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讲义：第六讲：齐梁诗坛与南北朝文风的融合

齐梁文学，是贵族化、宫廷化的文学。诗人们认为“文章且须放荡”（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他们 “摒落六艺，吟咏性情”（裴子野《雕虫论》），在诗中“竞一韵之巧，争一字之奇。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李谔《上隋文帝书》）梁末战乱，庾信入北， “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一），“暮年诗赋动乡关”（杜甫《咏怀古迹》其一），初露南北诗风融合之端倪。隋代一统，薛道衡、杨广等人，更兼南北之胜，启唐之先鞭。

一、齐梁新体诗与永明声律说

魏晋以来，中国声韵学受印度梵音学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齐代，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沈约、谢脁、王融等“竟陵八友”日相联句赠答，探讨诗艺。周顒发现汉字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始创《四声切韵》（已佚），沈约《四声谱》根据汉字四声和双声叠韵的特点，来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指出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弊病必须避免，称为“八病”（可见有解释）。他们将“四声八病”运用于诗歌创作，务求作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声律与对偶的融合，就形成了具有格律的新体诗。由于这种新体诗产生于齐武帝萧赜的永明年间（483—493），故称永明体。这是古体诗向近体律诗演变过程中一次关键性转折，为后来唐代律诗的成熟奠定了基础。代表作家有沈约、谢脁、王融、任昉、范云、陆倕等人。

关于永明体需要注意：（1）八病的规定过于苛细，当时人即不能完全遵守，故后世定型的律诗也并不严格避忌八病。（2）永明体还有一些写作上的特点，如篇幅的长短虽无明确规定，但通常在十句左右，由此发展下去，形成律诗以八句为一首定格。另外，除首尾二联外，中间大都用对仗句，这也成为律诗的定式。

永明体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积极意义：（1）讲求诗歌韵律美，矫正了晋宋以来文人诗的语言过于艰涩滞重的弊病，转向清新流美畅达。（2）新体诗篇幅有限，不容肆意铺排、使才逞词，故而明净、凝练之作渐多，这在诗歌史上是一个意味深远的变化，对后来梁陈乃至唐诗语言风格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宫体诗

从梁武帝普通（520—527）至陈代末年（589）近七十年中，以萧纲、徐摛、庾肩吾所提倡的宫体诗风开始兴起并逐渐占统治地位。魏徵《隋书·经籍志》云：“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房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

大致说来，宫体诗具有以下特点：一、声韵、格律，在永明体的基础上踵事增华，要求更为精致；二、风格，由永明体的轻绮而变本加厉为秾丽，下者则流入淫靡；三、内容，较之永明体时期更加狭窄，以艳情、咏物为多，也有不少吟风月、狎池苑的作品。凡是梁普通以后的诗符合以上特点的，都可以归入宫体诗的范围；而从另一方面说，历来被目为宫体诗人的作品也并不全是宫体诗。

三、庾信及其诗歌创作成就

（一）庾信生平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在今河南）人。其父庾肩吾是梁代著名宫廷诗人。庾信早年很受梁朝皇室信任，与徐陵俱为东宫官属，并称“徐庾”，是当时盛行的宫体诗的代表作家。侯景之乱时，任建康令，兵败逃往江陵（今属湖北） 。梁元帝江陵即位后，派他出使西魏。出使期间，梁元帝为西魏所灭，庾信被迫羁留长安，历仕西魏、北周。尽管位居高官，心情非常痛苦，最终老死北方。

庾信前期之作存世不多，风格轻艳，不脱宫体之格。羁留北方后，乡思之苦和亡国之恨，使其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诗歌境界豁然开阔，艺术上臻于精美，形成一种苍劲悲凉的独特风格。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其一）。庾信后期诗作以《拟咏怀》二十七首为代表，深切表现了故国乡关之思，羁身异域之痛，以及屈身从仕敌国的愧耻不安。其诗一方面把南朝诗歌艺术技巧带到北方，“造句能新，使事无迹”（沈德潜《说诗晬语》），声律更为谨严；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北方文化中的刚健浑朴之气，唾弃南朝诗歌的浮艳柔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北文学合流的趋势。

其辞赋、骈文成就也很高。《哀江南赋》、《枯树赋》、《小园赋》都是极受后人推崇的名篇。正如陈祚明所云，庾信是“运以杰气，敷为鸿文”（《采菽堂古诗选》卷三三），精工之中复饶清刚之气，成为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杰出作家。

（二）庾信诗歌选读

（1）

梦入堂内诗

雕梁旧刻杏，香壁本泥椒。幔绳金麦穗，帘钩银蒜条。画眉千度拭，梳头百遍撩。小衫裁裹臂，缠弦搯抱腰。日光钗焰动，窗影镜花摇。歌曲风吹韵，笙簧火炙调。即今须戏去，谁复待明朝。

题解：堂内，即内室，闺闱之中，妇女居住的地方。此诗为庾信在南朝时所作，描写细腻，辞藻缛丽，是典型的南朝宫体诗。

“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扬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

（《周书·庾信传论》）

（2）

拟咏怀二十七首（其十一）

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

题解：倪璠《庾子山集注》云：“昔阮步兵（籍）《咏怀》诗十七首，颜延年以为在晋文代虑祸而发。子山拟斯而作二十七篇，皆在周乡关之思，其辞旨与《哀江南赋》同矣。”余冠英则认为，《艺文类聚》无“拟”字，庾信这些诗并非摹仿阮籍，“阮诗寄易代之感，庾述丧乱之哀，各有千秋，不相高下。”（《汉魏六朝诗选》，第2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版）庾信这组诗中大部分作品作于周武帝保定三年（563）至保定五年（565）庾信为弘农郡守任上，主要抒发了他羁留北周、思念故国的情思，其中不乏对梁亡的沉痛思考。

诗艺、体制上，虽祖习阮籍《咏怀》而作，然又有所推弘、创新：（1）抒情方式上，阮诗多用比兴，含蓄、委婉，“归趣难求”；庾诗则使事用典，意旨较为显豁。（2）文字声律上，阮诗未脱汉魏文人古诗自然、素朴之风调，庾诗则已初露近体律诗之端倪，沉郁顿挫，声韵铿锵，下开杜甫《遣兴》、《秋兴》诸组诗之先声。

梁元帝承圣四年（554），西魏军队攻陷江陵，梁元帝遇害，宗室大臣尽为俘虏，驱送长安，百姓男女数万口分为奴婢，弱小者皆被杀。庾信曾在《哀江南赋》、《拟连珠》中详尽记述了江陵小朝廷灭亡的经过。此诗以咏怀诗的形式，再一次反映了这场巨大的历史变乱，抒写了自己沉痛的心情。

赏析：亡国的哀歌，悲壮的史诗。用典精巧，隐括史实，有深邃、沉痛的历史意蕴。对仗工整，沉郁顿挫。

“（庾子山）北朝羁迹，实有难堪；襄、汉沦亡，殊深悲恸。子山惊才盖代，身堕殊方，恨恨如亡，忽忽自失。生平歌咏，要皆激楚之音，悲凉之调。情纷纠而繁会，意杂集以无端，兼且学擅多闻，思心委折；使事则古今奔赴，述感则万比抽新。”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3）

寄徐陵

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时。莫待山阳路，空闻吹笛悲。

题解：徐陵，字孝穆，祖籍东海郯（今属山东）人。梁武帝时，与其父徐摛同为东宫学士，与庾信父子出入宫廷，文词绮丽，并称“徐庾体”。侯景乱时，徐陵正使于东魏。不久，北齐禅魏，梁元帝通使于齐。徐陵屡求回梁复命，却被拘不遣。至江陵沦陷，齐才放陵还南。陈武帝时，任尚书左仆射等职。编有《玉台新咏》。

庾信与徐陵早年同在东宫，友情笃厚，又都有羁留北方之经历，所不同的是，徐陵今已归国，而己却永留异邦，对比之下，倍感情伤，故作此诗以诉思念之苦。

赏析：全诗四句，皆从徐陵一方落墨，语极含蓄，情思哀婉，开唐人五绝之先声。

张玉榖评此诗曰：“诗订徐之来过也。情至之语，不用吉祥，与孝穆《别毛永嘉》作，同一悲惋。”（《古诗赏析》卷二十一）

钱钟书认为，研字研句固庾氏所长，而“语洗铅华、感深冰蘖者，数既勿多，体亦未善”，唯独此诗“沉挚质劲，语少意永，殆集中最‘老成’者矣”（《谈艺录》九〇“庾子山诗”，第299、300页）。

四、南北合流的隋代诗坛

（一）概况

魏徴《隋书·文学传序》论南北文风时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南北之间文风的交融，从侯景之乱后就开始进行了，庾信、王褒、徐陵、颜之推等人入北，对北方诗歌艺术之提高作出了较大贡献，同时他们入北后所作亦多贞刚之气、慷慨之音。

隋代统一之后，关陇、山东、江左三地诗人汇聚一处，诗风融合进程更为加快。他们作品中出现了南北朝诗歌从未出现过的新气象。这种新气象的产生，与学界常说的隋文帝、李谔、王通等人的文风革新和复古思潮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主要的是政治统一、地域打通后，各地诗人交流增多，诗风必然走向整合的历史趋势使然。

（二）隋代关陇诗人及其创作

关陇豪族本无悠久的诗歌创作传统，但是由于庾信、王褒等人入关，使得周隋之际关陇士子的诗歌创作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升高。到隋代初年，出身关陇豪族的杨素、于仲文、李密诸人，多能在诗中表现尚武任侠的性格，风格豪健。杨广则北人学南，兼具北人的慷慨意气和南人的细腻情怀，创造出深沉、蕴藉的独特诗境。

史称杨素少落拓，有大志，善属文。《出塞》二首写其亲自征战，场景壮阔激烈，笔力刚健遒劲。《赠薛播州诗》（十四章）自伤险恶处境，同情友人遭遇，诗思深沉蕴藉，诗艺复杂多变，史称“一时盛作”（《隋书·杨素传》）。

隋炀帝杨广重文爱士，南北诗人汇聚一处，多赖其助。其诗兼取南北之长，造诣颇高。沈德潜谓：“炀帝艳情篇什，同符后主；而边塞诸作，铿然独异，剥极将复之候也。” （《说诗晬语》卷上）《春江花月夜》（其一）：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动静结合，辞藻清丽，境界开阔，气魄宏大。《野望》：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

画面省净，情思萧瑟，泽被后世宋词元曲。

这种看似浅近，实则隽永的诗境，既非一味追求清绮的江左诗人所能道出，又非质直刚健的北地诗人所能摹写，充分体现了隋代诗坛南北融合后的新境界。

隋炀帝的《野望》对宋词元曲的意境也产生了影响：

据宋人杨慎《升庵诗话》，杨广此诗最早见于蔡絛《铁围山丛谈》。秦观将“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两句巧妙换化，引入词中，遂成《满庭芳》一首：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

消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元代马致远进一步化用，写成小令《天净沙·秋思》，千古传诵：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三）隋代江左诗人及其创作

隋代诗人中出身江左的较多，他们沿袭梁陈旧习而稍有新变：

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亡国之恨的抒发。如许善心在《于太常寺听陈国蔡子元所校正声乐诗》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亡国之痛。同样，庾世基的诗作中也也表现了被掳入关时的哀伤。如《初渡江诗》写其离开陈都情状：

敛策暂回首，掩涕望江滨。无复东南气，空随西北云。

哀婉凄绝， 韵短情长。《入关诗》抒其入关后愁绪：

陇云低不散，黄河咽不流。关山多道里，相接几重愁。

真是关河几许、愁思几重了。其《零落桐诗》则以零落之秋桐，寓己之被羁：

零落三秋干，摧残百尺柯。空余半心在，生意渐无多。

都是“情理凄切，世以为工，作者莫不吟咏”（《隋书·虞世基传》）。

其次，江左诗人入隋后受到北方刚健、质实文化精神的影响，所写的边塞诗比在梁陈时所作更为真切、感人。如何妥的《入塞》、《长安道》中有亲身感受，非南朝悬想虚构诸作可比，王胄的《纪辽东》、《敦煌乐二首》情真意切，悱恻动人。虞世基的《出塞二首》系和杨素之作，着力描写边关将士英勇善战、重义轻生的气概，与杨诗风格相似，当是受杨素等关陇豪族影响所致。

不过，入隋南人的诗风新变并未深入内质，亦未持续多久。他们在炀帝即位后又养尊处优，故态复萌，重回绮靡、冶艳的创作老路上去了。

（四）隋代山东诗人及其创作

在隋代三大诗人群体中，山东诗人的创作成就最大。周隋之际，卢思道、薛道衡、孙万寿等来自山东地域的诗人，已经从简单模仿江左诗歌辞藻、句法、声律等浅表性、形式化的层面，上升到对江左清疎诗境的细腻感悟和把捉。

卢思道的创作活动主要在北齐、北周，入隋不久即去世。其代表作《从军行》、《听鸣蝉篇》用轻清流宕之笔，曲折表达了仕进无门的苦闷，有慷慨之气。

薛道衡才兼南北，名高当代，是隋代诗坛成就最高的作家。其《出塞》二首写汉代远征匈奴之苦寒情状，寓己之亲身感受于其中，雄健壮阔中透着悲凉，颇近盛唐边塞诗作。其乐府诗《昭君怨》、《昔昔盐》、《豫章行》抒写宫怨、闺思，折射出政治上的落寞和惆怅。其中《昔昔盐》：

垂柳覆金堤，蘼芜叶复齐。 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 采桑秦氏女，织锦窦家妻。 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 恒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 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帷低。 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 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 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 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

学南人之细致深微，轻靡中有超逸，绮丽中见清俊，尤其是“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两句，笔致俊洁，诗境凄清。另一名作《人日思归》：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俨然唐人绝句，诗思奇巧，乡情蕴藉。

初唐诗人王绩、四杰、陈子昂等在进行诗文革新时，大多从卢、薛等人的诗歌创作传统中继承文化质素、汲取精神养料，为唐诗注入了贞刚之气，形成了盛唐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