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科技部等13个部门正式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文科等建设。新文科的概念逐渐热了起来。
建设新文科:文科名校预算增长加快
在我国,新文科建设于2018年10月也初现端倪。当时,教育部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其中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在原先数学、物理学等基础上,首次增加了心理学、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
就在不久前,教育部、科技部等13个部门正式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
今年4月,全国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都在各自的信息公开网站上公布了2019年财务预算。
尽管与理工科高校的预算差距还很大,但今年一些传统文科名校的预算增幅比较大。最明显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年度预算数从去年的66.12亿元猛增到81.85亿元,增幅近24%,排名也从去年的第二十提升到第十六位。
据北京青年报道,这与去年以来教育部提出推进“新文科”建设关系紧密。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两所典型文科高校今年的收支预算总表中,来自财政拨款的收入增长都较大,北师大增加了2.87亿元,人大增加了1.66亿元。
发展新文科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据光明日报报道,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马费成解释:“从总体上看,各门类学科甚至整个科学都是在高度分化的同时,不断走向综合。”
此前,人们在没条件认识事物全貌时,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不同事物,不得不将作为整体的科学划分为一个个专深、狭窄的学科专业。
这样,虽然提高了研究效率,但随之出现了学科间相互隔离、互不往来的局面。
在马费成看来,移动互联网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法律、伦理和道德问题,“这些问题远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人们从未涉足的深层次社会文化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显然不能依靠单一学科,必须多学科协同。于是,在多学科交叉边缘上出现了新兴的文科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式。在他看来,新文科的提出,正是寄希望于文科的内部融通、文理交叉来研究、认识和解决学科本身、人和社会中的复杂问题。
在技术发展面前,新文科也遇到了挑战。
“首先是技术和专业鸿沟”,马费成坦言,文科学者缺乏必要的信息技术基础,他们无法有效地利用技术工具来解决本领域的研究问题;而计算系统的建设人员、平台工具开发人员往往又缺乏相关领域知识。无法有效捕捉文科学者的真实需求,从而无法发挥技术对研究的辅助作用。
信息技术的应用,取代一部分传统文科研究者,同时,革新了传统文科的研究场景和研究方式。马费成对此表达了隐忧,这个过程容易出现两个极端:
一是“技术主导一切”,让技术取代研究人员做出判断,而丢失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意义及其批判性思考;
二是文科学者对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偏见,容易引起文科学者的不安,在一定程度上对新技术的使用产生怀疑,甚至是抗拒。
新文科建设不能遮蔽“文”的本质
近些年,清华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出现人文科学实验班,西安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出现学院式教学模式,这些尝试,被当作我国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经验。
2002年,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国学研究院招收首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博士生,由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人文学科的博士生导师集体授课,使得学生能够对相邻学科和相关专业的知识有所了解。
在综合素养评定、博士论文选题、撰写和答辩过程中,各学科的老师会进行相应指导。
但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韩经太提醒,新文科建设不能一味趋新,新文科既不是理科化的文科,也不是哲学化的文学或者文学化的哲学。在文理融通的过程中,不能遮蔽“文”的本质;文理交汇后,须更加重视和凸显“文”的特质。 南开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中文系教授周志强看来,推动新文科发展:
首先要打破专业壁垒,包括人文社科内部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壁垒,以培养科学哲学家、科学思想家等新型人才;
同时,高校培养人才不能单独以市场为导向,而是要更多地为科学发展所考虑;
此外,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仍需改革,即打破原有的办学观念,打破当前高校和科研制度管理行政化的禁锢。
陕西师范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曹胜高还表示,关键问题是要明确新文科的定位,不是组织形式的变化,而是教育内容的变革,旨在培养超越现有专业局限与学科局限,专业素养高、学术能力精、综合实力强、有创造视野的新人才。
曹胜高既以学生身份参与过文科教育模式改革的试点,现在又以院长的身份布局学院新文科建设。他坦言:“新文科能否做得好,关键看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