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教案：第五节 词汇的发展演变与词汇规范化

第五节 词汇的发展演变与词汇规范化

一、词汇发展演变的原因

语言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中的，这种动态运动既包括共时的使用中的变化，也包括历时的发展中的变化。在语言的动态运动中，词汇的变化是最敏感、最迅捷、最频繁的。

语言的发展演变，既有自身的内部规律和原因，也有语言外部的影响和制约。词汇的发展演变也一样。

（一）社会的发展促成词汇的发展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词汇更是如此，社会的任何变革、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会在词汇的变化中映射出来。甚至可以说，一个时期的词汇往往可以看作反映这一时期社会生活面貌的“晴雨表”。

1．社会制度的影响

每一种新制度的产生，都会伴随着各种新事物的产生；每一种旧制度的消亡，也伴随着一些旧事物的消失，这些变化就带来了新词的产生、旧词的消亡、词义的变化等等一系列的连锁反映。例如“奴隶”、“奴隶主”、“皇帝”、“嫔妃”、“佃户”、“姨太太”、“资本家”、“工会”、“党委”、“特区”、“独联体”、“联合国”等，这些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下形成的事物名称的兴衰存亡，是社会制度变革在词汇中的反映。

2．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科技水平的提高，各种新事物层出不穷，从而产生了相应的新词。例如“印刷”、“火药”、“汽船”、“钱庄”、“车间”、“火车”、“信用卡”、“电焊”、“按揭”、“VCD”、“克隆”、“因特网”等。这些词都是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应新事物的需要而产生的，没有新事物的出现，也就没有这些词的出现。

3．社会交流的推动

所谓的“社会交流”，有两种情况：一是指操不同语言的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如操汉语的汉民族与操别的语言的其他民族或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产生了外来词；一种是使用同一种共同语的社会中不同方言群体之间的交流，导致了对各种方言词和行业语的吸收。

任何一种语言，在与外族的社会交流中，都会受到外族语言的影响，吸收一定数量的外来词语，以丰富本族语言的词汇系统，增强自身语言的表达能力。在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就有几个较大规模地吸收外来词的时期。例如，中古汉语由于翻译佛经，从梵语中吸收了大批佛教词语，如“佛”、“罗汉”、“阎王”、“菩萨”、“执着”等。近现代中国派出了大量赴日留学生，也相应地吸收了许多日语汉字词。例如“干部”、“结构”、“主观”、“文化”、“手续”等，虽然这些词的表现形式源于汉语，有的是汉语中固有的，有的是日语中固有的，但或者其含义与汉语原词有了本质上的变化，或者根本就是适应新事物和新思想而产生的，因此，在当时都算做外来词。到了今天，我国的改革开放制度使国门敞开，国外大量的新事物、新思想涌入人们的生活，更是掀起了又一次吸收外来词的高潮，例如“迪斯科”、“卡拉OK”、“欧佩克（OPEC）”、“艾滋病”、“托福”、“伊妹儿”、“克隆”等等。这些外来词的产生，都来源于社会与社会之间的接触和交流。

社会内部的各个方言群体也会在接触和交流中对共同语造成影响。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哪种方言影响较大，取决于这个方言群体在这一阶段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比如，普通话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确立的，这与北方地区在历代政治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以来，粤方言中的一些词语一度成为时髦，甚至有相当数量的粤语外来词汇进入了普通话，例如“的士”、“作秀”、“派对”、“克力架”、“按揭”等，这与香港地区的经济发达和广东地区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是分不开的。

（二）人们认识的发展

语言是人类进行思维的工具，而人的思维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人的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化。这些都在语言中尤其是词汇中体现出来。

1．概念的变化

概念是科学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所认识的某一类客观对象的全部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一切复杂的关联。人们对某些概念的认识逐步深化或提高，直接导致了词或词义的变化。在客观事物早已存在的前提下，由于认识的提高，产生了一个新的概念，就会产生一个新词或新义，例如“病毒”、“抗体”、“原子”、“纳米”、“染色体”等等；抽象词语的产生也是由于思维能力的提高形成了新的概念，如“规律”、“世界观”、“觉悟”、“灵感”等等；如果人们对概念的认识从肤浅到深入，或从错误到科学，则会带来词义的发展。如对“太阳”词义的认识是从肤浅到深入的，对“闪电”、“心”等词义的认识就是从错误到科学的。

2．观念的变化

观念是指词所反映出来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感情态度。观念的变化可以带来旧词的消亡、新词的产生和词义的变化。比如，用以称呼妻子的“贱内”、“糟糠”等词反映出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随着男女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这些词已经不再使用了；从“老妈子——保姆——家政服务员”的变化中，也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一行当的歧视性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老板”这个词的感情色彩经过褒义——贬义——褒义的演变过程，也生动地反映了人们观念上的变化。有些词的词义并没有什么变动，但观念的变化却导致了词义的隐含意义的变化，如“离婚”这个词，在过去人们的观念中，是“谈虎色变”，颇受非议的，而随着开放意识和婚姻观念的变化，“离婚”的这些隐含意义已经逐渐淡化了。

（三）词汇发展的语言内部原因

词汇发展的语言内部原因，是指语言系统内部根据客观需要进行自我调整，从而带动了一部分词汇的发展变化。

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它的根本职能就在于顺利完成交际。当社会的发展对语言的交际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语言的交际能力又不能满足这种要求时，就阻碍了交际的顺利进行，这时，某个词汇要素就会发生变化，同时，这部分的变化又可能导致它与其余部分的平衡关系遭到破坏，于是，另一部分就会发生相应的连锁变化，从而在各部分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平衡关系。如，“江”最早的词义是特指“长江”，后来，词义扩大为“大河的统称”，这种变化带来的直接问题是，特指“长江”时该怎么称呼？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义项并存后，产生了后来的“长江”一词。而“江”扩大后的词义又通过与其相应的词素构成了更多的下位词“珠江”、“黑龙江”、“岷江”等等。词汇系统的这种自我调适能力，保证了词与词、词义与词义之间的协同关系使得词汇系统不会因一个要素的改变而瓦解，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和有序。矛盾的不断出现和不断解决，会推动词汇的不断发展。

语言内部的原因还包括书面语内容对词汇发展的影响。

语言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口语和书面语。文学作品，作为最直接的形式，不仅忠实记录着当时语言的面貌（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也因为修辞的需要或表达的独特给语言系统特别是词汇系统以影响。汉语中很多词语都是源于文学作品，例如，“风骚”一词就是由两部古代文学作品而来，“推敲”一词来源于贾岛的诗“僧敲月下门”的创作过程，更不用说像“望梅止渴”、“刻舟求剑”、“三十而立”、“叶公好龙”这样出自于各种典籍的成语了。现代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影响并进入词汇体系的词语，如鲁迅小说中的“阿Q”。因此，书面语作品对词汇的丰富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二、词汇发展演变的表现形式

（一）新词的产生

词汇作为发展过程中最为敏感的语言要素，不同于语音和语法注重形式的变化，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新要素，尤其是新词的大幅度增加上。

新词数量的持续增加是词汇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从《尔雅》到现在的《辞海》（修订本），一直到近几年才完成的《汉语大词典》的收词情况来看，《尔雅》收词只有3600条，《辞海》收词则有91706条，《汉语大词典》的收词则多达375000条，尽管《尔雅》的收词数量可能不是当时社会语言词汇的全貌，但是从这几个悬殊很大的数字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汉语词汇是极大地丰富发展了，词的数量已经成百倍地增多起来。

新词产生的途径是多方面，主要有新事物产生新造词、已有事物产生新词、词义演变产生新词、词组凝固成词或简缩成词、吸收其他语言或方言的词。

1．新事物产生新造词

任何新事物、新思潮的出现，都需要有与之相应的词来表达，一般情况下，这个词是以新的形式出现的，属于新造词。

（1）社会制度的变更会带来新词的出现

奴隶社会：隶、臣、妾、童、仆、民

封建社会：朕、宰相、庶民、衙门、太监、科举、状元

近现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洋务、学堂、鸦片、殖民地

社会主义阶段：计划经济、共产党、一国两制、精神文明

（2）社会的重大变动也会带来一批新词的出现

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最高指示、四旧、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串联、喷气式、白专

改革开放：特区、个体户、外企、融资、入关

（3）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科技水平的进步带来的新词

渔猎时代：网、弓、矢、鱼、兔、鹿、射、渔

畜牧时代：骥（千里马）、驽（劣马）、骁（良马）、驹（两岁马）

农业时代：黍、稻、麦、糜、麻、耕、犁、井、畴、丝

工业时代：螺丝、齿轮、机车、工人、银行、煤气、发动机

信息时代：电脑、上网、传呼、终端、磁盘、多媒体

（4）人们的思维能力的不断提高、思想意识的某些改变，带来了抽象词语的增加

例如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产生了“忠”、“义”、“仁”、“孝”、“礼”、“信”、“悌”、“慈”、“中庸”、“天时”、“地利”、“人和”等抽象词，受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产生了“民主”、“人文”、“平等”、“自由”等新的抽象词，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产生了“四项基本原则”、“公有制”、“马列主义”、“按劳分配”等新词。

2．已有事物产生新词

反映某种事物的概念已经存在，但反映这一概念的词却改换了形式，这就是概念换了名称。

有些词是内部调节过程中逐渐替换的，如“走”最初的意义是现在的“跑”，“跑”这个词产生以后，逐渐代替了“走”的概念。这样的词还有很多，如“冠——帽”、“舟——船”、“梁——桥”、“足——脚”、“口——嘴”等。

有的是出于避讳，如在唐代以前，“世”表示辈分的层次，“代”表示朝代的更替，但由于要避讳唐王李世民的名字，“世”的概念暂时被“代”取代，以后逐渐稳固下来，现在我们说“几代人”而不说“几世人”，但在某些合成词内部或固定结构中，还能看到“世”以前的意思，如“世家”、“四世同堂”、“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等。abc再如“筷子”在古代叫做“箸”，因为渔民们在出海打鱼时很忌讳它的谐音“住”（意味着抛锚），所以把“箸”称为“筷”，与“快”谐音，后来，“筷子”完全替代了“箸”。

有些新词则是由于观念和情感的变化。比如，过去一直称身体某些功能有缺陷的人为“残废”，但这个词中的词素“废”给人以“对社会无用，成为废人”的消极暗示和歧视的意味，不利于表现对这一群体平等相待的态度，因此后来逐渐用“残疾”或“残疾人”代替了“残废”这个词，其中的语素“疾”只说明身体有疾病，与当事人的社会价值、能力志向没有关系，一个词的改变，体现出了人们观念的进步。这样的词还有许多，如“首长”代替了“长官”、“厨师”代替了“厨子”、“饲养员”代替了“猪倌”、“邮递员”代替了“邮差”等等。目前，还有许多词正在向这一方向转化，如“傻子——弱智——智障”、“办公楼——写字楼”、“厕所——卫生间——洗手间——化妆间”等。

还有的时候，由于社会心理的影响，也会造成概念改换名称的情况。比如，移动电话刚在中国出现时，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称——“大哥大”，因为当时移动电话还属于奢侈品，只有少数有钱有势的人可以用得起，所以这个名称很形象地反映了这种夸富攀富的心态，在九十年代前后盛行一时，但随着移动电话的普及，这种新生事物已经越来越平民化了，“大哥大”的名称也逐渐给人一种土气、俗气的感觉，首先是一些白领阶层的人士改换了更为平实的名称“手机”，以后，“手机”这一名称逐渐取代了“大哥大”，现在已经很少听到有人用“大哥大”这个名称了。

概念改换了名称之后，原来的词有的消失了，有的依然存在于词汇系统中，只不过或改变了意义，或变成了语素。

3．词义演变产生新词

词义在演变过程中带来了义项的增多，为了易于辨别，往往会用一个新词来表示其中的一个义项。如古代“匠”本是“木匠”义，（《说文》：“匠，木工也；从工，斤所以作器也。”），到汉代已用于一般手工业工人，如“木匠”、“土匠”、“瓦匠”等，那么原有的本义就独立出一个新词“木匠”。“生”的本义是生育，后来又演变出“生死”的“生”、“出现”义、“生命”义等。为了便于区别，就出现了“生育”、“生活”、“生存”、“生命”、“产生”、“发生”等新词。“妇”的意思是“成年女子”，后又生出“已婚女子”义，为了便于区别，分别产生了“妇女”、“妇人”等新词。再如，“击”在古代是“敲”（敲击乐器）和“打”（打击敌人）的通称，后来由于词义的分化，产生了分别代表各自意义的新词“敲”和“打”。

4．词组凝固成词或简缩成词

有些词的产生不是因为新事物或新观念的影响，也不是因为词义的演变，仅仅是因为几个经常搭配的词组成的词组经过长期配合，逐渐凝固为一个词，这样产生的词也是新词。例如在古代，“一扉曰户，两扉曰门”，两者经常在一起使用，就产生了新词“门户”。“道路”、“国家”、“久远”、“宝贵”、“变革”、“始终”、“日夜”等词都是这样形成的。并非只有联合结构的词组才能成词，偏正结构、动宾结构、主谓结构等形式的词组都可以逐渐凝固为词。例如“夜市”、“本钱”、“得罪”、“如意”、“日食”等。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信息量的迅速增加，适应省时省力的经济原则，简缩词大量出现。如“假话、空话、大话——假大空”、“彩色电视机——彩电”、“对外贸易——外贸”、“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局”、“土地改革——土改”等。

5．吸收其他语言或方言的词

（1）外来词的吸收

社会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是贯穿于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外民族对某个概念有了一定的认识，赋予它一定的形式，形成了外语词。而汉语要“为我所用”时，经过不同程度的再创造，或音译为汉语语音形式、或意译为汉语语音形式，或音译意译兼而有之，就形成了具有汉语特点的外来词。

每一次大规模的民族接触，都会带来一次产生外来语的潮流。汉朝张骞出使西域以后，汉朝和西域的官方和民间往来都很多，一些中原没有的物产被引介进来，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相应的外来词，如“葡萄”、“苜蓿”、“石榴”、“檀香”、“菠菜”等。

自东汉始，佛教传入我国，佛教的传播必须与佛经的翻译同步。大量的佛教用语由此进入汉语中，例如“佛”、“阿弥陀佛”、“弥勒佛”、“菩萨”、“罗汉”、“魔”、“罗刹”、“夜叉”、“阎罗”、“地狱”、“和尚”、“僧”、“瑜伽”、“忏悔”、“结果”、“世界”、“报应”、“红尘”、“超脱”、“顿悟”等。

近现代西方文化影响到中国，又有大量翻译来的外来词出现，例如“逻辑”（logic）、“乌托邦”（utopia）、“图腾”（totem）、“美阿”（市长mayor）、“雷达”（radar）、“麦克风”（microphone）、“拖拉机”（俄语трактор）、“歇斯底里”（hysteria）、“维他命”（vitamin）、“幽默”（humour）、“奥林匹克运动会”（Olympic Games）、“酒吧”（bar）、“摩登”（modern）等等。

另外，近现代以来，由于日本与西方的交流频繁，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都吸收了不少西方语汇，使得汉语出现了借用日语中的汉字外来词的特殊语言现象，如“淋巴”（日音rinpa，英语lymph）、“俱乐部”（日音Kurabu，英语club）、“吨”（日音ton，英语ton，tun），“腺”（日音sen，英语gland）、“科学”（英语science）、“绝对”（英语absolute）、“象征”（英语symbole）、“革命”（英语revolution）、“经济”（英语economy或economics）、“政治”（英语politics或polity）、“消费”（英语consumption）等。这些日语借词的结构、语义、字形相当一部分与汉语基本一致，有些词甚至是从汉语流传到日语中，又反过头来回到了汉语，只不过意思变了。

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外来词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如“欧佩克”（英语OPEC）、“克隆”（英语clone）、“比基尼”（英语bikini）、“派”（英语puff）、“艾滋病”（英语AIDS）、“秀”（英语show）。

近些年来，外来词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字母词。如：“X光”、“AA制”、“BP机”、“B超”、“卡拉OK”、“维生素E”等，甚至出现了完全由英文字母组成的词，如“CT”、“DVD”、“MTV”等，这些算不算外来词？我们认为，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信息的共享化趋势，这种现象终会被承认并纳入外来词的大家庭中。

另外，汉语也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中吸收了一些词汇，例如从藏语中吸收了“哈达”、“喇嘛”等词，从满语中吸收了“贝勒”、“福晋”、“额娘”、“格格”等词，从朝语中吸收了“金达莱”、“阿妈妮”等词。但总的来说，数量有限。

（2）吸收方言词

在使用共同语的同时，各方言区的人们还熟悉和使用着本地方言，不同方言区的人也交流不断，所以，必然有一些方言词汇通过较大范围的推广之后进入了汉语共同语——普通话。有些方言词因为运用普遍，甚至被使用者忽略了它的方言身份。汉语普通话中的方言词很多，例如“老公”、“埋汰”、“尴尬”、“搞”、“瓷实”、“大虫”、“当间儿”、“晓得”、“掂量”、“抖搂”、“大大咧咧”、“死气白赖”等。

（二）旧词的消亡与复生

1．旧词消亡的原因

引起旧词消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旧词消亡的情况也各不相同。大致有以下几种原因：

（1）旧事物的消亡

例如“巡抚”、“乡试”、“丫鬟”、“书童”、“姨太太”、“童养媳”、“宪兵”、“租界”、“保长”等。

并非所有的旧事物的消亡一定都会带来旧词的消亡，现代汉语中还有很多词汇是表示已经消亡的旧事物的，如“奴隶”、“恐龙”、“私塾”、“皇帝”等，它们或是增加了新的义项，或是常用于修辞，或是科学研究的重点，常常出现在后来的言语中。

并非所有消亡的旧词所代表的事物都已经消亡。有很多词的消亡是因为其他原因，如名称的改变、社会需要的改变、心理的改变以及词汇系统本身的调整，下面将会论述。

（2）事物名称的改变

如“眼”、“眼睛”代替了“目”，“鞋”代替“履”，“观看”、“观赏”代替了“观”，“兴趣”“兴建”代替了“兴”，“害怕”代替了“惧”，“睡觉”代替了“寝”，“医生”代替了“医工”，“工资”代替了“薪水”，“演员”代替了“戏子”等。

这中间有很多词的所谓“消亡”，只是丧失了作为词的性质和功能，但仍作为语素保留在现代汉语中。如“观看”、“目光”、“练习”、“足球”中的“观、目、习、足”等。

（3）社会交际需求的改变

例如在畜牧业生产还占有重要地位的上古时期，人们对牲畜种类的区分是非常细致的，以“牛”为例，当时汉语中表示牛的名称多种多样，如“牯”（母牛）、“特”（公牛）、“犉”（rún 黄毛黑唇的牛）、“ 犙”（sān 三岁的牛）、牭（sì 四岁的牛）等。后来随着畜牧业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减弱，这些名称逐渐简化和概括，于是各种各样的牛，渐渐地都用“牛”一词指称了，原来的词则逐渐消亡了下去。个别的词如“特”虽然现在还被应用着，但它的意义已完全改变了。

（4）认识的发展

例如“邮差”、“老妈子”、“长官”、“伙夫”等词，由于表现了不平等观念而被现在的词汇系统弃用。

（5）词汇系统的调整与规范

许多等义词的发展情况就是这样，一对等义词调整规范的结果，多数是一个被保留，另一个被逐渐淘汰下去而消亡了。此外，许多带有外语色彩的词，也往往会在规范和约定俗成中逐渐消亡下去。例如现在通用“电话”、“煤气”，而“德律风”、“瓦斯”等已被淘汰不用了；现在都习惯用“话筒”、“连衣裙”、“青霉素”等，而“麦克风”、“布拉吉”、“盘尼西林”等词现在也已经不用或很少使用了，从发展情况看，这些词也将会逐渐消亡下去。

2．旧词的复生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一些已经消失的事物和现象又重新出现了，一些被抛弃的观念又变了回来，这都促成了旧要素的复生。

前面说过，旧要素的消亡并不意味着它在汉语系统中踪影全无，在适当的语言环境中还会看到它们的影子。但旧要素的复生并不是指这种偶尔为之的情况。只有当一个已经消亡的要素重新被较普遍地、较长时间地使用时，才可以称之为旧要素的复生。例如已经消失的事物和现象重新出现带来的旧词复生，像“当铺”、“股票”、“股市”、“老板”、“债券”、“二奶”等；观念的变化带来的旧词复生，如“太太”、“先生”（丈夫）、“小姐”、“薪水”、“公务员”、“保镖”等。

习用套语也有复生的现象，例如“恭喜发财”、“上帝保佑”等，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观念的变化而被弃用，现在又重新回来了。

（三）词义的演变

词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之分。单义词的词义演变脉络相对清晰，而多义词的几个意义却并非同时变化，通常在特定阶段只有一个意义明显发生变化，然后影响到其他意义。因此，在谈到词义演变时，首先应该区别开词的一个意义和一个词的几个意义。

1．词的一个意义的演变情况

词的一个意义的演变分为四种情况：

（1）词义的丰富和深化

词义的丰富和深化是指词的某一个意义在外延不变的情况下，在内涵方面发生了由简单到复杂，由肤浅到深刻，由不正确到正确的变化和发展。例如“气”在古时的词义为“云气”，而现在对“气”的理解是“没有一定形状，没有一定体积，可以流动的物体，在常温下，空气、氧气、沼气等都是气体”，在词义内涵上更加丰富、更加深刻了。

（2）词义的扩大

词义的扩大是指词义所指称的客观事物的范围发生了由小到大的变化。例如“肉”原来只是指“鸟兽之肉”，后来词义扩大，凡一切动物的肌肉皆称为“肉”。这样，“肉”先前的意义就消失了。

（3）词义的缩小

词义的缩小是指词义所指称的客观事物的范围发生了由大到小的变化。例如“臭”原义为“气味”，后来内涵缩小，特指“（与‘香’相对的）臭味”，原义也消失了。

（4）词义的转移

词义的转移是指词义所指称的客观事物发生了新旧更替的变化。例如“脚”原指“小腿”，现在则指“人或动物的腿的下端，接触地面支持身体的部分”，由指称一种事物改变为指称另一种事物。

2．一个词的意义的变化

义项是对词的词汇意义的分项说明。一个词的意义的变化一般表现为义项的增多和义项的减少两种情况。

（1）义项的增多

前面讲过，多义词的意义包括原始义和派生义、基本义和非基本义等几对关系，一个词在基本义基础上派生出其他义项，必然导致义项的增多。这种情况，一是表现为单义词变成多义词，一是表现为多义词内部义项增多。如“缺口”的基本义是“物体上缺掉一块而形成的空隙”，后来又派生出“指（经费、物资等）短缺的部分”，由一个义项增加到两个义项，也就由单义词变成了多义词。

（2）义项的减少

词的义项的消亡也是词义演变的结果。一般是在某一个新义项派生出并与原有义项并存一段时间后，原来的义项逐渐被放弃，最终造成义项的减少。如“丈人”一词的原始义是指“一般年老之人”，后来增加了“岳父”义；“兵”最早是“兵器”的意思，后也表示“军队”、“士兵”，现只表示“士兵”的意思；“臭”一词原有两个含义：一泛指“一般气味”，一单指“恶臭”但是在现代汉语中，上面各词前面的义项已经消亡了，只剩下最后一个义项了。

词的义项减少了，并不等于这个成分的意义也一定消失了，有些意义内容作为语素义继续保留下来，如“兵”的“军队”义和“兵器”义作为语素义保留在“兵不厌诈”、“兵刃”等词中。

三、词汇规范化

（一）词汇规范化的原则

1．必要性

就是说要考虑一个词在普通话词汇中，有无存在的必要，在表达上是不是必不可少的。

2．普遍性

即在规范时要选择人们普遍使用的。

3．明确性

就是运用意义明确的，容易为人们理解和接受的。

（二）词汇规范化的内容

1．古语词的规范

古语词的吸收，是丰富现代汉语词汇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应该吸收那些有表现力或适应特殊场合需要的古语词，例如“逝世、哀悼、呼吁、秀才、状元”之类，必须反对吸收那些丧失了生命力的词语。

2．外来词的规范

吸收外来词对丰富本民族语言词汇，增强语言表达能力，有积极作用。但是要注意如下三点：

（1）不要滥用外来词

滥用外来词有损于语言的纯洁，能用汉语固有的语素组成词并把意思表达得准确清楚的，就不用外来词。如用“连衣裙”，不用“布拉吉”；用“小提琴”，不用“凡亚铃”。

（2）统一外来词的汉语书写形式，采用通用式

如用“托拉斯”，不用“托拉思”。

（3）吸收外来词，应尽量用意译方式

除了人名、地名、国名要用音译方式，以及不用音译就不能准确表达原外来事物意义的以外，应尽量采用意译，因为意译更接近民族习惯，便于理解记忆。如用“维生素”，不用“维他命”；用“话筒”不用“麦克风”等。

3．方言词的规范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词汇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包括汉民族共同使用的和逐渐发展为共同使用的词。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规定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但是普通话词汇远比北方方言区任何一个地点方言的词汇都丰富多彩，都更加具有普遍性。因此，普通话词汇的规范不能像语音那样，以一个地点方言为标准，而应以广大的北方话为基础。

近百年来普通话词汇发展得比较快，大量基础方言和非基础方言的词涌进普通话里来，这的确起了丰富普通话词汇的作用，但也给普通话词汇带来一些分歧和混乱，使得同一对象有几种说法。如同在基础方言区内，“蚜虫、蚁虫、密虫、油虫、旱虫”等并存，该选哪一个词呢？从普遍性看该选用“蚜虫”，从必要性、明确性、健康性看，也较合适。

在方言词的规范中，一定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有些产生于或常用于某些方言地区的词，由于它具有某种特殊表现力或特殊表现范围，已经或将成为普通话中某同义词群中的有特殊作用的一员，例如“老鼠、耗子”“孩子、娃娃、小嘎子、儿童、小孩儿”，“名堂、名义、名目”，“搞、弄”等等。这类词无论在词的义项或义素方面，还是在色彩意义或搭配范围方面都是有差别的，决不能以个人的习惯、好恶来决定它们的取舍。

那些标志着只在某个或某几个地区产生和存在的事物的词，如广东广西的“剑麻、荔枝、芒果”，西北的“青稞、牦牛”等等，不应看做“规范对象”，因为普通话中不必要再另外造个词来替代它们。

对方言词加以规范，并不是绝对反对使用未被普通话吸收的方言词。在文学作品中，为了刻画人物，描绘环境，适当地在人物对话中使用方言词是完全可以的。方言词用得好，既可以发挥它们的特定的表达效果，又可以为丰富普通话提供可以吸收的素材。但是要防止毫无必要地滥用方言词语，特别是那些流行地区狭窄、构词理据不明确、容易产生误解或歧义的词语。

4．新词的规范

为了满足交际的需要创造出一些新词，这是必要的。可是有些所谓“新词”，意义含混，不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这样的词实际是“生造词”，是词汇规范化的对象。例如：

当工人的宿望，算砸锅了。

坐5路汽车的人特别多，每次坐这趟车，都让人挤站得难受。

小琴的脸是那么白丽。

“宿望”、“挤站”、“白丽”都是生造的。

5．简称的规范

简称是较复杂的名称的简化形式。

在缩略语中也有很多生造现象，例如把“英雄业绩——雄业”，“熟练技巧——熟巧”，“严格执法——严执”等等。

使用缩略语一定要规范，对那些表义明确、但容易产生歧义的，应尽量避免，即便是符合缩略语结构规律的，只要还没有广为人知，在行文中第一次出现时，最好要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