不需要柴米油盐的世俗热闹，不需要哗众取宠似的虚火旺盛，不需要“超女”、“好男儿”般的甚嚣尘上，它要的只是踏实行事。
如同人们所说的，国学不仅仅是一个堆积在经典文字中的存在，它更应是一个安放国人心灵的无形之器，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志。它更应该成为这个虚浮粗俗时代，我们民族难能可贵的“精神药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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