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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美术学院
6月8日下午3:00,
“时代质感——四川美术学院作品展”
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距上一次四川美院进京展已经时隔33年,
作为四川美院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群展,
本次展览集结了川美历史上
最有代表性的老一辈教育家和新生代艺术家,
共计200多位艺术家、300余件作品,
分为时代强音、现实关切、意象生成、传统再造、
语言之思、图像叙事、实验之维和历史回望八个板块,
占领了中国美术馆1—9号展厅;
系统性地呈现四川美术学院老一辈艺术教育家
到新生代艺术家的开拓精神与丰硕成果,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在新的历史时期与艺术史语境下的创作谱系。
第一单元“时代强音”
高小华,《为什么》,107.5x136.5cm,1978,中国美术馆收藏
实际上,
四川油画创造的第一个高峰
便是“四川画派”时期,
以高小华、程丛林、罗中立、何多苓等为代表,
创作了《为什么》《1968年×月×日·雪》
《父亲》《春风已经苏醒》等
一批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程丛林,《一九六八年x月x日雪》,油画,
202×300cm,1979,中国美术馆收藏
20世纪80年代中期,
伴随“新潮美术”的兴起,
在追求文化现代性建设的思潮下,
出现了以张晓刚、叶永青等为代表的“西南生命流”风格,
同时,以庞茂琨、张杰等为代表,
推动着乡土现实主义向象征主义、现代主义风格转变。
王大同,《雨过天晴》,油画,160x112cm,1979年,中国美术馆藏
另一个高峰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
集中体现在1992年到1998年之间,
主要以1993年的“中国经验”展和1994年的“陌生情景”展为标志,
以张晓刚、叶永青、周春芽、王川,
更为年轻一代的忻海洲、郭伟、陈文波、何森、
赵能智、钟飙、郭晋、谢南星、张小涛等为代表,
他们注重作品对本土文化的“中国经验”的表达,
关注都市文化语境下的生存状况,强化个人的生命体验。
王川,《再见吧·小路》,布面油画,80cm×150cm
时代的强音,
体现为四川美院的艺术家关注现实,
把握历史与时代的发展潮流,强调人文关怀,
用作品去言说、表现时代所凝聚的文化精神。
王亥,《春》,油画,159×78cm,1979,中国美术馆收藏
罗中立,《父亲》,油画,216x152cm,1980,中国美术馆收藏
何多苓,《春风已经苏醒》,布面油彩,95×129cm,1982,中国美术馆收藏
夏培耀,《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油画,1979年, 中国美术馆藏
朱毅勇,《山村小店》,布面油彩,110.5x139cm,
1981年,中国美术馆藏
张晓刚,《暴雨将临》,布面油画,1981
庞茂琨,《苹果熟了》,布面油画,150cm×100cm,1983
张杰,《热血》,布面油画,200 cm×150cm,1987
张晓刚,《穿粉红色衬衣的女孩》,布面油画,200x160cm,2006年
周春芽,《湖边》, 布面油画,250×200cm, 2015年
龙德辉,《周恩来》,雕塑,铸铜,52cm×18cm×15cm,1987
刘威,《无名氏》,阴沉木、铸铜、柏木、竹
185cm×110cm×70cm,1999
第二单元“传统再造”
2010年前后,
中国艺术界曾掀起新一波“回归传统”的浪潮。
传统重新引起艺术家的关注,
一方面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
中国需要审视一个民族国家应具有的文化身份与文化主体性问题。
梅忠智,《曙光照苍松》,水墨纸本,325 × 145 cm,2016
同时,对传统予以新的构建
也与新历史时期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契合。
另一方面,当代艺术寻求向传统的回归与转换,
在于不仅需要对过去30多年当代艺术的发展进程,
及其文化与艺术诉求进行反思,
而且要摆脱西方艺术的范式,
重新建构当代艺术的评价尺度与价值标准。
黄山,《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绢本水墨,110 x 80 cm,2014
倘若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考虑,
传统应是“四位一体”的,
它体现在物理形态的器物层面,
体现在实践与交往的身体层面,
体现在伦理与规范的制度层面,
体现在审美与气质的精神层面。
黄越,《乱云飞渡》,水墨纸本,136 x 68 cm,2015
于是,在当代语境下,
传统所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转换,如何再造?
对于艺术家而言,一方面需要不断向传统学习,
挖掘与发展传统中的精华,
尤其是对既有的视觉资源进行当代性的转译。
何剑,《放大的收音机》,纸本重彩,120 X 190cm,2015
另一方面,需要立足于时代与本土的文化语境,
让传统在新的叙事话语、审美体系、美术史的上下文中,
尤其是新的文化土壤中,绽放和生成新的价值。
傅仲超,《村落》,纸本,150 X 145 cm,2004
郝量,《潇湘八景—寰宇》,绢本水墨,387 × 184 cm,2016
李彤,《月影飘过》,水墨纸本,180 × 97 cm,2016
李志坚,《景致--白帝城》,纸本水墨设色,180 × 30cm × 3,2015
候薇薇,《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绢本水墨,110 x 80 cm,2014
黄冰逸,《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绢本水墨,110 x 80 cm,2014
肖旭,《梦壑》,纸本水墨,245 × 125cm,2016
查明,《新城》,纸本,180 × 97 cm,2015
韩奉军,《晨雾》,纸本水墨,138 × 34 cm,2012
赵波,《秋末暮时》,纸本,45 × 97 cm,2016
郝建涛,《生长No.12》,布面综合材料,100×100cm,2016
第三单元“现实关切”
现实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一直是中国文艺创作的主导方向与重要原则。
张杰,《造城》,油画,200×160 cm,2014
陈树中,《野草滩,端午粽香》,布面油彩,200 × 250 cm,2013
譬如“伤痕”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
“乡土绘画”的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景观现实主义,
以及2000年以来,
以日常、微观、身份、阶层为主题的“新现实主义”倾向。
侯宝川,《天路—急转弯No.3》,油画,160 x 130cm,2012
在此次展览中,
既有关注时代发展与社会变迁的作品,
也有对西南的地缘特点与生存经验的表现,
特别是有部分艺术家从微观、日常、碎片化的角度切入,
呈现了现实丰富且多样的肌理。
陈安健,《茶馆系列—温水瓶》,布面油画,161 × 117.5 cm,2013
当然,现实主义的背后也蕴涵不同的艺术诉求
——有的基于国家叙事,弘扬主旋律;
有的强调新历史主义的视野,挖掘作品的历史与精神深度;
有的强调个人化的视角,有浓郁的人文情怀。
尽管各有侧重,但作品的内核
仍然是呈现当代的人文精神与艺术品格。
朱毅勇,《凝固的记忆 No.5》,布面油画,152×126.5 cm,2005
忻海洲,《轻轨里1》,布面丙烯,200 × 125 cm,2014-2015
郭晋,《树上之一》,布上油画,200 × 200 cm,2010
陈颖,《蜉蝣》,布面油画,180 × 150 cm,2015
张斌,《大坝》,油画,200 × 180 cm,2010
毛艳阳,《当风吹过无尽的旷野》,布面丙烯,300 × 200 cm,2016
马文婷,《断层》,布面油画,200 × 280 cm,2016
黄永符,《映像。2014》,布面油画,145 × 145 cm,2014
谢宏声,《蘑菇云》,布面油画,100 × 70 cm,2015
李占洋,《南山饭庄》,玻璃钢,250×160×150cm,2006
彭汉钦,《六岁那年》,树脂着色,190×40×35cm×2,2014
第四单元“语言之思”
任何艺术风格、流派、思潮、形态,
均建立在艺术语言之上。语言既是工具,
也可以发展成为一套话语系统。
迄今为止,中国艺术界大致有四种主要的语言体系。
一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
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以及写实系统引进之后所产生的影响。
康宁,《天马行空之八》,木刻原版,66 × 26 cm,2007
第二种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艺术界对西方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的借鉴与学习。
钟长清,《最后的三峡之一》,木版,65 × 50 cm,2001
第三种是由于美术学院的存在,
长期以来,会形成学院自身的风格、范式、审美趣味;
第四种是中国传统绘画与视觉表达所形成的语言习惯。
邹昌义,《好山好水》,黑白木刻凸版,71 × 60 cm,2010
就今天美术学院的发展而言,
在全球化、当代文化的语境中,
尤其是处在一个“艺术史终结”的时代,
其功能与使命也在发生变化。
邵常毅,《雨》,平板版,30 × 45cm,2016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后学院”的时代。
就语言的建构来说,“后学院”的使命,
在于能将既有的视觉知识、语言表达、创作范式传授给学生,
也能将从古典到现代阶段的精华结晶化、课程化,
使其形成谱系,构建一个完整的语言——修辞系统。
李仲,《都市.行走No.5》,木版,70 × 60 cm,2008
学院不应成为保守的代名词,相反应与时俱进。
在本单元中,艺术家们对语言的驾驭,
以及在方法论的意识上都十分多元,
有的强调语言自身的内在轨迹,有的主张回归传统;
有的致力于当代性的转换,
有的则利用新媒介、新技术丰富语言的表现力。
梁益君,《桃园日记之二》,丝网版画,50 × 50 cm,2016
语言的“再编码”
及其对本土艺术史上下关系的强调
已成为艺术家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韦嘉,《鸟语》,石版画,65 × 51 cm,2001
李川,《遥远的爱情》,石版,90.5 × 68.5 cm,2015
金川,《巡》,丝网版,97.5 × 70 cm,2014
金洪钢,《水平放置的头部》,黑白木刻,81 ×120 cm,2009
杨湧,《复制时代的机械艺术2》,木版+数码版+丝网版,184×123cm,2015
付继红,《移动的风景》,油印套色木刻,36 × 116 cm,2016
牟学谦,《繁笼之三》,平版版画,50 × 75 cm,2007
臧亮,《城市进行时》,黑白木刻,150 × 90 cm,2009
董建华,《边城五月之一》,木板,61.5 × 76.5 cm,2010
叶永青,《花·鸟》,布面丙烯,300×200cm,2010年
杨述,《无题No.1》,数码喷绘/丙烯/油画,100×80cm,2014
朱小禾,《细枝末节的土地》,油彩/丙烯,170×130cm,2008
第五单元“图像叙事”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中国当代绘画就面临“图像转向”的问题。
由于互联网、信息技术、公共传播系统的高速发展,
以及后工业时代文化产业的繁荣,
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视觉——图像系统。
庞茂琨,《镜花缘之二》,布面油画, 160cmx120cm,2014
今天,西方的一些理论家喜欢用“图像时代”、
“景观社会”、“仿真世界”这样的术语
来概括建立在视觉图像基础上的信息时代。
实际上,图像对绘画的冲击,
不仅会颠覆现代主义以来绘画艺术所捍卫的精英性、原创性,
而且会打破艺术与现实的边界,
改变人们对绘画的观看——审美习惯。
陈卫闽,《秋》,布面丙稀,100 × 80 cm,2015
叙事性来说,传统的绘画
更着重作品的主题性、场景性、文学性,
而图像时代的绘画,则以图像为中心
——图像作为叙事的方式,也是意义的来源。
钟飙,《一切早已存在,只有经过时显形》,布面丙稀,400 × 1200 cm,2012
一方面,艺术家重视图像与现实的关联,
挖掘其负载的各种信息;
另一方面,注重对图像的“再编码”,
使其在新的视觉结构与图像修辞中生成新的意义。
张奇开,《吃空气》,布面油画,160 × 130 cm,20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张晓刚,
以及更为年轻一代的艺术家
如忻海洲、钟飙、俸正杰、陈文波、郭晋等,
推动了当代绘画的图像转向,
使其向平面化、图像化、符号化方向发展,
在当时的艺术史情景中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
刘虹,《自语》,布面油画,130 × 130 cm,1995
当然,一旦图像成为中心,
占据了画面,必然会遭到绘画性的反击。
而这一对矛盾从后现代艺术以来,
就始终是艺术家们纠结的问题。
换言之,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是,
在图像时代,绘画会终结吗?
熊莉钧,《恍惚一夏》,布面油画,160 × 200 cm,2014
罗丹,《摇滚狂潮之一》,布面油画,200 × 160 cm,2015
朱海,《灰色记忆 6》,180×150 cm,布面丙烯,2006
刘晓曦,《南朝惊梦-柳枝摇金又春晖》,布上油画,200 × 130 cm,2015
韦嘉,《迟年急景2》,布面丙烯,180 × 250 cm,2017
厉宏伟,《消失的记忆》,布面丙烯,145 × 115 cm,2013
刘岩,《无题2014系列》,布面丙烯、胶带,300 × 400 cm,2014
刘玉洁,《曲面》,布面油画,150 × 400 cm,2015
谭璜,《装了框的黑色卡纸 系列之一》,综合材料,50 × 40 cm,2017
第六单元“实验之维”
西方现代艺术在杜尚之后,
至少面临两方面的挑战:
一方面是在不断追问“什么是艺术的本质”的过程中,
艺术最终走向了“反艺术”;
另一方面,除了涉及艺术本体,
杜尚及其追随者不断对既有的艺术制度提出质疑。
焦兴涛 ,《才子》,铜 ,1999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中国艺术界曾出现过前卫艺术的浪潮,
其重要的特征是追求美学前卫与社会学前卫。
就美学前卫这一脉,
必然会涉及语言、审美、创作观念上的变革。
曾途,《琴岛一日》,截图,25mins 影像,2009
与西方的艺术史逻辑不同,
“实验之维”并不追求极端的反叛,
相反,所呈现出的是“后学院”
时代艺术创作的开放性、多样性,尤其是跨学科的特征。
曾令香,《坐在民间》,玻璃钢,单件:75×75×200cm,组合:75×75×800cm,2016
譬如,就艺术本体与媒介范畴,
今天的艺术能否结合建筑、
装置、影像、行为、表演等语言方式,
发展成为综合性的艺术?就艺术的功能来说,
能否走出画室,离开美术馆,让艺术走向公共空间、走向社区,
成为一种新型的或具有交往性的艺术?
能否结合新的科技技术、生物技术,
拓展既有的形态边界,提供全新的艺术感知与接受方式。
李勇,《献给你最后虚荣的部分》,装置,2.3×1.2×0.6m,2012
新世纪以来,
四川美院不仅建立了新媒体艺术系、实验艺术教研室,
而且为青年艺术家搭建平台,
在教学与创作两个环节,都注重创造力的培养。
本次展览的作品不局限在单一的系科和媒介中,
希望较为全面地呈现近年来
四川美院那些富有创新与开拓精神的艺术实验。
李波,《屏幕时间》 ,绘画装置、影像,尺寸可变,2016
陶辉,《德黑兰的黄昏》,彩色有声单通道高清录像,4分11秒,2014年
杨北辰,《皮衣4号》,樟木、油彩、蜡,76×56.5×14.3 cm,2013
唐勇,《平衡》,树、工业纤维、黑线、树脂、互动设备,长2.4米、宽4.2米、高3.6米,2016
郭鸿蔚,《收集者—石No.11》,纸上水彩,150×200cm,2012
张增增、季平,《无形之形》,材质不明,尺寸可变
郑菁,《从白到另一种黑》,单通道数字录像(彩色,有声),1:48‘15“,2013
张翔,《世界》,藤椅,200×200×70 cm,2014
葛平伟,《.结.之十四》,尺寸不定,木,2014
陆云霞,《容》,柏木,430×17×17 cm
应平,《铁锤》,铁、木头,35cm,2014
第七单元“意象生成”
在中国古典美学范畴,
“象”既指自然的物理形态,
也包含着对时空、万物的抽象认识。
而“意”更为强调的是审美主体的才情与修养。
张杰,《绿色印记 之九》,油画,150×130 cm
魏晋以降,“意”与“象”的结合,
逐渐使其成为中国人以“感物”为起点,
以“游心”为过程、以“悟道”为目的的美学主张。
强调“生成”,实质是讨论“意象”在当代文化
——审美领域的转化、升华,言说其负载的新的价值。
李强,《女孩与狗》,纸上色粉,78 × 110 cm,2009
在本单元的作品中,
既有对“有意味的形式”的表现,也有东方化的审美追求。
有的作品虽然保留了具象的特征,
但更强调画面整体氛围的营建;
有的尽管在构图、形式、表现语言方面
沿袭了西方现代油画的传统,
作品中的审美意识、文化趣味却是东方化的;
有的则从中国传统水墨,尤其是文人画中寻求滋养,
追求空灵、诗性,以及悠远的审美意味。
翁凯旋,《江南春雪系列之一》,布面油画,180 × 170 cm,2015
在四川美院的创作脉络中,
“意象”并不仅仅限囿于语言的诗性转换,
以及审美气质向传统美学的回归,
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乡土绘画”的转变中,
由地域性与“少数民族题材”所挖掘出的自然意识与生命意识,
亦即是说,在那些自然的景观背后,
蕴涵着西南的人们对待自然、对待生命的认知方式。
鲁邦林,《花No.6》,布面油画,60 × 80 cm,2015
侯宝川,《融雪系列 2016 No.3》,布面油画,200 × 200 cm,2016
杨劲松,《南海之一》,布面油画,180 × 130 cm,2016
冯斌,《2016-14》,综合材料,140×180 cm,2016
庹光焰,《靡夜二》,布面丙烯,145 × 100 cm,2013
王朝刚,《荼蘼 No.1》,布面油画,120 × 110 cm,2016
曹敬平,《香山秋晚》,布面油画,90 × 150 cm,2014
杨勋,《石头记》,布面油画,200 × 300 cm,2012-2015
彭成,《山城小景 1》,纸本水彩,65 × 50 cm,2015
魏捍红,《花语No.5》,布面丙烯,150 × 150 cm,2014
黄凌,《无名的忆景》,布面丙烯,100 × 130 cm,2016
张思林,《叠加的风景》,纸本水彩,145 × 80 cm,2016
第八单元“历史回望”
本单元集中展示的是四川美院老一辈艺术家的作品。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众所周知,
四川美术学院的1977、78级,以及80年代的学子,
不仅创作出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一批划时代的作品,
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引领了艺术发展的潮流,
使四川美院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版图中的重镇。
刘艺斯,《南瓜》,布面油画,85cm×114cm,1950
一方面,这批艺术家在中国艺术界
取得辉煌的成绩离不开历史与时代赋予的机遇,
另一方面,也与老一辈艺术家的教育理念,
以及四川美院开放的学术氛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李有行,《云涌高原》,水彩,23cm×62cm,20世纪50年代
在老一辈的艺术家中,有许多优秀的艺术教育家,
他们知识渊博、胸怀宽广,言传身教,孜孜不倦,
尤其是在“创作带动教学”的理念下,
一批批优秀的学子崭露头角,赢得了美术界的瞩目。
冯建吴,《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殊》,国画,176cm×75cm,1965
教学之余,
老一辈的艺术家同样积极从事创作,
创造了许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品。
事实上,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修养与情怀,
不仅对学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教学理念与艺术思想,
对后来四川美院教学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李少言,《当和平解放西藏的喜讯传到康藏高原的时候》,木版画,32.3cm×49.7cm,1952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通过这个展览单元,我们不仅可以回望历史,
领略到艺术谱系的魅力,而且能更全面、更深入地
感受到四川美院的学院精神与内在力量。
吴凡,《蒲公英》, 版画,57.8×35.8cm,1959年
夏培耀,《扩建中的502电厂》,布面油画,46 cm×71cm,1962
伍明万,《养猪妇》,青铜,19cm×21cm×72cm,1963
刘国枢,《修筑川藏公路》,布面油画,130cm×260cm,1977
徐匡 ,《草地诗篇》,木版画,73cm×103cm,1975
江碧波,《飞夺泸定桥》,版画,70.5×99.5cm,1977年,中国美术馆藏
魏传义,《伐木工》,油画 蔴布,47.7×34.7cm,1979年,中国美术馆藏
阿鸽,《鸽子》,黑白木刻,82X50cm,1984年
杜永樵,《千秋岁月》,油画,98×179cm,1985年,中国美术馆藏
叶毓山,《八仙之汉钟离》,青铜,60×40×154cm,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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