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伍中信,男,1984年—1988年在安徽财贸学院会计系商业会计专业学习。现为湖南大学会计学首席博士生导师、我国第一位财务学博士后,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我与安财相识于30多年前,那个邮件车马都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人的时代。那时候,我和安财都属于彼此一生中的“青葱岁月”;那时候,临开学搭火车从衡阳到蚌埠走了3天之久,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离家那样远;那时候,我开始知道什么是老家和老乡,什么是学术和自由,什么是青春和理想。
回首30余年,安财于我是一个充满自由的“国度”,是最适合我的大学。陈寅恪先生20世纪20年代就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好的大学需要培养独立和自由的人格,这样大学生才会有大智慧和创造力。亚里士多德说过这一“创造力”取决于三个因素:惊异(好奇心)、自由(身体和心灵的自由)和闲暇(时间),私以为安财在当时就已经具备。
安财的课堂较为轻松,我不喜欢听按部就班的课,凡是讲得跟书本差不多的课都不喜欢听。蔡咏老师是我会计学启蒙老师,记得我《会计学原理》考试100分,蔡咏老师都不怎么扣我的平时分,给了我总分98分。大二时,我跟蔡老师说我想考研,他就把我带到家里拿卷子给我看,说只要你得90分就可以考了。这种鼓励是无形的。但凡上得好的课,哪怕不是我们班的、甚至不是我们系的课,我都跑过去蹭。记得计统系的一位老师上《系统工程》和《运筹学》,让我受益匪浅,它后来还成为我逻辑思维、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学识来源,甚至为指导安排日常生活的先后次序以及提高工作效率产生了极为重要的铺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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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财的学术氛围浓厚,学校经常请名家来校讲学。记得1988年我大学毕业,正好是学校会计学第一届硕士毕业,学校请了非常著名的葛家澍教授、裘宗舜教授、王文彬教授,大学生能见到这么大腕级人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再一个尤为重要的,就是学校的知名教授亲自给我们上课。周舜臣教授、李孝林教授、李凤鸣教授都直接给我们讲课,我听得如沐春风。梅贻琦先生曾说,“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安财这些大师的人格魅力会在无形中渗透到教学活动中,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从而给学生带来心灵上的震撼。
安财的业余时间丰富,足够我追求爱好,广泛涉猎。我自幼爱习书法,安徽又是文房四宝之乡,书法底蕴深厚,同年级的很多安徽籍同学喜欢练书法,我个人更爱草书,时常与他们互相交流。至于诗词,最爱宋代的“长短句”。比起整齐划一的律诗,我更喜欢长短错落自带节奏的律动,以至于一看到长短不一的句子分行排列开来,心中就会荡起一种好听的音符,至于写的什么以及能否看懂已在其次。大三开始自己接触围棋,如痴似醉,花了大量的时间看围棋书、打谱以及和同学交流,也跟隔壁班级搞擂台赛。我属于“长考型”的那种,有时下一盘棋长达7个小时,以致影响到了大四的考研准备。除书法、围棋,唱歌也是我一直执着追求的,为此我还买了一台收录机,一边学英语一边听音乐,这在当时算是条件好的了。那时齐秦、程琳的歌弥漫了整个校园,我很喜欢唱歌,但不太会识谱,是跟着磁盘学的那种,一旦与乐队合作就变得非常尴尬。除了基本课程,我的业余时间基本用在提高素质上,沉迷图书馆,把求知欲用到了极致。我和女朋友的书包应该是当时图书馆三对“情侣书包”中的一对,成为图书馆的一大景观。我经常为抢占学校每一个文化讲座的座位而“奋不顾身”,以至于把大姐从云南寄给我的最值钱的手表挤丢在抢座大潮中。
也是在安财,我在青春懵懂的年纪里遇到了一生只爱的那一人,她如我母亲一样,是个极为善良和勤劳的人。大学期间,我的性格依然过于内向,按同班的女生说法,伍中信很“内秀”。而她开朗外向,于我就如同冬日里的暖阳一般。大学是锻炼我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培养我各种社交能力的重要舞台,而女友在此担任的角色极为重要,很多事情,一个人缺乏胆量,两个人结伴就信心百倍。我们总是一起结伴学习,结伴去拜访导师,结伴参加各项体育活动。在这系列的“结伴”中她给了我诸多的帮助和陪伴,起到了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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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大学时期的理想,我还记得1985年春节我大一回家过年时,长姐问了我长大以来最严肃的问题:“你的理想是什么?”我竟然毫不犹豫的头一扬答道:做一个诗人!那时的商品经济已经开始萌动,我学的又正好是商业会计专业,姐姐在云南做生意,多希望弟弟以后能帮她一把,没想到我的理想与她的愿望大相径庭。她听后异常失落,不解地叨叨:一个学会计的,怎么会想去当个诗人?我自己也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脱口回答大姐的严肃问题,也许是她问得太突然了,也许就是不经意间透露了我的“初心”。
我的确写过不少“诗”,也经常跟女朋友反复切磋。我一写出来,她往往就是第一个读者,甚至就可能是写给她的。现在看来,那些诗大多仅仅发表在她的课桌或者书包里,最后就收藏在我们共同的日记里。那时任母校第一任龙湖诗社社长的葛长银,高我们两届,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也是蚌埠市的作协会员。我和女朋友都是他的“粉丝”,把他发表在校报上一首“给南方的小表妹”抄在我们共同的日记本上。葛长银师兄经常和他的社员在宿舍开诗会,他没有邀我参加,我也不刻意追求,就这样我们相安无事。我从未在龙湖诗社的刊物上发表过作品,连个社员都不是,只是自鸣得意地写着自己的诗。这该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诗人相轻”吧?大学毕业后,我们不明不白地踏进社会,摸爬滚打,酸甜苦辣,诗人梦想早已抛在脑后,过着现实的会计人生涯,诗意生活离我甚远。直到年过五十,随着阅历的加深、领悟的变化以及时间的调配,加上与书法、国学的汇合,又开始“回归”到写诗行列,成为“自由诗人”,也没有刻意去投稿或试图想发表一首诗。回头看看以前写的诗,竟然都似有无病之呻吟、为赋新诗强说愁,也难怪了师兄没有把我当成诗社会员。虽然做不了诗人,但一定可以诗意地生活!这也许正是我追求“诗”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安财的人文的、学术的、宽容的教育环境,给了我惊异、自由和闲暇的三维空间,而这些正是年轻人从求知识走向“智慧”之门的最佳捷径。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乃至学术观。在我走出校门以后,没有经过硕士阶段,而选择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在1995年考博士前就已经发表40篇论文,这无疑得益于我在安财的学业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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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人、为官,讲究人人平等,既不阿谀奉承也不趾高气扬。为学致力“产权”,从会计学角度维护产权的公平正义。我的人生崇尚三个自由(身体自由、财务自由、心灵自由)。按照产权经济学开山大师科斯教授的观点,企业、市场、政府三者均会产生交易费用,而最佳配置是在三者均衡的某个点上。我给自己的生活也作了一个配置:从政、从商、从学,三者兼而得之,活在人生幸福的均衡点上。我曾经有专门从政和专门从商的机会,而且是很不错的机会,但都放弃了。
有人说我是产权会计学派的奠基人,但更应该说,产权是人类会计产生的基石和根源。会计为产权而生,为产权而死。会计职能是核算和监督,其中核算是界定产权,监督是保护产权。会计的天职就是界定产权和保护产权,会计肩负着为社会经济秩序和人类公平正义的神圣使命,我们每一个会计学人责无旁贷!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谨以此,献给母校建校60周年,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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