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月家风家教征文故事作文

家风,影响着一个人的品质和行为。对居于领导岗位、握有权力的官员来说,败坏的家风,更往往成为牵引其自身及亲属走向牢狱的绳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月家风家教征文故事的内容，欢迎阅读借鉴。

家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儒家文化讲究“诗礼传家”。对于传统士大夫阶层来说，“修身齐家平天下”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包括寻常百姓，也同样持守这样的治家信条。今天到北京一些胡同里的老四合院，仍然能看到“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之类的门联。

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赶考”的峥嵘岁月里，那些优良醇厚的家风也一直为人称颂。让我们透过几则小故事，一起来感受几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家教。

周恩来：我自己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自己这一条路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不少故乡亲友给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写信，要求进京做事，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周恩来十分反感这种任人唯亲的腐朽作风，认为新社会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为此，他专门召集身边亲友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并定下了著名的“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侄儿周尔辉的父亲是烈士，周恩来将其接到北京抚养。当时北京办有干部子弟学校，是专门培养烈士、高级干部子女的。但周恩来没有让周尔辉上这样的学校，而是让他到普通的二十六中学住校学习，还特意嘱咐无论是领导谈话、填写表格，还是同学交往，千万不要说出与他的这层关系。后来，周尔辉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1961年结婚，学院领导帮助他解决了夫妻分居的难题，把他爱人从江苏淮安调到学院子弟小学任教。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邓颖超也从一边给侄儿、侄媳做工作：“伯伯是抓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他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在周恩来夫妇的耐心说服下，侄儿、侄媳一起调回了淮安工作。周恩来说过，我自己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自己这一条路。

陈云：不能给自己盖房子

陈云一家原先住在北京市北长街上，房子受到地震影响出现了开裂，被定作危房。当时计划翻修一下，设计和预算都已到位，但在最后时刻，陈云告诉身边人：“这件事不能做，我不能给自己盖房子。”最终，工作人员用铁管子在陈云办公室搭起一个防地震的架子，上面铺着厚木板。陈云就在这个“铁框框”里坚持办公，直到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搬至中南海。

同时，陈云也严格要求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他们“以普通劳动者身份自居，不搞特殊化”。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担任中财委主任，夫人于若木也在中财委机关工作。于若木本来完全可以搭乘陈云的汽车上下班，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去机关，没搭过一次车。陈云对自己和家人的严格家风可见一斑。

罗荣桓：生活不要特殊化

罗荣桓元帅经常告诫家人，一个革命者想的应该是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不能因为地位不同了、身份变了，要求额外的照顾和特殊的享受，搞特殊化。

在生活中，罗荣桓常常通过一些身体力行的细节来教育子女。1947年7月，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到哈尔滨，全家被安排住在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里。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处庭院挪作公用，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住。

一次，罗荣桓到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家去，见他家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就跟他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起初还以为是句玩笑话。但没过两天，罗荣桓一家却真的搬来住了。罗荣桓对家人说：“住的房子大小，看来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们是党的干部，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大众，不能官越做越大，住的楼越来越高。”罗荣桓还说：“生活不要特殊化，一味追求舒适的生活，讲究吃穿，贪图享受，就要变坏的。”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在弥留之际嘱咐爱人：“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楼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还交代子女说：“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罗荣桓没有什么遗产留给子女，但是给子女甚至全党留下了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

张闻天：“苛待”自己最亲爱的人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对人民只有奉献的义务，没有索取的权利。”这是张闻天一贯奉行的原则。在他的一生中，无论身居何位，他从不为自己和家属谋私利，甚至为了避嫌而“苛待”自己最亲爱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领导职务的张闻天因公配有汽车上下班，但他从不允许子女“沾光”。有一次，儿子张虹生趁父亲上班前爬上车，赖着不下来，以为这样能让自己坐一次向往已久的小汽车。谁知父亲一点也不妥协，他干脆走着去上班，让汽车停在原地。小虹生只好乖乖地下车。

上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张闻天动员刚从中学毕业的儿子响应党中央号召，到天津茶淀农场锻炼。两年后，张虹生获准回到北京考大学。因离校时间已久，张虹生对外语没有把握，希望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父亲给直接分管的外交学院打个招呼。张闻天一口回绝：“你有本事上就上，没本事就别上。”最后，张虹生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

1962年，张闻天再次送儿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由于条件艰苦，到新疆没多久，张虹生患上肝炎，并发展成慢性病。他向父母要求回京治疗，张闻天却给他回信：“你有什么资格来北京看病?新疆那么多职工得了肝炎，都是在新疆治，肝炎完全可以在当地治。”张闻天告诫儿子不要搞特殊化，要他在新疆一边劳动一边治疗。

张虹生在新疆整整工作了15年，在那里结婚生女，直到张闻天去世两个月后，才凭“落实政策”调回祖籍江苏，在南京的晓庄农场落户。1979年，中组部开出调函让张虹生到北京工作。张闻天夫人刘英直接把调函退给中组部：“干部子弟为什么都要回北京?”张虹生尊重了母亲的意见。同年，张虹生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一直到2001年退休。

故事讲完了。“家风”的重要意义，就不再多说了。您自己的学习、思考、实践、感悟，才最最重要!

父爱是伟大的，父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小时候学过朱自清的散文《背影》，这篇散文叙述的是作者离开南京到北京大学，父亲送他到浦口火车站，照料他上车，并替他买橘子的情形。在作者脑海里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父亲替他买橘子时在月台爬上攀下时的背影。做为父亲对儿子的关怀、体贴、爱护，使儿子极为感动，这印象作者经久不忘，并且几年之后，想起那背影，父亲的影子出现在“晶莹的泪光中”，使人不能忘怀。

我出生在农村，父亲是六十年代的高中生，在当时村子里是文化程度很高的了。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父亲工作进行了调动，从离家较近的乡里粮库调到了县里粮食局工作。离家约30公里，每天早早天不亮我还在睡梦中时父亲就上班走了，先是骑自行车到6公里外市郊区一个公交站点倒公交车，然后到市内倒到县城的公交车上班，晚上再倒车回来，黑天了我快睡了才回来家。

我们一家6口人只有他一人上班，家里还有几亩地。每当周末休息时父亲还要去田地里干活，当时年纪小不懂，现在想起来父亲当时真的很辛苦。父亲的勤劳感染了我。我上初中了，学校离家4公里多，我学会了骑自行车上学。我像父亲一样每天天刚擦亮就上学了，到班里我总是第一个到校的，因此教室钥匙给了我掌握，特别是冬天我会早早的来到教室生炉子，等大部分同学到时教室里已经暖暖的。父亲教育我说“勤能补拙”，我时刻牢记住这句话，一直到高中、大学，学生时代我到学校、到教室总是早来晚走的。现在工作二十多年了，父亲教育我的这句话“勤能补拙”还时刻牢记在心中。就像朱自清常常想起他父亲的背影一样，我也常常想起我父亲年轻时的工作经历，他的勤劳、努力、拼搏精神时刻鞭策着我前进。

工作以后因工作性质时常不在家，一年到头在家陪父母时间不超过20天。前些时看电视一个健康节目，说剩饭剩菜会产生亚硝酸盐，危害人体健康，还举例说有老两口经常吃剩饭剩菜，结果都得癌症了。当时看完吓了一跳，因为我父母也常吃剩饭剩菜，每次剩的都舍不得扔掉!上月回家中午去看父母，看见厨房里有前一天的剩饭，顺手就给倒垃圾桶里了，结果让母亲给看到了，狠狠的说了我一顿，说从前都吃不饱饭，还要到地里挖野菜吃。现在生活水平好了想吃啥就吃啥了，但也不能浪费啊!前些年一直也吃剩饭剩菜也没事啊，不能有点钱就嘚瑟!我母亲是农村妇女，小学没毕业，不会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句名言，但说我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我感到很愧疚，现在生活条件好些了，出门有软卧就不坐硬卧了，回父母家常打车不坐公交车，有些贪图享受，对自己要求也放松了。像父母那个年代的人即使生活条件好了，生活中也还勤俭节约，传统美德没有丢。他们的言行警示了我，今后工作、生活中要坚持勤俭节约，继续发扬中华传统美德!

爷爷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一位老革命，但他和我印象中那个年代的老人家都不太一样，他并不经常念叨旧社会的艰难，也很少义正辞严地教育子女忆苦思甜。记忆里对爷爷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坐在老家的炕头上，戴着老花镜，用粗糙的双手翻看那厚厚的一沓《参考消息》。爷爷的藏书很多，大都已被他翻的很破旧，又拿纸蘸着白胶拼凑着粘好，他从不弃书。彼时太爷爷家境富足，家里请过先生，所以爷爷自小就受到比同龄人更好的教育，也顺理成章成为了当年村里的头号文化人，平日和家人聊天也喜欢引经据典。

爷爷最爱研究的就是中国近现代史和毛泽东诗词。“湖海荡波澜，全无斧凿痕”，他说毛主席的文学成就不比他的政治贡献小，他的诗词气势磅礴可吞山河，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他笔下也“只识弯弓射大雕”，不比今朝人物。爷爷说毛主席笔下的波澜壮阔来自于他的博大胸襟，来自于他的信仰——对党和人民的信仰，内心越是坚定，说出来的话才能越有底气。爷爷的话我始终都记得，尤其有关信仰的一番解释，可是思索良久，却未能像他那样深刻了解其中意味。信仰是什么?我也这样问过爷爷，能在强敌面前赋予我们“四海翻腾云水，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壮志?能在艰苦的环境下让我们依旧拥有“万水千山只等闲”的信心和积极?爷爷从未正面回答过我，他总是摸着我的头说我们是如此幸福的一代人。

后来，家里的条件慢慢的好起来，爷爷家从农村搬到城市，几个爹爹逐个离家，各自奋斗，有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财富。跟爷爷比起来，反而是父辈们更爱回忆过去：数九严寒，兄弟几人共盖一床被褥;炎热酷夏，在卫生条件落后的农村，他们用篦子刮头发里的虱子;放学回家路上，他们背着篓子挖苦菜;吃饭的时候，要先把落满的一层苍蝇轰走，才能拿到下面的馒头……当时，我的老家是实实在在的穷乡僻壤，绝大多人都选择回家种地放羊，可爷爷从不允许几个儿女辍学，靠着微薄的收入支持三个爹爹读完大学。父亲每每说到这，总免不了念叨几句：新时代的我们享受着国家和党给予的一切，衣食住行的便利，物质的满足。可我们生活在乱花渐欲的时代环境下，天生懂得享乐，却失去了体会苦尽甘来的机会;偶像不少，英雄却不多;崇拜泛滥，信仰却缺失——信仰究竟是什么?这个让爷爷和父亲老生常谈的字眼，也是我一直想要探究的课题。转眼到高三，抱着教科书埋头苦学的我回老家的次数少了，像以前那样和爷爷促膝长谈的机会也寥寥可数。高考前夕，再见到他老人家却是在他的病床边。病榻上的他骨瘦嶙峋，已经脱了形，他努力张口问我模拟考试成绩如何，我却早已泪流满面，哽咽的说不出口……怕影响我高考的爷爷悄悄离开人世，我连他老人家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回到老家，遗像旁边立着爷爷作的最后一首诗：鸡皮鹤发忆沧桑，侧卧病榻莫凄凉。今生不忘少年事，来世执笔断金刚。

爷爷走了之后，我才断断续续从奶奶口中了解到他的过去。爷爷出生在乱世，年纪尚小家人就为他在国民党部队中掷金觅得一官半职，后投身革命并参加解放战争，战争胜利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文革时期，他的出身和老国民党员的身份让他遭遇了四年牢狱之灾，出狱后的爷爷身无分文，却未曾有过一丝负面情绪。即使后来生活越来越好，爷爷也从未改变过他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一身素服，一本旧书，闲来练练毛笔字，写写打油诗，出门总是捡别人丢弃的塑料瓶和废纸盒卖钱，姑姑总埋怨他捡那些作何用，家里如今条件不差，哪需他捡破烂挣那几块几毛的零头，爷爷也从来不听，执意做他认为对的事。爷爷病重的那段时间，还常请护士帮他开电视，看中央四台的《海峡两岸》，还要儿女为他买最新一期的《参考消息》。爷爷一生教给我们的，是那一代人特有的执着和朴素，他尤其让我明白了，什么是信仰。

求学时，我们日日学习先人革命思想，反复温习党史党章，可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总是无法像祖辈父辈那样深刻了解信仰的意义。爷爷说他们小时候盼红军就像歌里唱的，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母亲说1976年毛主席去世的时候，十几岁的他们只觉仿佛天塌，用白布做成小花戴在胸前;而年轻的我们，如何培养信仰?1998年洪水泛滥，2002年非典爆发，2008年汶川地震，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离“战争”最近的时刻，也是我们逐渐了解党的历程：危难时的众志成城，水深火热中的感天动地，枪林弹雨下的挺身而出，兵临城下的英明指导运筹帷幄，繁华盛世的一如既往不卑不亢。曾经的我们也不懂什么信仰，直到藏独的政治幻想让我们悲慨，钓鱼岛的危机让我们气愤，直到北京申奥成功让我们热血沸腾，上海世博会的成功让我们引以为豪，直到十八大的召开让我们充满期待，尤其是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鸡皮鹤发热泪盈眶的老红军让我们深受感动，利矛尖盾气势如虹的滚滚铁流让我们倍感震撼……革命先烈面对的残酷战斗不曾让他们犹豫过，爷爷所经历过的风霜雨雪不曾让他动摇过，父辈从苦到甜的奋斗历程不曾让他们改变过，当今国际的复杂形势和现状也不曾让年轻的我们质疑过。如今我们走向一个新的时代，战争没有硝烟，革命无需鲜血，我们又将怎样面临不同往日的挑战?也许答案就是爷爷一生所教给我的：一份坚定的信仰，一辈子的朴实无华。

爷爷的话是我将一直信奉的箴言，我感谢他在生活优渥的今天告诉我，父辈留下金山银山都不抵一根慈母手中线;我感谢他在传统文化被时代渐渐忽略的今天，教给我“胸藏文墨若虚谷，腹有诗书气自华”;我感谢他在一个信仰的价值被轻视的今天，用他的一片赤诚，教给我如何爱自己的国家。这一份深重的情感将薪火相传，激励我砥砺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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