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纲要：第四章 明清诗文理论

第四章 明清诗文理论

基本知识

1、清代前期是中国诗文理论的总结时期。

2、明初诗文以宋濂、刘基、高启为代表。其中宋濂被朱元璋推为“开国文臣之首”，高启被毛泽东誉为“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3、明代高棅的《唐诗品汇》，承宋代严羽《沧浪诗话》的余绪，把唐诗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对明代文坛影响很大。

4、李东阳的《麓堂诗话》集中体现了他的论诗主张，以他为首的茶陵诗派对明初“台阁体”诗歌形成了冲击，并启发了后来的前后七子。

5、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提出“真诗乃在民间”观点的是李梦阳。

6、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

7、介于前、后七子之间的文学流派是唐宋派，她的代表人物是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其中茅坤编有《唐宋八家文钞》，创作成就最高的则是归有光。

8、明代万历时期文学的代表是李贽和公安派。李贽提倡“童心说”，重视戏曲小说，是明代最进步的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也是明代后期文学解放思潮的主要理论代表。

9、竟陵派以锺惺和谭元春为代表，他们合作编辑了《古唐诗归》，在创作上追求“幽深孤峭”的风格。

10、晚明的艾南英重弹唐宋派的旧调，而陈子龙则发挥了后七子的理论。

11、明末清初三大家是指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12、王士祯是继钱谦益、吴伟业而起的诗界领袖，以标举“神韵说”著名。并编选了《唐贤三昧集》。

13、赵翼《论诗绝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特别强调创新。

14、清初散文，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大家齐名，他们论文皆宗唐宋八大家。

15、方苞提出“义法说”，刘大櫆讲究神气音节，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说。

16、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综合探讨史学与文学，提出义理、博学、文章三者统一。

17、阳湖派的代表人物是恽敬和张惠言。

18、清代词学：清初有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派，崇尚苏轼与辛弃疾的豪放词风；后有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宗奉姜夔与张炎的词风；嘉庆以后有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强调比兴寄托之说。

19、“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是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中提出的重要观点。

20、李梦阳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

21、在后七子中首先提出论诗纲领的是谢榛，而声望最高、影响最大的则是王世贞。

22、谢榛著有《诗家直说》（一名《四溟诗话》）。

23、王世贞著有《艺苑卮言》，他认为：“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认为宋诗格调不及唐诗。

24、沈德潜著有诗论专著《说诗啐语》，提出“格调说”。

25、袁枚字子才，号简斋，世称随园先生，著有《随园诗话》。“性灵说”是其理论核心。“性灵”一词的涵义大致包括性情和灵机两个方面。

26、姚鼐编选有《古文辞类纂》，流传广泛。姚鼐在《述庵文集序》中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济之说。此说源于方苞的“义法说”。

27、“雅洁”是姚鼐评价内容和文辞两方面相统一的最高艺术审美标准。

思考题

三十、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学观。

（1）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提出“文必秦汉，文必盛唐”，严守古法，模拟形式，基本上是从复古到拟古。何景明的思想略有不同，主张领会神情，临景结构，不妨形迹，较为通脱。总体上说，前七子掀起的文学复古运动，对“台阁体”和“理气诗”一类的诗歌，有一定的冲击和批判作用，但由于其理论和创作上的局限，片面追求形式上的模拟，对文学的发展也带来了不良影响。

（2）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他们在前七子的基础上，变本加厉地宣扬复古、拟古的主张，给文学发展带来了更消极的影响。

三十一、公安派的主要理论。

（1）公安派是活动于明代万历中后期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中道。他们都是湖北公安人，故称以公安三袁为中心的文学流派为“公安派”。

（2）“性灵说”。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性灵说作为晚明特定时代的产物，具有三个特点：其一是露，指感情强烈，且发自本性，而不加掩饰；其二是俗，要求用当时的语言写当时的情事；其三是趣，既努力表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趣。

（3）反对贵古贱今，反对拟古蹈袭。袁宏道认为“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与丘长孺》），诗文是世道人心的反映，古今诗文各有所长。

（4）公安派的理论在后期有所变化，开始追求含蓄的诗文风格，其中袁中道还提出向唐诗学习，对前后七子也颇多肯定，只是路径略宽而已。

三十二、王夫之的诗歌理论。

（1）“诗以道情”。对诗歌性质的深刻认识。《姜斋诗话》卷二：“长言咏叹，以写缠绵悱恻之情，诗本教也。”

（2）“情景相性”和“现量”说。《姜斋诗话》卷二：“情景名为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现量”本是佛家术语，指由感觉取得的直接知识。王夫之将它用于诗歌意象生成的理论，认为意象的生成靠得是瞬间艺术直觉，“因景因情，自然灵妙”（《姜斋诗话》卷二）。

（3）“以意为主”，反对“死法”。主张诗写性情，反对模拟。

（4）“四情说”。认为诗歌的兴、观、群、怨同源于情，故称“四情”。兴、观、群、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王夫之从不同角度对“兴观群怨”进行了新的阐释，是对传统理论的发展与突破。

三十三、叶燮《原诗》的诗歌理论。

（1）本原论。叶燮首先提出“感触起兴”的原则，认为文学创作中的灵感，来自诗人对客观外界事物的观察和感兴。其次他向诗人提出“格物”的要求，要求诗人必须熟悉生活，反映现实。

（2）正变论。叶燮所谓“正变论”，即文学发展论，着重讨论诗歌历史发展的规律，提出“因时递变”、今胜于古的观点。

（3）创作论。创作论是叶燮《原诗》的理论核心。他认为创作必先端正态度。（他把“理”、“事”、“情”三者作为审美客体和反映对象，也就是创作的客观条件；而把“才”、“胆”、“识”、“力”作为创作的主观条件，四者之中，以“识”为先。认为客观的“理事情”必须通过主观的“才胆识力”来表现。在创作思维规律方面，第一次把“形象”与“思维”结合起来讨论，认为创作思维具有特殊的规律，不能自然主义地实写生活中的“理事情”，创作思维要以“情”为主，但并不绝对排斥逻辑思维，而是彼此渗透，情理融合，要积极调动多种艺术手段，着重于艺术境界的创造。

（4）批评论。叶燮文学批评论的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建立一般的批评原理及标准；其二是对历代作家作品进行具体分析评价。

（5）《原诗》的理论特色。其理论特色主要有三点：其一，《原诗》理论的严密系统性；其二，符合文学历史斗争实际的针对性批判性；其三，巧于运用艺术辩证法的灵活性。

三十四、王士禛“神韵说”的理论内涵。

（1）为了躲避文字狱并针对清初诗坛流弊，王渔洋在吸取唐宋理论家如司空图、严羽等多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神韵”为核心的诗歌理论。其说一经创立，即对清代中后期的诗歌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神韵说”在作家修养方面，强调性情与学问并举。王渔洋所谓“性情”就是作家的真情实感，这一方面是针砭时弊，另一方面也符合神韵内在的逻辑要求。王渔洋还要求诗人具备扎实的学问根底，多多掌握典故并熟练运用，可以达到含蓄蕴藉的艺术效果。

（3）在创作方面，追求味外味的美学旨趣。味外味是诗歌传达给读者的一种含蓄蕴藉、悠长持久的韵味或快感。创造诗歌味外味的途径有：其一，伫兴而就，要等待构思阶段的灵感状态的来临；其二，笔墨精练，诗歌创作只需将一些具有特征的“点“或细节点染出来，其余留给读者自由想象；其三，不著议论，要求诗歌语言具有形象性的特点，反对在诗中直接议论说理；其四，象外之象，诗歌的意象能蕴含多层意味，而且作者的主观倾向性并不明显表露出来，王渔洋在赋比兴三种意象构成方式中，尤其重视”赋“所构成的意象。

（4）在艺术风格上，以冲淡清远为宗。作为一种风格，其意在以简易平淡的手法表现隽永超诣的情思，从而给人一唱三叹、韵味无穷之感。它来自于道家的素朴美和平淡美观念。

（5）王渔洋的神韵说虽在诗歌艺术原理的许多方面都有可贵的探索，并建立了新的美学体系，但其所谓性情带有较多的消极避世成分，构思上过于看重灵感，风格上偏嗜冲淡等，在理论上也有一定的局限。

三十五、沈德潜“格调说“的理论内涵。

（1）沈德潜以“格调说”建构其理论体系。其体系包括“审宗旨”、“标风格”、“辨神韵”三个方面。

（2）他认为神韵最基本的含义是“气韵生动”，不是一味追求冲淡闲远的意境，故他最向往雄大开阔的意境。沈德潜对神韵说的辨识对于清诗的发展，无疑是有意义的。

（3）“标风格”是沈德潜诗论的重要内容，他特别强调骨格、气调等诗歌内在的气度和意蕴，这就是其对格调的理解。

（4）“审宗旨”主要是一种社会道德式的批评，它在沈德潜的诗学体系中占有首要地位，也最能显示其格调说的要义和正统儒家诗论的色彩。沈德潜强调诗歌关乎美刺和温柔敦厚，要求诗歌密切关注政治得失和风俗盛衰，在艺术风格上主张委婉不露。

（5）沈德潜的格调说总体上表现出正统、保守的倾向。但他能肯定暴露社会黑暗和人民疾苦的作品，也体现了其诗论的人民性特点。

三十六、翁方纲“肌理说”的主要内容。

（1）翁方纲是从继承并修正王士祯的“神韵说”与沈德潜的“格调说”的角度提出“肌理说”的。

（2）肌理说是一个以学问为本、通法于变，而一概求诸古人的诗学体系。尽管他对诗法的论述有不少合理因素，但其所谓“学”实际上就是“经术”，这正是当时乾嘉实证学风的文学反响。

（3）肌理说代表了多数朴学家的诗学观点，因而形成了一派“学人之诗”。

三十七、袁枚“性灵说”的理论内涵。

（1）“性灵说”是袁枚诗歌理论的核心，是他在《随园诗话》中提出的重要理论。

（2）“性灵”一词的含义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诗本乎性情，袁枚所谓性情泛指人的各种情，但在人的各种情中，他更强调男女之情，似乎描写男女欢爱之情更适合于他的所谓性情，只要从诗人自身出发，写出个人真情实感，就是佳作。二是诗应注重灵机。所谓灵机，含义有二：其一，是指天分、灵思，即诗人感受和把握现实世界形象特征的禀赋和敏悟。其二，是指天籁，即兴到自成、作品中显现出来的灵气飞动、生机盎然的美学特征。在具体创作上要求“即景成趣”，天籁与人巧结合。

（5）袁枚的性灵说体现了个性解放的要求，同时又继承和发展了李贽的“童心说”和公安派的“性灵说”的诗学思想，对明清浪漫主义创作风格提供了新的理论。

三十八、姚鼐（或桐城派）的散文艺术理论。

（1）桐城派是清代最正统的散文流派，方苞、刘大櫆、姚鼐三人时序相接，同为安徽桐城人，人称“桐城三祖”，其中姚鼐为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其理论代表了桐城派的基本理论。

（2）主张写作过程中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济”。

（3）重视文章构成中“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要素。

（4）首创散文风格学上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姚鼐《复鲁絜非书》：“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阳阴刚柔之发也。”姚鼐认为阳刚阴柔可以偏胜，但不可偏废，姚鼐本人更为推崇阳刚之美。

三十九、浙西词派的主要理论。

（1）浙西词派以龚翔麟选刻的《浙西六家词》而得名，其理论渊源于宋代的张炎和清代的曹溶，创始人为朱彝尊，编有《词综》一书，主要盛行于康、雍、乾、嘉四朝。

（2）推尊词体，提高词体的文学地位。他们认为，词表面上写闺房儿女之言，实际上传达着风骚的旨意，强调词体的独立地位。

（3）要求词意雅正，格律谨严，以谨严的格律形式来表现封建士大夫的思绪情趣。

（4）宗法南宋，推崇姜夔、张炎的词风。

（5）浙西词派在提高词体、推崇雅正词风方面有独特的贡献，对于廓清当时粗俗词风起到了规范和遏制作用，也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因而最终为为常州词派所取代。

四十、常州词派的主要理论。

（1）常州词派发轫于嘉庆初年，大畅于道光时期，影响直至近代而不息。张惠言为此派宗师，他与弟弟张琦编有《词选》，为常州词派的理论范本。

（2）推尊词体，扩充词体的社会意义。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的主张，强调词应表现具有重大社会政治历史内容的思想情感。

（3）强调比兴寄托，注意探索词体的艺术特征与审美规律。张惠言谈比兴多依经立论，主张“意内言外”，将深刻的思想和情感寄寓在语言之外。周济则从词的审美规律方面提出“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的见解。

（4）以比兴寄托作为区分正变的重要标准，对唐宋词的发展历程进行比较系统的清理，并为初学者指出问途词学的路径。张惠言以儒家诗教为指导，把词的发展分为唐、五代、北宋、南宋几个阶段，认为唐代是正，其后为变，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周济则在《宋四家词选》一书中为初学者指明学词路径：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

（5）常州词派直接针对阳羡和浙西词派的流弊而起，这是时代和词体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他们以儒家诗教为指导，始终未能逾越封建道德规范。对比兴寄托的理解也时时流于教条，表现出常州词派以经说词的明显弊端。

四十三、常州词派比兴寄托说的主要内容（分析“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的理论内涵）

周济论比兴寄托则注意词体创作的审美规律，富有创造性地提出“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的见解。首先，论述“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的必要性，词作有寄托才有内容，无寄托是为了留下艺术空白，启发读者的接受思维；其次，以此对艺术思维的活动规律进行了探讨，所谓“非寄托不入”就是作者把自己的感慨通过精心构思，而加以精确和自然的表达，所谓“专寄托不出”就是作者跳出所感的一事一物，把情境向纵深拓展，以丰富作品的思想内涵，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再次，周济指出艺术创作由“非寄托不入”的初级阶段到“专寄托不出”的高级阶段，要“以无厚入有间”的艺术表现能力，将思想感情升华并化为生动而又含蕴丰富的艺术境界，从而达到既有寄托又不见寄托痕迹的“浑化”境界。“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观点出自周济《宋四家词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