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姜文作品《鬼子来了》中的剧情矛盾主要取自于文学小说《生存》与抗日战争中民众与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在通常展现战争题材的影视艺术创作中,真实反映历史事件是必要的,影片中对于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暴行和“教化”行为,与电影创作的核心主题“记录真实”是相符的,影片中,日本军队与中国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从表象上来说符合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要素一一批判。导演的意图很明显,即剖去文化、民族、政治等的外在矛盾,直指人的劣根性怀疑与怯弱,同时也表现民众最朴实的精神——善良与踏实,两种性格的冲突在剧情上给影片的主线矛盾作更直观的叙述。
片中主角马大三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受托与抗战游击部队关押审问“汉奸”董汉臣和日本军人花屋小三郎,在与村民商讨对策的时候并非像传统剧中齐心表决某种目标,而是争执,争执封建传统下的一种愚昧,在争执董汉臣与小三郎去留的同时,表现出最真实的人性心理特征,即为了生存,又为了信念,“生存”是害怕遭遇日本侵略者的杀害,而“信念”则不愿为了“生存”而出卖国家当“汉奸”,这是一个矛盾又真实的心理活动。片中通过三方(侵略者、反抗者、平民)之间的矛盾,暗喻封建社会的一种迂腐心理,即乡村的宗族制度,封建社会下的顽固思想在影片中被揭露与讽刺,透过具体的形式感来叙述真实的本质,以喜剧片来反映某种直观的观点,是姜文电影艺术的魅力之处。
影片中花屋小三郎在面临生命与信仰的抉择时,在死亡面前,花屋慢慢恢复人性,这也是该片所表达的一个主题——人性,在其后,马大三给审讯结束后的二人送饺子的一段,表现中国民众的朴实与善良,这一段充满幽默的剧情和人性的光辉,与后期日本侵略者暴戾凶残的一面进行了强烈对比。当马大三被要求去处死董汉臣与花屋小三郎的时候,旧社会的人性缺陷又表现出来——排斥,就如同姜文作品《太阳照常升起》中最后的情节被老师排斥,《让子弹飞》片尾张麻子驱马追车,《一步之遥》中马走日的善良被排斥,共同构成姜文艺术创作的风格——人性化的现实主义观。
不同于仅仅表现某种历史现实的影片,当人性的真实与所处历史背景融合的真实才是现实主义文学及现实主义电影艺术创作的核心,真实与创作真实之间的差别就如同纪录片与剧情片之间的差距是相同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复兴是“以人为本”的一种对真实的认同,影视作品的创作不应该仅仅依托于剧本创作和传统题材,通过国内电影的发展历程与对比,可以得出独立思想与文化之间的差距,创作过程中是否能够构造丰富与充满故事情节的剧情内容,在现实主义题材高速发展的当下,在真实性中表现人性美恶,是电影创作的核心所在。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全民皆兵,那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后来者在对饶阳县所作的关于抗战的历史调查中,我们可以得到《鬼子来了》中对历史另类阐述的证据:"1937年7月,已经占领满洲的日军在华北发动全面进攻,日军首先占领了铁路沿线的重要地区和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周围的平原地区,通过饶阳的第一支日军部队仅仅侵袭了一些村庄,发了一些糖果,和小孩子玩,并未遇到反抗。"可见姜文的处理是有据可循的,他不过是在还原曾经被民族主义光环遮盖掉的历史真实,虽然这真实貌似会摧毁许多卫道士的精神观念。
姜文大胆又直接地呈现出了这种真实,在这里,"村民”和"鬼子”已经不再是经典抗战电影中那种绝对的敌我矛盾,村民不再是符号化、公式化、概念化的英雄,而鬼子也一改传统的平面化塑造。以马大三为代表的村民大多时候是自私的、懦弱的、算计的、愚昧的,我们看不到它们有什么真美善、高大全的品格,更谈不上是什么抗战英雄。同样,鬼子们也并不是只会杀人,毫无人性。因此,整个故事虽然处在战争大背景下,却着重展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非战争状态,主要是人的生存状态。几乎所有的民族大义、民族矛盾的主旋律问题在这里都被回避掉了,而处在这样绝境中的真实人性被凸显了出来。
村民与鬼子各自生存的状态是姜文的书写重点,人性与兽性的斗争成了影片矛盾的核心焦点。中日两个民族为了生存,各有一套自己的生存哲学。中国农民是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奴性顺民人生观,所以马大三们不敢动麻袋里的日本人,还要好吃好喝地养着他,还怕他自杀,又不敢直接将他交给日本军队。他们小心翼翼地保他的命,不过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命。而日本人也并非不怕死亡,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虽然浓重,但是这只是用来掩盖对死亡的恐惧。被逼的马大三拿起斧头去砍鬼子,而猝不及防的鬼子竟然抛掉所谓的武士道精神而本能地四处逃窜。这就是人的生存本能,双方对求生的渴望是一样的。在战争的残酷背景下,两者人性的一面被抹杀了,奴性的一面被大大强化了。这种奴性不过都是在战争之下对于恐惧本身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因此,"鬼子们”和"马大三们"都是一样的。他们的行为模式并非是出自于国家大义、民族气节,并非是自觉的与生俱来的伦理责任和道德追求,战争这张试纸试出了他们最真实的人性。
我们经典的抗战电影将此种最真实的个体生存体验遮蔽于宏大光鲜的民族主义道德感与正义感的光环之下,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是把抗战的我方进行绝对神圣化,把敌人极尽妖魔化,《鬼子来了》却毫不犹豫地让它逸出了民族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轨道,颠覆了抗战神话并将民族大义置换成人的生存本能,进而实现了对此类经典电影中集体民族主义神话的解构。《鬼子来了》对经典抗战电影中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叙事模式进行了彻底解构,另一方面又构筑了姜文对民族战争大历史中个体化历史的理性反思与重构。这种独特的充满个体想象与记忆的历史观一直延续在姜文执导的所有影片中,使他成为了中国当代电影导演中最富有主体精神、最富有独特价值的导演之一。
姜文想要借助《鬼子来了》在想象与虚构中剥掉人为的政治矫饰去重构一种历史的真实,欲还人们一个他所认同的真实历史的记忆,但这种还原是残酷的,它似乎并不像人们所熟悉所期待的那样。为了强化这种历史记忆的陈旧感、真实感,甚至是强化残酷的感受,姜文以黑白影像来作为叙述故事的载体。让银幕变得色彩缤纷的最原始冲动是对外部世界的还原,但由黑白到彩色的进步却决不仅仅是强化了电影的写真性,重要的是还使它获得了更为自由而丰富的表意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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