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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的革命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是以两个艺术家的作品为代表的:美国人戴维·史密斯(David Smith)和英国人安东尼·卡罗(Anthony Caro),他们也成为通向极少主义的重要连结点。戴维·史密斯生于1906年,20年代中期移居纽约并当了画家。他早年曾与德库宁(William De Kooning)有来往,因此他的发展与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有相同之处。30年代初,他放弃绘画开始创作雕塑。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多大的转变,因为在他看来,除了空间维度这一因素外,绘画和雕塑从来都不是分离的。作品‖哈德逊河风景‖(图1)像是用金属做的线描,尽管雕塑是以二维平面构成的,但透过镂空的空间看那自然的风景时,作品便带出了无穷的深度和色彩的运动。这段时期戴维·史密斯创作的一系列东西都与风景相关(图2,图3),这批作品大大打破了传统雕塑的规矩,其镂空的开放性预示着新的发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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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史密斯最重要的技巧是焊接(图4),这来自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20年代中期他曾在印第安那州南湾的一家工厂工作,掌握了相当丰富的焊接经验;二次大战期间,他还在申尼克塔底的美国机车公司重操旧业。另一个原因是他对毕加索和朱利·冈查列兹的焊接雕塑十分仰慕(图5)。与之不同的是,自50年代以来,戴维·史密斯在风格和处理上都更加带有工业色彩,工业技术为他提供了具有独特个性的语言。在1952-53年创作的‖战车图腾‖和‖罗马大将阿古利可拉‖系列作品中,他开始使用现成的工业部件。他发现通过使用工业部件,可以轻易而迅速地创作大型雕塑。1962年史密斯应意大利安布利亚的斯波列托艺术节组委会的邀请,在罗马住了一个月。在一间由旧工厂改成的工作室里,他在三十天内创作了二十六件雕塑,而且其中许多都是大型作品。在最后一个阶段的创作中,史密斯的风格越来越抽象。在一系列大型作品‖zig‖和‖立方体‖(图6、图7)中,艺术家运用立方体和圆柱体来改造建筑般具有观念性的宏大作品。此外,史密斯还十分注重雕塑表面的光泽效果,时而采用抛光的不锈钢,时而选择磨得有些发毛的材料;有时给作品着色,有时只是略施一层清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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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卡罗被称作史密斯的继承人。1959年卡罗在访问美国期间结识了肯尼思·诺兰(Kenneth Noland)、莫里斯·路易斯和雕塑家戴维·史密斯,这种接触成为一种催化剂,促使他在他的艺术创作中做出决定性的重大转变。"我意识到抛弃历史并不会有什么损失……美国人让我看到没有障碍和规矩……当了解到雕塑或绘画的唯一限制是,是否它实现了自己的意图,而不是是否它是'艺术'时,你会感到极大的自由。"他认为自己在60年代作品的变化是他"努力消除与石膏和粘土相关的任何形式的作品"的结果。他开始用大梁和铁片创作。同时,他与史密斯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与史密斯的作品不同的是,卡罗的作品通常是平摊的,既占据空间,又占地面(图8)。雕塑的底座取消了,每件雕塑都占很大一块地盘,因而对观众而言比传统的雕塑更为直接。史密斯的雕塑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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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空旷之中,而卡罗则偏爱庭院空间。作品的尺度及其开放性将观众带入一个色彩与空间的世界。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涂成单一的色调,而且有意选择使人无法判断质感和轻重的颜色(图9)。卡罗认为自己上色时为了让作品看起来更直接:没有艺术的意图,没有思乡的情怀,没有与某物的明显可感的情感。在他的手里,坚硬的材料却有惊人的柔软之感。有人认为他的作品多少有些具象的意味,其匍匐的雕塑从某种角度看上去,就象是摩尔的巨大的女人体被剥了皮之后剩下的骨架。
卡罗还在圣马丁艺术学校任教,这对英国年轻一代的雕塑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些艺术家大部分是在1965年的"1965:新的一代"展览中崭露头角的,其中有英国极少主义雕塑家的杰出代表菲利普·金(Phillip King)和威廉·塔克(William Tu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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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东尼·卡罗一样,菲利普·金不满于50年代表达性和人像式的雕塑,与60年代的新美国绘画相呼应,他对自己的雕塑创作进行了变革性的实践。1960年他参观了德国的卡塞尔文献展,当时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展出的雕塑充满着一种战后情绪,一种扭曲了的情绪。……与美国绘画的对比是十分重要的,……美国的作品是充满希望和乐观的,大尺度而少内涵。"1962年,金开始用玻璃纤维或金属板制作彩色雕塑,并开始着手作一系列锥形雕塑。这段时期,金曾说他想做正规的结构,因为它可以表达能量和生命活力。"将锥形作为一种巨大而与大地紧紧相连的形状来使用,可以产生一种对扩张效果的最大挑战。"在‖然后鸟儿开始歌唱‖(图10)中,"外锥沉稳的宁静淹没在内锥内部充满动力的活力中",鲜艳的桔红与黑色之间的对比产生了一种颤动感,使内部产生活力。两个内部摇动歪斜的锥形产生的律动感也加强了这一效果。最里面的锥形实际上是歪斜放置的,另两个锥形则是通过开口的不平稳而产生歪斜感。两种色彩的对比给人产生一种有五个圆锥的印象。金的形状一眼看去如此简洁,但在脑海中的形象则富于内涵和感情的力量,十分简洁的几何形似乎被赋予了生命。
在材料的选择上,金更中意色彩鲜艳的玻璃钢。鲜艳的色彩生产动感可以强调形状的运动感,色彩与形式的相互影响使得作品充满活力。选择这样的材料,其中的含义十分有趣:塑料是人造的,可以使它具有任何性质,它可以染成任何颜色;它与强调"材料真实性"那个时代的木头和石头都大不相同;它也不带有工字钢和钢片的那种工业味,如果说塑料有什么含义的话,那就是意味着一种文化,一种其中的一切都可随意使用的文化,一种只是与展览活动相联系而不与永恒事物相关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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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作品的特点也反映出当时一部分艺术家的倾向,即这些人的雕塑作品几乎都是趴在地上的,作品放置在视平线以下。他的‖四部分的雕塑‖是四个大而洁白无暇的圆柱体边靠边地躺在地上。‖孟斐斯城‖(图11)也是如此。朝着这个方向更极端发展的是戴维·霍尔(David Hall)。他的雕塑是一些只有脚背高的金属板,作品*使人觉得另有一块地面悬浮在真正的地面之上,而其形状给人一种与房间的真实透视相冲突的透视感。
在美国也活跃着一批极少主义雕塑家。首先要提到的是当过建筑师的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他生于1912年,在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建筑设计所当过学徒。自1940年到1960年的二十年间,他积累了建筑方面的许多实践经验。直至1960年,他才真正开始他的雕塑生涯。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变,是因为他无法再忍受建筑的不纯粹,设计师总是在人们的使用和需要的压力下不断妥协而改变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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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认为他自己的雕塑"是连续性空间坐标的组成部分,在这空间坐标中,虚空与实体由同样的成分构成。由此观之,雕塑可以看作是原来连绵不绝空间的中断,你如果把空间看成是实体,雕塑作品就是实体中的虚空部分。而我希望它们又有形体又有外观存在。我并不把雕塑看成是其他物体中的一件物体;我把它看成是隔绝在自己环境之中的存在。"做建筑师的二十年生涯的痕迹,无疑会反映在他的雕塑作品中。这些作品常常是由长方形盒子拼在一起组成,有时候也使用各种各样的四面体(图12)。如‖游戏场‖(图13)的造型令人回响起泥砖墙砌的老式建筑。
托尼·史密斯的创作方式也是60年代以来艺术观念发生变革的结果。他有时并不事先构思作品,更不会设计模型,而是象波普艺术家那样,随意地以现成品作为灵感的来源,其目的恐怕是要清楚雕塑的表达性。例如,创作‖墨盒‖便是一次偶然。他在朋友家的书桌上看到一个索引卡盒子之后,盒子的形状就在他的脑中萦绕,于是史密斯第二天一早就打电话给朋友,询问盒子的尺寸。然后他把尺寸放大了五倍,画好图纸后拿到一家焊接公司让他们制造,作品就这样诞生了。
在强调材料、形式的单纯性上,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是最为充满Ji情的拥护者。他认为:"一个形状、一种体积、一种色彩和一个平面就是指它本身。我们不应该把它们表现为某个相当不同的整体的一个部分。形状和材料不应为内容的牵强附会所改变。一只箱子或排成一行的四只箱子,任何单个的物体或一个系列都有它们的安置顺序,都是一种排列,仅仅是顺序而已。这一系列是我的或是别人的,当然这不是指一些更大的秩序。一般说来,它与秩序或非秩序毫无关系。有秩序、无秩序都是事实。四个一组或六个一组不会改变镀锌的铁、钢或者任何其他制做箱子的材料。""物质就是单纯的物质,胶木、铝、硬硬的卷起来的钢材、树脂玻璃、红的和普通的铜等等,它们都是很特殊的。如果把它们直接拿来用,它们就更为特殊。它们通常是很积极的……大部分的新材料很难像画布接受油彩那样好接受,它们很难和另一种东西产生联系。""艺术是不涉及任何东西的……它是它自己。"贾德的代表作品的确体现了这一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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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则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选择了单纯、原本的形式。这里所说的自然除了指自然界/环境,还指事物原本的状态。虽然在贾德那里已经在强调事物的本身,但还是抓住人们的视线,而安德烈甚至要消除这种人为的引人注目。在材料的选择上,他避免使用光洁可人的材料,而是采用朴实的砖块、枕木、原色的铁板等,而且只保留其没有光泽和悦目的色彩的本色(图15)。起先他还对材料进行一些雕琢,到后来干脆连这一点点的修饰也放弃了。他所做的只是把材料摆成一定的形态。作品常常是铺在地面上,因为他说:"我喜欢的作品是这样的,它和你共处一室,但不来妨碍你,你想忽视它们就可以忽视它们。"(图16,图17)(注:笔者在参观蓬皮杜艺术中心时,走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浏览墙上悬挂的作品时,突然感到脚下似乎有金属,一看,才发觉自己已经站在了安德烈的作品上,就是著名的144块正方形铝片。)在‖木材‖中,他把枕木在树林里铺成一条线,就象进入树林的一条小路。艺术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人们很难觉察。安德烈认为他的作品的意义不超过一棵树,一块石头,一座山,一片海对于人们的意义。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象自然物一样存在,可以在自然的情况下自然地消逝。这种无为的思想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事实上他读过《道德经》,对于其"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思想十分推崇,还做过以"道"为题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