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民居是徽州文化的结晶？

　　近读王仲奋先生于7月11日和8月8日发表在《建筑时报·中国建筑文化》上的《东阳建筑文化在皖南》一文。这篇文章的最后结论是“东阳周边各县至整个浙西及邻近江西婺源、皖南徽州等地的古村落建筑都是东阳师傅或落户于当地的后代及徒弟，按东阳民居建筑的规制模式和手法建造的。所以他们同属东阳民居建筑体系。”还说“徽州民居”“不具有本土特有的风格，而是由东阳移植来的。称之为‘徽州木雕’、‘徽派建筑’、‘中国徽派建筑’者更是离奇。因为中国历史上只有‘徽商’、‘徽墨’、‘徽砚’、‘徽菜’、‘徽班（戏班）进京’之说，从来没有什么‘徽派建筑’、‘徽州木雕’之说。这就说明他们在历史上无根可寻。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对此，笔者实在不敢苟同。特提出几点意见，与王仲奋先生商榷。

    一、徽州不具备形成独特风格建筑体系的条件吗？

    王先生说形成独特风格建筑体系至少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必须有强大的财力；二应有发展的历史进程；三必须有一支阵营强大技艺高超的建筑队伍。徽州只具备条件之一，即徽商具有强大的财力，其余二个条件均不具备”。

    此言近乎武断。大家知道，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是一定历史文化时期的产物。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建筑。“徽州文化”包括“新安理学”、“新安朴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新安版画”、“徽州刻书”、“徽派建筑”、“徽派园林”、“徽派盆景”、“徽州雕刻”、“敦煌”并列的“三大显学”之一，涌现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并在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医药、军事、体育、宗教等众多领域都有卓越贡献，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资料载：从唐武德五年（662）进士开科到清绪三十一年（1905）废止科考的1333年间，共科考750余次。据不完全统计，徽州有文科进士2044人，武科进士142人。另据《明清进士名碑索引》统计，从清顺治二年（1646）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257年间，共殿试112科、状元114人（因头2科殿试状元取满族、汉族各1人，故多2人），其中江苏49人，浙江20人，安徽9人。江苏以苏州府为最，计24人。可苏州府除去外地寄藉状元，实际只有18人。而徽州府本土加侨居外地的寄藉状元则有19人，徽州仍为第一状元府。其中休宁县有14人，享有“全国第一状元县”之美誉。有名人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宋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史是由朱熹、戴震、胡适3个徽州人创造的”。（见《2003中国黄山人文旅游发展论坛专辑》31页。）盖因徽州是“程朱阙里”，有“东南邹鲁”之谓，有着一贯崇儒、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人才培养的优良传统，并有“徽商”这个强大经济基础作后盾，加上徽州灵秀山川自然美的薰陶以及自小养成的吃苦耐劳“徽驼骆”精神，必然“深山大泽，自生龙蛇”、“藏龙卧虎”，“人才辈出”。并且什么人才都有，这是其一。

    其二，徽州地处万山之中，盛产竹木柴草和花岗石、石灰石以及近百种成份各异的土壤，还盛产银杏、枫香、香樟等名贵木材和龙尾石、黟县青等优质矿石。有柴草和土壤就可以烧制不同硬度和颜色的砖和瓦。此外“徽商”还从外地购进汉白玉、大理石等名贵石料供建筑使用，这就为“徽州建筑”、“徽州雕刻”、“徽墨”、“歙砚”、“徽州版画”、“徽州刻书”等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而可靠的物质保证。

    其三，儒雅的“徽商”落叶归根后，凭借雄厚的经济势力，有条件大兴土木报效桑梓。

    其四，“徽商”崛起于宋，鼎盛于明清，灭亡于解放后（改革开放后崛起的所谓“徽商”实为“皖商”，与建国前古徽州的“徽商”，完全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历代徽州的文人雅士和匠人跟随“徽商”和朝廷命官，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这就为他们不断地汲纳外地文化精华，包括建筑技艺等，提供了有利条件。“徽州建筑”、“徽州雕刻”，就是在长期不断地博取众长的基础上打造出来的。“徽州建筑”、“徽州雕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独领风骚、独树一帜的中国民间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其实整个“徽州文化”都是在长期不断地博取众长的基础上，精心打造出来的。所以古老美丽富饶的徽州1府6县（即歙、黟、休宁、祁门、绩溪、婺源），留下大量由文人雅士精心设计和匠师精心建造的精美古建筑就不足为奇。尤其是被誉为“古徽三绝”的祠堂、民宅、牌坊，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风格独特，文化内涵博大精深，从而代表了中国民间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是理所当然的。“徽州建筑”与“徽商”的历史是同步的，即使“徽商”被消灭以后，“徽州建筑”技艺也没有一同消亡，而是传承了下来用于修缮文物古建筑。这就是“徽州建筑”发展之“历史进程”。

    王先生所言的“三个条件”，古老徽州不仅一应俱全，而且还多了一个“人才辈出”的条件。须知“人才辈出”才是决定一切事物向前发展的最重要条件。没有“人才辈出”，不仅经济不能发展，而且文化艺术包括各种技艺等，也都发展不起来。一幢建筑从筹划选址到设计预算，从选材到施工，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业主的文化素养和他的财力，而不是匠人的技艺。当然匠人的技艺也很重要，但起不了主导作用。

    就以王先生文中列举的东阳匠人建造的红顶“徽商”胡雪岩的故居杭州“胡庆余堂”为例，从筹划到设计、从预算到施工组织方案的拟定，必有一帮阅历丰富学问高深的文人充当参谋，待到满足“徽商”生活起居习俗需要和精神追求、胡雪岩拍板定案后，东阳匠人只是按图施工而已。所以，“胡雪岩故居”仍属“徽州民居”而非“东阳民居”。诚如全国各地的外国教学一样，虽然系中国匠人所建，但他们依然是“外国风格”的“洋建筑”，而非“中国建筑”，这是同一个道理。

    二、徽州不存在阵营强大技艺高超的建筑队伍吗？

    已故同济大学教授、我国著名的园林专家陈从周在《园林谈丛》一书中有云：“明代中叶以后，扬州的商人以徽商居多……随着徽商的到来，又来了徽州的匠师，使徽州的建筑手法融于扬州的建筑艺术中”。《扬州画舫录》载：“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梦星）筱园及郑氏（侠如）休园为最盛”。马氏、程氏、郑氏三大家族均系侨居扬州的徽商。扬州著名的园林多达70-80处，其中有50多处是徽州人所建。除上述3处园林外，还有“寿芝园（个园前身）”、“百尺梧桐阁”、“约园”、“秋声馆”、“寄啸山庄”、“片石山房”、“逸圃”等。园林离不开建筑，所以陈从周先生在《园林谈丛》又说道：“扬州园林受徽州派影响大”。

    著名的“曲阜孔庙”大殿的“龙雕石柱”，就是徽州匠人所雕刻。还有安徽“凤阳中都城”和北京的“故宫”与众多“王府”的一些建筑及雕刻，也是出自徽州匠人之手。这些都是“徽派建筑”、“徽派园林”、“徽派雕刻”存在的佐证，也是徽州阵营强大技艺高超的“建筑队伍”存在的佐证。

    再以“徽州民居甲天下，呈坎民居甲徽州”的千年文化古村呈坎为例。呈坎《罗氏族谱》就有17世祖罗慧师造“扬州桥”并于“洪武年间，生父礼和在金陵造通政师廊房程限扎严服至疾，竭资奔赴代峻其工，奉旨迎奉返里，远近皆称‘父忠子孝’”之记载。可见罗礼和、罗慧师父子早在明代初期，手下就有一支强大的建筑队伍。

    三、徽州乃至整个皖南民居都是按东阳民居建筑规制模式和手法建造的吗？

    徽州1府6县的古建筑，统称“徽派建筑”、“徽州建筑”或统曰“徽州民居”，实际上各县乃至各村落由于经济、文化、地理条件不尽相同，因而流派纷呈，并各有区别。如千年文化古村呈坎，其建筑风格就有别于其他地方，就是一个独立的流派。据调查，呈坎解放初期，有明代公建30处（其中有庞大的建筑群）、民宅43处（其中有多处是豪宅，并有被誉为“古代高楼大厦”三层楼22幢35进，现存7幢13进），因而呈坎享有“明代建筑博物馆”之誉。此外，呈坎还有清代建筑300多幢。民宅全部是二、三层楼，很少平房，二层民宅外墙高达8—11米，三层楼民宅和大型公建的外墙则更是高达12-15米甚至更高。楼梯形式也多种多样，还有独木旋转楼梯2处。两院院士、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原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1995年考察呈坎看到许多高大雄伟三层楼时曾动情地说：“过去听说过徽州民居，但数量这么多，品位这么高，文化内涵这么丰富，据我所知，无出其右”。呈坎民居还被誉为“古代消防博物馆”，其特点是高筑墙、高开窗、深挖天井（即四水归堂的厅堂院落挖到地表水深50-100公分，所以才叫天井而明显有别于东阳的厅堂院落。出于安全考虑，后人把天井填埋了，以后也不再深挖了。但在呈坎“罗长铭故居”和“潜口民宅”博物馆“司柬第”等建筑中还能见到这种天井的原型）并对屋顶、楼板、地面、门、窗进行防火处理，尽量使木结构不外露，既防火又防盗；既反映了“徽商”有财不露的理念，又充分展现了“徽商”的聪明才智。
    再有被誉为“江南第一祠”的“国保单位”“罗东舒祠”，占地5亩，建筑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仿“孔庙”规制，4进4院，轴线对称，一进比一进高，后进外墙高达16米以上，后寝11开间，还有彩绘画、透雕，第三院落享堂前有“露台”，两庑前有20块“夔龙戏灵芝”石雕栏板。我国著名古建专家郑孝燮评价道：“非常雄伟有气魄，造型比例好极了，是当之无愧的国宝。”主持东舒祠续建工程的不是别人，而是明隆庆进士、右佥都御使、祖籍呈坎的罗应鹤。所以，呈坎古建筑不可能是东阳匠人所建，并至今没有听讲哪幢建筑是东阳匠人所为。

    再以拥有“国保单位”“棠樾牌坊群”的棠樾古村为例。“棠樾牌坊群”有明清牌坊7座，其中3座清代牌坊是乾隆年间所建。幼读诗书的鲍志道总揽两淮盐务，久客扬州，在扬州城西筑有“鲍家西园”，内有濯清堂、觞泳楼、水明楼、指柳亭等胜景，对园林情有独钟。后返里建宗祠牌坊，在设计建造过程中，曾请扬州匠人来指导。要说呈坎、棠樾民居受扬州建筑影响较大，还符合逻辑。要说呈坎、堂樾民居受东阳建筑影响较大，甚至说都是按“东阳民居建筑规制模式和手法建造的”，那就不符合逻辑了。

    同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歙县古城的“国宝单位”“许国石坊”，是我国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它那井字形造型无论如何也不是按照东阳的什么模式建造的。“许国石坊”是明代三朝元老许国大学士，因受皇帝恩宠，奉旨返里，为自己建造的纪念性建筑。

    又如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皖南泾县民居，一反“徽州民居”天井院落呈纵向布局模式，而将厅堂院落改为呈横向布局模式，外墙用当地特产的“花砖”砌成，根本不抹石灰，也与“徽州民居”明显有别，这能说泾县民居是“按东阳民居规制模式建造”的吗？因此，说“徽州及至整个皖南民居都是按东阳民居建筑规制模式和手法建造的”，就显得比较武断，而且，对历史的真实进行不合逻辑的推断，这在学术研究上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