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唐诗概说与唐初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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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唐诗概说与唐初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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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唐诗概说与唐初诗歌

一、唐诗创作的繁荣

(一)唐诗繁荣的表现

数量众多 清康熙年间所编纂的《全唐诗》,收录诗人2200余人,诗48900余首,共900卷。其中有别集者691家,这个收录并不完备,尚有不少遗逸。陈尚君《全唐诗补编》在吸收近现代唐诗辑佚成果的基础上,续收唐五代逸诗6300多首。徐俊的《敦煌诗集残卷辑校》又新辑唐人逸诗近千首。三书共收唐五代诗歌约55000多首,如果再加上散佚不传的,数量应该更加可观。所以,在有唐一朝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诗歌创作取得如此巨大的收获,不能不说是中国诗歌史上壮伟的奇观。

艺术精湛 唐诗在表现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不仅出现了李白、杜甫这样辉映千古的伟大诗人,还产生了王维、孟浩然、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一大批优秀诗人。唐诗的整体水平也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

体裁全面 据前人对于《全唐诗》中存诗一卷以上的诗人所作统计,其中五、七言古诗7244首,五、七言绝句9210首,五、七言律诗15474首,排律2004首。这个统计占《全唐诗》的70%,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人诗歌体裁运用之多样。

影响广泛 唐代是一个诗歌大普及的时代,上自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下及缁流、羽客,童子妇人,都对诗歌十分爱好。胡应麟说:“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 唐诗在当时就以种种方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白居易曾说他的诗被人“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白氏长庆集序》),说明当时人们对诗歌的普遍喜爱。不仅如此,唐诗还流传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周边国家,产生深远的国际影响。

(二)唐诗繁荣的诸因素

(1)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为唐代文学繁荣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

唐王朝是继隋初统一后建立的又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唐王朝建立后,接受了前代王朝覆灭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的措施,调整了当时的生产关系,缓和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使得社会经济很快走向繁荣,形成了“贞观之治” 与“开天盛世” ,成为唐代乃至于封建时代繁荣盛世的象征与标志 。

《资治通鉴》载开元末(740)的情况:“天下县千五百七十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西京、东京米斛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万里不持寸兵。”

不仅经济繁荣,当时唐王朝国家的版图也空前扩大。盛唐时期唐王朝影响的范围东北至朝鲜半岛,西北至葱岭以西的中亚,北至蒙古,南至印度支那。经济的繁荣,国家的统一,使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这样的背景下,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以及人民的创造力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呈现出活跃的状态。

经济的繁荣也影响了唐人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唐代的许多诗人都曾有过一段漫游的生活,其中一些人甚至漫游过大半个中国。如李白的“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杜甫的“放荡齐赵间,逑马颇清狂”。孟浩然的“山水寻吴越,风尘厌两京”等等。这种漫游生活,不仅开阔了诗人的眼界,而且增强了诗人对社会的了解、对人生的体验。漫游也改变了诗人的行为方式,许多诗人具有侠客的气质,这也使他们的诗歌充满一种豪放不羁的魅力。

所以,当时国家的强大,经济的空前繁荣,是唐代文学得以繁荣的肥沃的政治经济土壤。

(2)政治的开明,思想的活跃,为唐代作家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唐代文学的繁荣也与当时思想、文化环境的宽松、活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唐代统治者,虽然强调儒学为本,但并不象汉代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具有一种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因而在思想文化方面形成了一种宽松、自由的氛围,儒、释、道等各种思想都得以流传。终唐一代,儒、释、道三家思想虽然在各个时期互有消长,但基本上都得到了自由发展,并且呈现出一种互相融合的趋势。

由于思想界的自由,异域文化也开始进入中原。龟兹乐、胡旋舞、琉璃瓦、夜光杯、胡饼、胡药乃至于袒胸露臂甚至半裸的乐伎,都成为长安这个世界性的名都的奇观。

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雕塑,互相影响,为文学的繁荣增添了新的手法。如山水诗与山水画、舞蹈与书法等的相互影响。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杜甫在《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中则说:“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贴,数尝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

思想文化的活跃促进了文学上各种风格流派的建立,对于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如变文、词)也有积极的影响。

(3)统治阶级的提倡与重视,有利于文学风气的形成。唐代的统治者都非常喜爱文艺,他们除了亲自创作诗歌外,对文人的创作也加以奖励、提倡。

唐代历朝皇帝都非常喜爱文艺,他们除了亲自创作诗歌外,对文人创作也时加倡导、褒奖。

唐太宗为秦王时,于武德四年(621)打败王世充后,就开设文学馆,置文学学士。后又开设弘文馆,招延学士,编纂文书,唱和吟咏。高宗武后时期,诗坛上的文艺活动更加繁荣,在武后的倡导下,以上官婉儿为中心,在宫廷形成了一个“文艺沙龙”。计有功《唐诗纪事》载:“武后游龙门,命群臣赋诗,先成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宋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衣之。”代宗皇帝也非常重视文学,王维死后,他曾关心王维的诗集编纂工作。宣宗曾写诗悼念白居易,等等。

另外,唐代皇帝,为了吸引人才,以科举取士,而科举制尤其重视进士科,这对于吸引士子研习诗文,促进诗歌创作繁荣,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胡震亨《唐音癸签》说:“唐试初重策,兼重经,后乃觭重诗赋。中叶后,人主至亲为披阅,翘足吟咏所撰,叹惜移时。或复微行谘访名誉,袖纳行卷,予阶缘,士益竞趋扬名,殚工韵律。诗之日盛,尤其大关键”。

(4)文学本身的发展演进,为唐代文学的繁荣作了准备。文学的发展,总是从幼稚到成熟,从朴质到完美的。

唐以前,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题材、风格等已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楚辞》的浪漫主义传统,汉魏乐府的叙事抒情手法,都给唐代作家以丰富的营养。同时,六朝以后山水田园题材的开拓,以及对声律、对偶等艺术技巧的探索与运用,也为唐代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此外,四、五、七言、骚体、乐府、古诗、新体诗的发展,也在运用体裁形式方面为唐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唐代的作家正是在此基础上批判继承了前人的经验,吸取了前人的教训,而把唐代文学推向高峰的。(5)南北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文学高潮的到来。

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差异颇大,因此不同地域的文学,其面貌也各不相同。

春秋战国时期北风与南骚的不同,即是明证。自晋室南渡,南北方长期对峙,在不同的政治环境、地域环境、文化环境下,南方与北方的文学,形成了不同的风貌与特征。

魏徴《隋书·文学传序》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歌咏。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即指出了南北文学的不同面貌。

自隋统一之后,南北政治上的对峙被打破。政治上的一统,也带来了文化上交流与融合趋势的加快,南北的文风也在逐步的融合。清丽而又略嫌纤巧柔弱的南朝文学,与北朝的刚劲、粗犷、沉厚、朴实的文风相结合,为一种既优美又刚健的新文风的出现,提供了可能。魏徴《隋书·文学传序》中所说的“若能擢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正是这样一种理想的文学风貌。

唐代诗人经过近百年的摸索探讨,到盛唐前期终于将南北两种文风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中国诗歌最成熟的典范。

二、唐诗分期及其阶段性特征

唐代诗歌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政治的变迁,在唐代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很自然地形成了不同的段落,对此,前人早已有所认识。

明代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序》中将唐诗的发展分成初、盛、中、晚四个阶段:

(1)初唐:高祖武德元年(618)――玄宗开元初(713)近百年。

“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闱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

(高棅《唐诗品汇·总叙》)

初唐约百年,诗人大约270人,诗歌2757首,其中心任务是要批判地继承六朝文学,融合南北文风,为诗歌发展开辟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初唐百年诗歌的演进,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初唐的前五十年,是宫廷诗的时代。从作家来讲,初唐前五十年主要是以李世民为代表,包括李百药、虞世南、马周、许敬宗、杨师道、长孙无忌、魏征、上官仪、褚亮等人在内的宫廷作家群,而 “以绮错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传》)的“上官体”为这一时期的诗风代表。在野诗人王绩“以真率浅疏之格”(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特立于初唐诗坛,惠及初唐四杰。

初唐的后五十年是逐步突破旧的诗风,建立唐诗风范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坛上比较热闹,改革诗风的呼声与创作实践同样强烈,先是高宗武后时期,“以文章名天下”的初唐四杰登上诗坛,把诗歌的题材从宫廷移到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与塞漠,感情基调也清新健康起来,继之有沈佺期、宋之问确立了律诗这种新形式。最后是陈子昂登高一呼,痛斥齐梁,高倡风骨,为唐诗开创了健康的发展道路。

总之,初唐诗歌虽未完全摆脱六朝的浮华和纤弱,诗歌的现实性和思想性尚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已透露了新的气息。

补充:上官仪和上官体

上官仪(616?-664),字游韶。贞观初进士,太宗时曾任秘书郎,高宗时官至东西台三品。因建议高宗废武后,得罪武则天,被诬构参与梁王李忠谋反,下狱死。太宗对其文才颇欣赏,《旧唐书·本传》云:“太宗雅好属文,每遣仪视草,又多令继和,凡有宴集,仪尝预焉。”他的诗今存二十首,大都是奉和应诏之作。他的诗以绮靡婉媚著称,时人多效仿,称为“上官体”。

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诗的对偶进行了整理与归纳,提出了“六对”、“八对”之说,对律诗的形成有一定的作用。

据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引李淑《诗苑类格》,所谓六对是:一是正名对。如天地对日月;二是同类对,花叶对草芽;三是连珠对,萧萧对赫赫;四是双声对,如黄槐对绿柳;五是叠韵对,如彷徨对放旷;六是双拟对,如春树对秋池。所谓八对:一曰的名对,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二曰异类对,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三曰双声对,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四曰叠韵对,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五曰连绵对,残河若带,初月如眉;六曰双拟对,议月眉欺月,论花颊胜花;七曰回文对,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八曰隔句对,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未归。

(2)盛唐:玄宗开元元年(713)――代宗大历元年(766)约五十年。

“自后曲江继起,浸浸称盛。开元、天宝之际,笃生李杜二公,集数百年之大成。……其辅二家而起者,有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刘眘虚、裴迪、储光羲、常建、崔颢诸人。而元结又有《箧中集》一选,集沈千运、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微明、元融七人之作,都为一卷,其诗直接汉人。故论诗者至开宝之世,莫不推为千载之盛也。”

(鲁九皋《诗学源流考》)

盛唐,是唐代诗歌达到繁荣的顶点时期,在短短的五十三年里,涌现出了十几位大诗人,他们以互不相同的风格,加入到了盛唐之音的大合唱之中。正如李白《古风》其一所说:“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在盛唐诗坛上,李白、杜甫无疑是两位最伟大的时代歌手。而以王维、孟浩然为首的一批诗人和以高适、岑参为首的另一批诗人分别以或宁静优美、或豪迈奔放的音符,弹奏出盛唐之音的不同音部。

天宝十二载,盛唐人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序》中说“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这种既讲究声律,又兼有气骨,文质结合,元气淋漓,真力弥漫的诗歌美学品格,正是盛唐诗歌的艺术风貌。

总的说来,这一代诗人大都具有宏伟的理想和抱负、蓬勃热烈的感情,他们的诗歌大都充满了积极向上的青春活力,这也就是后人所称道的盛唐之音。李白诗歌则是盛唐之音的典型代表。“安史之乱”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伟大的诗人杜甫,以他如椽巨笔,在诗中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代巨变。他既是盛唐之音的结束者,又是中唐诗歌新变的开启者,在整个唐代诗歌史上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也成为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杰出的诗人。

(3)中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文宗开成元年(836)约七十年。

“盖一代之诗,有盛必有衰。其始也,由衰而返乎盛,盛极而衰即伏其中。于是能者又出奇以求其盛,而变之上者则中兴,变之下者则愈降。古人所谓‘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是也。……大历以降,风调渐佳,气格渐损。故昌谷(按指李贺,疑当为昌黎)以雄奇胜,元、白以平易胜,温、李以博丽胜,郊、岛以幽峭胜,虽品格不一,皆能自成局面,亦皆力求其变者也。”

(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

中唐诗人大约五百七十人,诗歌数量最多,约一万九千余首,诗歌流派也最多,所以高棅称之为“中唐之再盛” (《唐诗品汇·总叙》) 。

与安史之乱期间相比,虽然时局得到相对的稳定,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以及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使社会陷于严重的无法摆脱的危机之中。盛唐那积极浪漫的热情和理想退潮了,严峻、冷酷的现实使诗人们不得不倾向冷静的观察与思考,所以诗歌表现的内容转向了现实和社会。而盛唐诗歌在艺术上所达到的成熟完美的境界,也为中唐诗人在诗歌艺术的创新与开拓上提出了新的挑战。

因此,中唐诗歌无论在内容还是艺术上,都出现了竟相创新的局面,诗人及流派的创作“如危峰绝壑,深涧流泉,并自成趣,不相沿袭”(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市民化、通俗化倾向也明显加强。

(4)晚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哀帝天祐四年(907)约七十年。

“论者谓晚唐之诗,其音衰飒。然衰飒之论,晚唐不辞;若以衰飒为贬,晚唐不受也。……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

(叶燮《原诗》外编下)

“晚唐之诗分为二派,一派学张籍,则朱庆余、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其人也;一派学贾岛,则李洞、姚合、方干、喻凫、周贺‘九僧’其人也。其间虽多,不越此二派,学乎其中,日趋其下。其诗不过五言律,更无古体。”

(杨愼《升庵诗话》卷十一)

晚唐七十年,是唐诗的晚秋时节,但并非一片萧瑟。

总的看来,由于晚唐政治形势的恶化,人民生活更加贫困,所以反映现实的诗歌在晚唐继续得到发展。李商隐、杜牧两位诗人为晚唐之翘楚。他们都有过济世报国之志,诗中也或显或隐地陈世事、刺时弊,表达他们伤世之情。但时乱世衰,他们不复有元白韩柳当年的改革锐气和信心,所以在仕途淹蹇后,都不同程度地追求声色感官的刺激。他们的诗歌,渐从江山社稷移到歌楼舞榭,写男女之情乃至狎妓游冶者增多,追求感情表达的深细幽曲、意境的朦胧凄迷,无论在内容还是艺术都具有杰出的成就。

许浑、温庭筠、韦庄、司空图、韩偓、郑谷等诗人,也都各有特色。而皮日休、杜荀鹤、聂夷中等人,继承了中唐元白新乐府的传统,在反映民生疾苦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由于晚唐时局如西风残照,士人深感回天乏力,他们在反映政局动乱、民生凋敝的同时,或隐逸山林,或寄情声色,以寻找慰藉解脱。因而他们的诗中都笼罩着衰飒悲凉凄冷的情调和气氛,这是晚唐诗风委靡,以纤巧为美的主要原因。

三、隋朝、唐初的诗歌创作

(一)隋末唐初山东士子的刚健之作

隋末唐初,许多文士尤其是山东士子(因为当时的战争主要是在黄河流域进行的)因时乘势,纷纷希望在改朝换代、开国奠基的过程中建立功勋。他们的诗歌多表现经年征战生活和奔波求主的境遇,得志的慷慨、豪迈与失意的潦倒、怨愤并呈于诗中。

如李密在起事反隋过程中,为了躲避朝廷的追捕,曾隐姓埋名,聚徒教授。经数月,郁郁不得志,作《淮阳感怀》诗:

金风荡初节,玉露凋晚林。此夕穷涂士,郁陶伤寸心。野平葭苇合,村荒藜藿深。眺听良多感,徙倚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

诗成二泣下数行(《旧唐书·李密传》)。

再如魏徴,于唐高祖武德元年随李密降唐,自请安辑山东,在出关时作《抒怀》(一作《出关》)诗: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然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藩。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抒发了他风云际会、君臣遇合后,为国请缨、建功立业的慷慨之情,风骨凛然,气格高迈。

(二)贞观君臣的宫廷诗歌创作

贞观年间是唐王朝基业初创、力求巩固的时期,当时宫廷诗歌的主要内容是应制颂圣、润色鸿业和以隋为鉴、谏议讽喻两个方面,诗风开始由六朝绮靡浮艳向典雅中和转变。

卢照邻曾在《南阳公集序》中云:“贞观年中,太宗外厌兵革……内兴文事,虞(世南)、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之俦以文章进,王(珪)、魏(徴)、来(济)、褚(亮)之辈以才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雍容侍从,朝夕献纳。我(指唐王朝)之得人,于斯为盛。……变风变雅,立体不拘于一途;既博既精,为学遍游于百氏。”概括了贞观宫廷文苑兴盛的气象。

这一大批宫廷文人绝大多数是元老重臣。他们围绕在太宗周围,深受赏识,身居要职,参与新朝的重大政治和文化学术建设,不仅对实现贞观之治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形成了当时的文学中心,以他们较为鲜明的文学观念和大量的宫廷诗作,领导着当时文学创作的主要潮流。

其中成就较大的诗人当推唐太宗李世民和虞世南、魏徴、李百药等人。

(三)唐太宗及其诗歌创作

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唐高祖李渊第二子,辅佐李渊建立了唐朝。又以雄才大略,经过七年征战,削平群雄,统一全国。武德九年(626)登基,励精图治,从谏如流,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他深知“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旧唐书·音乐志》),十分重视文化事业。为秦王时,就开文学馆广揽学士,为房玄龄等“十八学士”画像题赞,后来又在弘文殿侧立弘文馆,临朝听政之暇,常与学士讨论学问典籍、礼乐制度,作诗唱和,吟咏情性,推动了诗歌创作乃至整个文化的繁荣。

《全唐诗》录存唐太宗诗八十六题九十八首,数量居贞观宫廷诸人之冠。其诗题材丰富,其中纪行、咏怀之作,多是追忆昔年戎马征战的豪情胜慨。如《过旧宅二首》:“前池消旧水,昔树发今花。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昔地一蕃内,今宅九围中。……八表文同轨,无劳歌《大风》。”抒写帝业告成,还乡之时,踌躇满志,意气洋洋的情怀。《还陕述怀》亦云:“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星旂纷电举,日羽肃天行。遍野屯万骑,临原驻五营。登山麾武节,背水纵神兵。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回忆自己创业艰辛,壮怀激烈,有雄视天下的气魄。

《帝京篇》十首是唐太宗写景抒情相结合的代表作,这组诗吸取前代京都赋的开阔视野和铺张写法,描叙他作为帝王日常的临朝、读书、阅武、听歌、观舞、游览、宴饮等生活场景,虽然旨在去奢戒盈,但仍有矜夸之意。其一: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馀。连薨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

用壮美山川烘托出巍峨帝居,气魄宏伟,工整富丽。

虽然唐太宗集中也有一些染齐梁余习的咏物写景之作,但是“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全唐诗》卷一《李世民小传》)其创作活动在唐诗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虞世南及其诗歌创作

贞观宫廷中艺术成就最高的诗人是虞世南(558—638)。字伯玉,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他沉静寡欲,笃志勤学,诗文兼擅,少时曾获徐陵赞赏。历仕陈、隋,入唐后为李世民府属,“十八学士”之一。太宗即位后,为弘文馆学士,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公,人称“虞永兴”。他对太宗常有规讽,太宗尝称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旧唐书·虞世南传》),诗歌力图摆脱齐梁浮艳之习,初露清新、刚健气息。

虞世南诗歌中的佳构主要是拟乐府诗,边塞诗和游侠诗写得尤其英爽精工。如《从军行》二首,描写边塞征战的艰辛,其中“剑寒花不落,弓晓月愈明。凛凛严霜节,冰壮黄河绝。蔽日卷征蓬,浮天散飞雪”等句,刻画塞外严寒景色,苍莽荒凉,流露出对守边将士的关注之情。清人沈德潜谓此诗“犹存陈隋体格,而追琢精警,渐开唐风”(《唐诗别裁集》卷一)。再如《结客少年场行》将重义轻生的少年侠客从军报国的壮志,也写得生气勃勃,豪气逼人。“焰焰戈霜动,耿耿剑虹浮”一联,描绘侠客戈上霜花如白色焰火,剑气浮动似虹彩闪熠,意象新奇壮丽。《出塞》诗中“凛凛边风急,萧萧征马烦。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雾锋黯无色,霜旗冻不翻”等句,极力烘染边塞奇寒,诗思新颖,想象独到。后来盛唐诗人王昌龄的“大漠风尘日色昏”(《从军行》),岑参的“风掣红旗冻不翻”(《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显然都脱胎于虞世南此诗。

虞世南的写景诗,也能在藻饰中显出清新、明丽、活泼的风致。如《侍宴应诏赋韵得前字》:“横空一鸟度,照水百花然。绿野明斜日,青山淡晚烟。”已经洗尽了宫廷脂粉气,曲尽物象之妙,“天然秀颖,不烦绳削。”(徐献忠《唐诗品》)其咏物小诗,每有兴寄感慨,如《蝉》: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状物形神毕肖,寓意巧妙自然,格调清隽高远。与后来骆宾王、李商隐同题之作,被后人推为唐人咏蝉诗“三绝”。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五云:“虞永兴师资野王,嗜慕徐庾,而意存砥柱,拟浣宫艳之旧。故其诗洗濯浮夸,兴寄独远,虽藻彩萦纡,不乏雅道。”虞世南作为当时第一文宗,此评洵非虚誉。

(五)王绩及其诗歌创作

在隋末唐初诗坛上,王绩因其独特的人生旨趣,高标独立,隐逸田园,作品亦呈现出与宫廷诗人迥然而已的艺术风貌。

(1)王绩生平

王绩(585—644),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隋末大儒王通之弟。幼年天资过人,七八岁能读《春秋左氏传》,十五岁西游长安,谒见杨素,谈辩精新,一座称奇,被誉为“神仙童子”(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他深受山东士子经世致用文化传统和其兄王通师徒王道霸略的河粉精神的影响,一心向往朝廷、肆力廊庙。虽然仕途屡遭挫折,一生三仕三隐,但终老仍恨恨不已。现存《王无功文集》五卷。

他的诗歌以田园隐逸居多,言志述怀为主,具有较为深刻的哲学思辨色彩。他虽然有时慷慨激越,但更多的是清醇、简淡,纯任自然。他的田园诗以庾信为中介,上学陶潜之法而推弘之。他喜欢描绘未经斧凿、处于自然状态的景色,如“溪流无限水,树长自然枝”(《自答》),“日光随意落,河水任情流”(《赠程处士》),“涧幽人路断,山旷鸟鸣稀”(《山家夏日九首》其五)。他一旦离开都市,回归田园,就尽情地抒发自己获得自由后的欢乐以及山野生活中的欢愉和慰藉,如《春日山庄言志》:

平子试归田,风光溢眼前。野楼全跨迥,山阁半临烟。入屋欹生树,当阶逆涌泉。剪茅通涧底,移柳向河边。崩沙犹有处,卧石不知年。入谷开斜道,横溪渡小船。郑玄唯解义,王列镇寻仙。去去人间远,谁知心自然。

他所回归的山庄,荒芜而罕有人迹,不似陶诗那样充满人间烟火和温暖,但他就喜欢这种接近原始自然的状态。

他的饮酒诗,从各种角度颂扬酒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快慰,如“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醉后口号》),“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不如高枕卧,时取醉销愁”(《赠程处士》)等。《题酒店壁绝句八首》更集中写了其饮酒的乐趣。陶渊明虽然深知酒的乐趣,但也明白酒的危害,决心止酒。王绩却从未提及止酒,他为了摆脱世俗的束缚,不信神仙,宁可饮酒,寻求麻木、昏沉的“神全”之境。

(2)王绩诗歌艺术成就

王绩诗歌具有以下几个艺术特点:

首先,他作诗不事雕琢,发自肺腑。他说:“题歌赋诗,以会意为功,不必与夫悠悠闲人相唱和也。”(《答处士冯子华书 》)所以他的诗作皆有感而发,淳朴、自然。如《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遂以为问》以家园琐事接连发问,明人钟惺评之曰“只是家书”(《唐诗归》),句句真情实意,语言简朴动人。

其次,王绩诗歌题材新颖,不落窠臼。如《未婚山中叙志》将己之条件、志趣和对娶妻之要求 一 一 列出,有学者认为颇似现代征婚启事。在结构上,他除了在《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遂以为问》中用单方面提问的方式谋篇,还在《春桂问答》中以三、五言通俗口语自问自答,别出心裁。

第三,王绩诗歌风格萧疏真率,野趣横生,寓精致于浑朴之中。翁方纲说:“王无功以真率疏浅之格,入初唐诸家中,如鸾凤群飞,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石洲诗话》卷二)其实,王绩诗歌很注意裁剪锻炼,无论对偶、音律都是很讲究的。他的诗歌合律程度很高。如《野望》已是一首比较标准的五言律诗了。沈德潜说:“《野望》五言律,前此失严者多,应以此章为首。”(《唐诗别裁集》卷九)

无论从思想或艺术来说,王绩都是唐初最为重要的诗人,后来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的诗歌革新和盛唐山水田园诗创作都受到他很大的影响。杨慎即云:“王无功,隋人入唐,隐节既高,诗律又盛,盖王杨卢骆之滥觞,陈杜沈宋之先鞭也。”(《升庵诗话》卷二)对王绩在唐诗发展史上的地位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3)王绩诗歌选读

1. 野望 王绩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2. 春桂问答

问春桂:桃李正芬华,年光随处满,何事独无花?

春桂答:春华讵能久?风霜摇落时,独秀君知不?

3. 王绩《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遂以为问》及朱仲晦答诗

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遂以为问

王绩

旅泊多年岁,老去不知回。忽逢门外客,道发故乡来。敛眉俱握手,破涕共衔杯。殷勤访朋旧,屈曲问童孩。衰宗多弟侄,若个赏池台?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柳行疏密布?茅斋宽窄裁?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渠当无绝水?石计总生苔?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羁心只欲问,为报不须猜。行当驱下泽,去剪故园莱。

答王无功思故园见乡人问

朱仲晦

我从铜州来,见子上京客。问我故乡事,慰子羁旅色。子问我所知,我对子应识。朋游总强健,童稚各长成。华宗盛文史,连墙富池亭。独子园最古,旧林间新坰。柳行随堤势,茅斋看地形。竹从去年移,梅是今年荣。渠水经夏响,石苔终岁青。院果早晚熟,林花先后明。语罢相叹息,浩然起深情。归哉且五斗,饷子东皋耕。

4. 未婚山中叙志

物外知何事,山中无所有。风鸣静夜琴,月照芳春酒。直置百年内,谁论千载后。张奉娉贤妻,老莱藉嘉偶。孟光傥未嫁,梁鸿正须妇。

注释:第七句:张奉,字公先,东汉河内人。粗衣恶食,以教学为生。太傅袁隗以女妻之,嫁妆丰厚,奴婢百人皆衣著奢丽。张奉思慕隐居,见此情景颇为不快。其妻入门数年,张奉视之若陌路之人。妻知其意,乃曰:“家公年老,不以妾顽陋,使侍君巾栉,自知不副雅操。君如执梁鸿之高节,妾欲怀孟光之微志。”遂撤其玩饰,使奴婢衣粗衣而纺绩,奉遂悦,夫妇恩爱,偕隐度日。事见鲁迅辑校本谢承《后汉书》。

第八句:老莱,楚国隐士。楚王闻其名,愿委以国政,老莱子应允。其妻劝阻曰:“妾闻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随而鞭捶;可拟以官禄者,可随而斧钺。妾不能为人所制者。”老莱子从其言,仍隐而不仕。事见刘向《列女传》卷二。

第九、十句:《后汉书·逸民列传》: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势家慕其高节,多欲女之,鸿并绝不娶。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娉之。女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及嫁,始以装饰入门。七日而鸿不答。妻乃跪床下请曰:“窃闻夫子高义,简斥数妇,妾亦偃蹇数夫矣。今而见择,敢不请罪。”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缟,傅粉墨,岂鸿所愿哉?”妻曰:“以观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隐居之服。”乃更为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顷,妻曰:“常闻夫子欲隐居避患,今何为默默?无乃欲低头就之乎?”鸿曰:“诺。”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

王诗此二句意谓倘有贤惠若孟光可与共隐者,则己必乐娶以为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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