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 /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李大钊

原载《言治》季刊第3册

1918年7月

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溯诸人类生活史而求其原因，殆可谓为基于自然之影响。盖人类生活之演奏，实以欧罗细亚为舞台，欧罗细亚者欧亚两大陆之总称也。欧罗细亚大陆之中央，有一凸地曰“桌地” (tableland)，此与东西文明之分派至有关系。因其地之山脉不延于南北，而亘乎西东，足以障阻南北之交通。

人类祖先之分布移动乃以成二大系统，一为南道文明，一为北道文明。中国本部、日本、印度支那、马来半岛诸国、俾路麻、印度、阿富汗尼斯坦、俾尔齐斯坦、波斯、土尔基、埃及等为南道文明之要路。蒙古、满洲、西伯利亚、俄罗斯、德意志、荷兰、比利时、丹麦、士坎的拿威亚、英吉利、法兰西、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士大利亚、巴尔干半岛等为北道文明之要路。南道文明者东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时，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

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物产之丰，故其生计以农业为主，其民族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赐予甚乏，不能不转徙移动，故其生计以工商为主，其民族为移住的。惟其定住于一所也，故其家族繁衍；惟其移住各处也，故其家族简单。家族繁衍故行家族主义；家族简单故行个人主义。前者女子恒视男子为多，故有一夫多妻之风，而成贱女尊男之习；后者女子恒视男子为缺，故行一夫一妻之制，而严尊重女性之德。农业为主之民族好培种植物，商业为主之民族好畜养动物。故东人食物以米蔬为主，以内为辅；西人食物以肉为主，以米蔬为辅，此饮食嗜好之不同也。

东人衣则广幅博袖，履则缎鞋木履：西人衣则短幅窄袖，履则革履。东方舟则帆船，车则骡车、人力车；西方舟则轮船，车则马车、足踏车、火车、电车、摩托车。东人写字则用毛笔砚池，直行工楷于柔纸，西人写字则用铅笔或钢笔，横行草书于硬纸。东人讲卫生则在斗室静坐，西人讲体育则在旷野运动。东人之日常生活以静为本位，以动为例外；西人之日常生活以动为本位，以静为例外。试观东人西人同时在驿候车，东人必觅坐静息，西人必来往梭行。此又起居什器之不同也。

更以观于思想，东人持厌世主义(pessimism)，以为无论何物皆无竞争之价值，个性之生存不甚重要。西人持乐天主义(optimism)，凡事皆依此精神以求益为向上进化发展，确认人道能有进步，不问其究竟目的为何，但信前事惟前进奋斗为首务。东人既以个性之生存为不甚重要，则事事一听之天命，是谓定命主义(fatahsm)。西人既信人道能有进步，则事事一本自力以为创造，是谓创化主义(creative progressionism)。

东人之哲学为求凉哲学，西人之哲学为求温哲学。求凉者必静，求温者必动。东方之圣人是由生活中逃出，是由人间以向实在，而欲化人间为实在者也。西方之圣人是向生活里杀来，是由实在以向人间，而欲化实在为人间者也。更以观于宗教，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东方教主告诫众生以由生活解脱之事实，其教义以清静寂灭为人生之究竟。寺院中之偶像，龛前之柳，池中之水，沉沉无声，皆足为寂灭之象征。西方教主于生活中寻出活泼泼地之生命，自位于众生之中央，示人以发见新生命、创造新生命之理，其教义以永生在天、灵魂不灭为人生之究竟。教堂中之福音与祈祷，皆足以助人生之奋斗。

更以观于伦理，东方亲子间之爱厚，西方亲子间之爱薄。东人以牺牲自己为人生之本务，西人以满足自己为人生之本务。故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更以观于政治，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有世袭之天于，有忠顺之百姓，政治现象毫无生机，几于死体，依一人之意思遏制众人之愿望，使之顺从。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有数年更迭之元首、之代议士，有随民意以为进退之内阁，政治现象刻刻流转，刻刻运行，随各个人之意向与要求，聚集各个势力以为发展。东人求治在使政象静止，维持现状，形成一种死秩序，稍呈活动之观则诋之以捣乱。西人求治在使政象活泼，打破现状，演成一种活秩序，稍有沈滞之机则摧之以革命。东方制定宪法多取刚性，赋以偶像之权威，期于一成不变，致日新之真理无缘以入于法。西方制定宪法多取柔性，畀以调和之余地，期于与时俱化，俾已定之法度随时可合于理。此东西文明差异之大较也。

东西民族因文明之不同，往往挟种族之僻见以自高而卑人，近世政家学者颇引为莫大之遗憾。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就东洋文明而论，其所短约有数端：

(一)厌世的人生观不适于宇宙进化之理法。

(二)惰性太重。

(三)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

(四)阶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

(五)对于妇人之轻侮。

(六)同情心之缺乏。

(七)神权之偏重。

(八)专制主义之盛行。

而其所长则在使彼西人依是得有深透之观察，以窥见生活之神秘的原于，益觉沉静与安泰，因而起一反省，自问日在物质的机械的生活之中纷忙竞争，创作发明，孜孜不倦，延人生于无限争夺之域，从而不暇思及人类灵魂之最深问题者究竟为何?

东西文明之互争雄长，历史上之遗迹已数见不鲜，将来二种文明果常在冲突轧轹之中，抑有融会调和之日，或一种文明竟为其他所征服，此皆未决之问题。以余言之，宇宙大化之进行，全赖有二种之世界观鼓驭而前，即静的与动的，保守与进步是也。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所谓本身之觉醒者，即在东洋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而已。

印度开放而后，西洋思想已渐蒙东洋之影响。如叔本华 (Schopenhauer)之厌世哲学，尼采(Nietzsche)之天才个性主义，皆几分染东洋思想之颜色。惟印度之交通不便，西人居印者少，而印人之视英人只认为娴于政治艺术之巧练蛮人，以为论及修养彼辈尚属幼稚，彼辈所汲汲以求者，东方人决之于心中也久矣。故东西文明之间，在印度不生密切之接触。逮于海通，西人航海来华者日众，东西思想之接触始渐密切。良以吾国气候之温和，海路之利捷，远非印度可比也。

由是言之，对于东西文明之调和吾人实负有至重之责任，当虚怀若谷以迎受彼动的文明，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一生面。一九一六年九月八日，美德加父教授(Professor Maynard W．Metcale)曾在奥柏林 (Oberlin)为中国留美学生会演说《科学与现代文明》，论及中国之将来，有曰：设有一民族于世界最终之民族中能占一大部者，其惟中国人乎?

其数量之众，忍苦之强，衍殖之繁，爱重平和之切，人格品性之坚，智力之优，与夫应其最高道德观念之能力，皆足以证其民族至少亦为最终民族中之要素。但彼等究与启发未来最终民族生息于其下之文明型式以若何之影响乎?中国其将于智于德有所贡献于世界，亦如其于数量乎?此殆全视彼善导其发育于今方环接之新境遇下之成功何如耳。

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及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于人类者甚大，今犹能卷土重来以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于世界之进步乎?世间固尚未有一国民能于世界之进步为第二次伟大之贡献者。埃及、阿西利亚、佛呢西亚、希腊、罗马、亚拉比亚、波斯，皆曾达于极盛之域而遂衰亡不复振。独意大利之文艺复兴为显著之例外，然亦非旧罗马之复活，逮其纯为新民族之日，固不知有几多异族之血混入古意大利人之族系也。

犹忆三十年前，加潘特(Edward Car— penter)曾为文以论《文明之起源及其救济》，甚有趣味，文中指陈曾经极盛时代民族中文明疾病之径路，谓此等文明之疾病大抵皆有其相同之预兆时期，浸假而达于炎热最高之度，浸假而贻其民族以永世削弱之运焉。世界史中尚未见有回春复活之民族重为世界之强国也。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容讳言。中国民族今后之问题实为复活与否之问题，亦为吾人所肯认。顾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

然知吾人苟欲有所努力以达此志的者，其事非他，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今日立于东洋文明之地位观之，吾人之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已处于屈败之势。彼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虽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而以临于吾侪则实居优越之域。吾侪日常生活中之一举一动几莫能逃其范围，而实际上亦深感其需要，愿享其利便。例如火车轮船之不能不乘，电灯电话之不能不用，个性自由之不能不要求，代议政治之不能不采行。

凡此种种，要足以证吾人生活之领域，确为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势滔滔殆不可遏。而一察其现象，则又呈扦格矛盾之观，到眼都是。最近所发生之社会现象，如飞虹、普济、江宽等轮之冲沈也，某处火车之遇险也，某处电灯之失慎也，此类事实若一一叩其原因，固各不一致，而且甚复杂，就生活现象以为大量之批评，则皆足引为吾人不适于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证据。

其他大致政制，微至衣履，西人用之则精神焕发，利便甚溥，而一入于吾人之手，著于吾人之身，则怪象百出，局促弗安，总呈不相配称之观。盖尝推原其故，以为以静的精神享用动的物质制度器械等等，此种现象必不能免。苟不将静止的精神根本扫荡，或将物质的生活一切屏绝，长此沈延，在此矛盾现象中以为生活，其结果必蹈于自杀。盖以半死带活之人驾飞行艇，使发昏带醉之徒御摩托车，人固死于艇车之下，艇车亦毁于其人之手。以英雄政治、贤人政治之理想，施行民主政治，以肃静无哗、唯诺一致之心理，希望代议政治，以万世一系一成不变之观念，运用自由宪法，其国之政治固以杌陧不宁，此种政制之妙用亦必毁于若而国中。总之，守静的态度，持静的观念，以临动的生活必至人身与器物、国家与制度都归粉碎，世间最可恐怖之事莫过于斯矣。

余既言之，物质的生活今日万不能屏绝勿用，则吾人之所以除此矛盾者，亦惟以彻底之觉悟，将从来之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根本扫荡，期与彼西洋之动的世界观相接近，与物质的生活相适应。然在动的生活中欲改易一新观念创造一新生活其事较易在静的生活中欲根本改变其世界观，使适于动的生活其事乃至难从而所需之努力亦至大，吾人不可不以强毅之气力赴之。奇普陵(Kipling)之诗曰：

"Oh，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Till Earth and Sky stand presently At God's great judgment seat，But there is neither East nor West，Border，nor Breed nor Birth，When two strong men stand face to face Tho’they come from the ends Of the Earth．"

译其大旨，即谓除非天与地立于上帝最高裁判之席前，东终是东，西终是西，绝无相遇之期。但有二伟人焉，虽来自地球之两极，相对而立，则无东西畛域之见，种族血系之分也。吾青年乎，其各以two strong men中之一人自命，竭力铲除种族根性之偏执，启发科学的精神，以索真理。奋其勇气以从事于动性之技艺与产业。此种技艺与产业足致吾人之日常生活与实验之科学相接近。如斯行之不息，科学之演试必能日臻于纯熟，科学之精神必能沦浃于灵智。此种精神即动的精神，即进步的精神。

一切事物无论其于遗袭之习惯若何神圣，不惮加以验察而寻其真，彼能自示其优良者即直取之，以施于用，时时创造。时时扩张，以期尽吾民族对于改造世界文明之第二次贡献。愚文既已付印，偶于《东方》第十五卷第六号见有《中西文明之评判》一文，译自日本《东亚之光》，其首段曰：有中国人胡某者于开战前后在德国刊行德文之著作二种：一名《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辩护》，为开战前所刊；一名《中国国民之精神与战争之血路》，为开战后所刊者。

欧美人对于东洋民族多以为劣等国民，偶或见其长处则直惊以为黄祸，其真倾耳于东洋人之言论者极少。有时对于东洋人之言论呈赞词者，多出于一时之好奇心，或属于外交辞令而已。然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大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因而对于他人之批评，虚心袒怀以倾听之者亦较多。胡某之著作在平时未必有人过问，而此时却引起相当之反响，为赞否种种议论之的。……次乃介绍德人对于辜氏著作之意见，赞成之者则有台里乌司氏及普鲁克陀尔福女士，反对之者则有弗兰士氏。其中所论颇足供愚文之参证，为幅帙所限，未能迻录，读者可取《东方》阅之。

往者愚在日京曾于秋桐先生《说宪》文中，得悉辜鸿铭氏有《春秋大义》之作，嗣以激于一种好奇之心理，尝取辜氏之书略为披阅，虽读之未暇终篇，但就其卷头之纲目导言之大旨观之，已足窥其概要。彼谓：“西洋之教人为善，不畏之以上帝，则畏之以法律，离斯二者虽兄弟比邻不能安处也。逮夫僧侣日多，食之者众，民不堪其重负，遂因三十年之战，倾覆僧侣之势力，而以法律代上帝之权威。于是继僧侣而兴者，则为军警焉。军警之坐食累民，其害且过于僧侣，结果又以酿成今日之战。

经此大战之后，欧人必谋所以弃此军警，亦如昔之摒弃僧侣者然。顾摒弃军警之后其所赖以维持人间之平和秩序者将复迎前曾摒弃之僧侣乎?抑将更事他求乎?为欧人计，惟有欢迎吾中国人之精神，惟有欢迎孔子之道。”是篇所举胡氏之说，与辜氏之说若合符节。胡氏疑即辜氏之误，辜字译音颇与胡近。其书既以英文出版于北京，复以德文出版于柏林。日人展转迻译致讹为胡，国人不察亦以胡某受之。愚以为中国二干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一之为奇，宁复有偶，必为辜氏之讹无疑。

愚读欧人对于辜说之评判，不禁起数种感想：第一，国人对于现代西洋最有价值之学说恒扦格不相入，诋排之惟恐不及。而我以最无价值之梦话，一入彼欧人之耳，彼皆以诚恳之意迎之。或则以促其自反，或则以坚其自信，虽见仁见智各不相同，要皆能虚心袒怀资为他人之助。以视胶执己见夜郎自大之吾人，度量相越之远，有非可以道里计者。故吾人对于欧人之注意辜说，惟当 引以自愧，切不可视为“惊动欧人之名论”以自荣。第二，西洋文明之是否偏于物质主义，宜否取东洋之理想主义以相调剂，此属别一问题。时至今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例如，以不洁净之癖为中国人重精神不重物质之证，则吸食鸦片之癖亦保不可数为相同之便，是非欲腐化世界而何?)

为不许舍己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第三，希望吾青年学者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同时将吾东洋文明之较与近世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期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勿令欧人认此陈腐固陋之谈为中国人之代表。第四，台里乌司氏谓：“人虽有采用新税制新服制者，而无轻易采用新世界观者。”斯言诚不尽妄。但愚以为于吾东方静的世界观，若不加以最大之努力使之与动的世界观接近，则其采用种种动的新制度新服器必至怪象百出，不见其利只见其害。然此非可轻易能奏功效者亦属事实。当于日常生活中习练熏陶之，始能渐渍濡染，易静的生活为动的生活。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吾人即于日常生活中常悬一动的精神为准则，其结果尤不能完全变易其执性之静止。倘复偏执而保守之，则活动之气质将永不见于吾人之身心，久且必归于腐亡。

愚顷又见早稻田大学教授北聆吉氏曾作《论东西文化之融合》一文，载于《东方时论)第三卷第六号，中多透辟之语。兹节译数段供参证焉。……西洋之文化为求精神之自由，先倾其全力以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欧入对于自然不能漠不关心纯取观望之态度，不能融合其自我于自然之中以与自然共相游乐。其视自然为自我发展之凭基，非自我产生之嫡母。自然者可以克服之障碍也。菲西的谓对象即抵抗，实足为欧人自然观之纲领。彼等所以不即其本然之体以观察自然，而必分析之以求发见其构成之要素与轨范要素结合之法则者，乃欲如斯以为人类再建自然。其科学的文明皆因其要求主张自我克服自然而产出。培根尝谓为“知识之力”，盖欧人之科学即使彼等制御自然之力也。

然东洋诸民族关于此点，其努力则与欧美人异。同是东洋民族，其间固亦有相异之点，而自大体言之则凡东洋诸民族皆有—共同与西洋民族不同之所，即其不欲制御自然，征服自然，而欲与自然融合，与自然游乐是也。彼等不言人则与天则对立，宁依天则以演绎人则。东洋人一般之宿命观以从天命为道德之能事，足为彼等如何视自然为强权之实证。东洋人与其欲制御自然以获精神之自由，宁欲使精神之要求服从自然，于此觅一安心之境地。故彼等对于自然不加解剖，不加分析，但即其本然之体观察之而已。

东西文化之差别，可云一为积极的，一为消极的。此殆基于二者使现实生活彻底之意力之强弱。欧美人使现实生活彻底之欲望盛，故向利用或征服于其生活必要之自然之途以进。东洋人之于现实生活不视为绝对，故使之彻底之努力缺乏。东西对于自然之差异，无论其基于何种理由，究于二者之间生出思想与生活种种之不同。西洋人在与自然奋战之间养成一种猛烈之生活意志。初哉首基即利用此种生活意志，以使其他劣弱之民族为之属隶，更为此目的利用其独占之科学知识。东洋人常以求得最大之满足于其被与之境遇为能事，故于本民族中认不法阶级之存在，即认异族为政治统治者亦甘受之而帖服。西洋人在与自然奋战中所养成之自我观念与人间中心之思想，构成一种价值哲学，设便于自己之标准评量一切价值。不仅于现世以自己为中心，即于来世亦主张个性价值之保存。

希腊人受地理之影响本为极端个人主义之信者。以智慧、勇气、正义、节制为四德，而慈悲仁爱在东洋思想认为一切道德之首者，则反屏之于道德范畴之外。今日之西洋人合此希腊人之个入主义与希腊教灵魂不灭之教义，而成个性价值保存之哲学，从而西洋人缺真实大我之哲学。顾在东洋，儒教则求修养最终之标的于天，佛教则求之于涅檗以成大我无我之哲学。宁以打破个人主义与人间本位之价值哲学，始足认为备哲人之风格，老庄荆楚之学于此点最为彻底。……自然之制服，境遇之改造，为西洋人努力所向之方向；与自然融合，对于所与境遇之满足，为东洋人优游之境地。此二者皆为人间文化意志所向之标的。

吾人于斯二者均不可蔑视。若徒埋头于自然之制服、境遇之改造，而忘却吾人对于内的生活之反省，则吾人之生活必归于空虚。故今世大哲若柏格森，则谓今日普鲁士人之生活几全埋头于生产之事，于军事与产业方占胜利之际，诗与哲学益趋退化以为警告矣。若倭铿则以内的文明与外的文明，诗与产业之两立为理想，唱言今日人本主义的文明，一面征服自然，一面有使自己灵性归于空虚之恐矣。彼欧美人今既于征服自然之中渐丧其自己之灵性，而东洋人则何如者?彼等既不求若何以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故其与自然融和一致之精神不过仅为少数人所能知，自余之大多数殆为自然所征服。

东洋圣哲自觉“破于此处成于彼处”之大自在，故现实生活之成败多不足以恼其心神。其大多数对于人生真义毫不理解，为自然所征服，又为利用自然者所驱使，以度最悲惨之生活。故于产生老庄解脱哲学之支那，造成多数如豚之苦力。于产生释尊宗教之印度，其生民不苦于疾疫，则厄于饥馑，今且被佣为兵，在西部战场为英国人效死。然则无征服自然之能力，甘居于被与之境遇之东洋民族，将有莫大之危险，从其生活以俱至。此为吾人所不可不记取者。

于是乃生欧罗巴的文化与亚细亚的文化之补救乃至融合之必要矣。吾人为自己精神的自由，一面努力于境遇之制服与改造，一面亦须注意于境遇之制服与改造不可无一定之限制，而努力于自己精神之修养。单向前者以为努力，则人类将成为一劳动机械；仅以后者为能事，则亦不能自立于生存竞争之场中。必兼斯二者，真正人间的生活始放其光辉。而欲为此，非能将一切反对之要素摄取而统一之之民族不可。世间固有之文化，大抵因其民族之特质与其被置之境遇，多少皆有所偏局。必有民族焉，必于是等文化不认其中之一为绝对，悉摄容之而与以一定之位置与关系，始有产出将来新文化之资格。若而民族于欧则有德意志，于亚则有日本。德人之天才不在能别创新文化之要素，而在能综合从来之一切文化的要素。日本人之天才亦正在此处。……梅烈鸠阔佛士基论欧罗巴的精神与亚细亚的精神曰：

“渐向下沉之西方之光，地之真人之真也。渐向高升之东方之光，天之真神之真也。西方之光非必较东方之光为小，唯此二种之光二种之真相结合，始与真昼之光，始与神人之光。”今且引述其言以终吾文矣。

按此篇所论颇多特见。而其主张东西文明之须相调剂亦与愚论无违。惟其谓具调和东西文明之资格者于欧则有德国，于亚则有日本，此则全为日人“我田引水”之谈，与其崇拜德国文明过度之过。固执文明特质之民族固不易与反对之文明言调和，而能综合异派文明兼容并收之民族，固于异派文明之调和易与介绍疏通之助，恿亦非敢概为否认。但愚确信东西文明调和之大业，必至二种文明本身有彻底之觉悟，而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彩发育完成之一日。即介绍疏通之责，亦断断非一二专事模仿之民族所能尽。愚惟希望为亚洲文化中心之吾民族，对于此等世界的责任，有所觉悟，有所努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