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画廊总监话香港：悄然变化的亚洲艺术舞台

9月初，亚洲首间全球性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M+（下称M+）官宣开关日期：11月12日，M+将正式对公众开放。

届时，来自M+藏品系列中的约1500件作品将在17000平方米的空间内悉数展出，同时启幕的六个专题展览将系统梳理馆方自2012年起搜罗的各类藏品，涵盖视觉艺术、流动影像、设计、建筑项目、档案藏品等不同门类。

M Plus博物馆外景图片来源：M Plus博物馆

观展期间，观众还能逐一体验馆内各项设施，如戏院、多媒体中心、“学舍”、研究中心和博物馆商店，形成丰富、综合的一站式文化体验。筹备多年、历经挑战的M+终尘埃落定。

这则消息刷屏朋友圈是有理由的。自瑞士藏家乌里·希克批量捐赠手中的中国艺术藏品开始，M+的每一步动向已牵动着媒体的神经。

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更让原定的计划——展览、艺博会、远距离飞行、跨省或跨国合作都在无法控制的变动中循环往复。

香港国际会展中心夜景图片来源：巴塞尔艺术展

香港，这座东方之珠，这片不容忽视的艺术市场，俨然已与很多其他境外城市一样，已是大多数人——艺术家、艺术从业者、藏家、观众与游客无法随心便利抵达的地方。可我们依然关注香港，想要得到香港的动态，听到香港的消息。

那里有国际规格的画廊、美术馆、机构，有不断创作和突破自我的艺术家，有一场又一场的匠心独具的展览，也有让人振奋的数字和市场。这一年多来，人们已习惯云端，习惯线上，可艺术品观赏和交易仍离不开“现场”——亲眼看，亲自聆听，亲身体验——这和新闻报道倒是异曲同工。当我们无法踏足那片熟悉的土地，有人会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手，我们的身体。

这便是这次选题的原因。近期，雅昌艺术网&艺术头条 与三位身处香港、了解香港的画廊资深从业者连线，由他们的亲身体验来向我们诉说：这两年，香港的艺术世界，一切还好吗？

卓纳画廊香港资深总监许宇在卓纳画廊香港办公室，2020年（出自：手机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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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宇

卓纳画廊香港资深总监

最近有件事很奇妙：有一天，我从深圳回到香港，第一次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在香港住了好几年，都没有过这样的感觉。这说明经历疫情后，香港在大家心中的定义变化蛮多的。

卓纳画廊香港空间开幕展，米凯尔·博伊曼斯（Michael Borremans）个展《太阳的火焰》展览现场，2018年1月

卓纳画廊香港空间开幕展，贵宾晚宴现场，与专程到访的上海藏家们，2018年1月

疫情给我们上了很大的一课：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这一课。2018年元月加入卓纳画廊后的三年间，我差不多一个月里有7到10天的时间在香港，其他时间都在路上——去瑞士、伦敦、纽约、巴黎的艺博会，还有亚洲其他城市，比如台湾我经常去。疫情后，所有的洲际的飞行，亚洲内部的飞行都去不了，现在回大陆的计划也不在自如的掌握之中，如果有座城市忽然出现新的病例，那周边城市也会受影响，计划都得变动了。如今出差和旅行成了无比奢侈的一件事，不禁让我们思考：究竟需不需要那么多的飞行？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在香港准备个展，与友人、卓纳画廊团队，2018年3月

出自：许宇手机相册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香港个展，卓纳画廊香港空间，2018年3月

现在想来，很多情况是不那么、那么的必要的，是我们给自己画了很多负担，增添了很多想象。过去繁忙异常，大多数画廊参加了一个又一个博览会，会让从业者对市场有片面的误读：似乎在一些最重要的展会上，在最主要的市场里成为弄潮儿，这就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但显然不是如此——光香港一座城市，就有很多值得耕耘的地方。

这里有各种类型的潜在客户。有华语客户，有大陆住在香港的“新港人”，有移民，有各国的外籍人士。他们绝非仅限于“全球Top100藏家”、“香港最重要的10位藏家”的名单里，而是真的卧虎藏龙。有些人已经是非常成熟的藏家，他们买古董的、买玉器的、买现代绘画的、买20世纪华人艺术、卖中国书画的……如果能把他们引导过来支持当代艺术，这就是我们的一项工作。这种下沉式的挖掘，你没有办法去指望不是住在香港的行业工作者来做这些事。

这里有复杂的文化。记得有一段时间不那么稳定：路上游行，出行困扰，机场遭遇堵截，但这也让我更全面地去理解这座城市，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交织一起的居民。你的感受是主观的、个人的，但当面对这一切时，如何站在香港艺术家的视角去体会他们看到的世界，如何试图了解出生在香港、生长在香港的香港人的想法，如何看待客居在香港工作的人员——包括我，包括很多外籍人员，甚至不是黄种人的想法？这一切都铸就了香港和它的历史。而这种复杂和多元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个丰富的艺术环境。

卡罗尔·波维（Carol Bove）香港个展《十小时》，卓纳画廊香港空间，2019年10月

卡罗尔·波维现场导览其个展，卓纳画廊香港空间，2019年10月

出自：许宇手机相册

虽受疫情影响，但香港一直出现新的空间，独立空间、项目空间。香港一直不缺这个。和大陆不同的是，除了独立空间和项目空间之外，这里的商业画廊是特别纯粹的交易平台——不会像大陆很多画廊经常张冠李戴，混淆了画廊和非盈利空间的角色。这些画廊的物理空间可能就上海画廊的四分之一大，有时作品挂得密密麻麻，但大家不会觉得这是不好的事情——我就是来卖东西的。而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所有人做事都踩着节奏，非常快，效率也很高，注定了降落在此的画廊为了生存就得做买卖。这点我很敬佩，也改变了我对艺术交易的一些成见。

拜访罗斯·怀利（Rose Wylie）伦敦工作室，2019年10月

出自：许宇手机相册

罗斯·怀利（Rose Wylie）香港个展《画个名词……》，卓纳画廊香港空间，2020年1月

在香港的三年让我明显的体会到：一个西方企业或者非中国企业如果真的重视中国市场，这个市场的主管或是第一梯队的高管们，应该有高比例的华人。我记得刚到香港的那一年，几乎是讲中文的华人在香港艺术行业一级市场的鼎盛之年。放眼看过去，几乎所有的西方画廊在亚洲的领导者都是华人，来自大陆、香港、台湾资深的从业者。但三、四年之后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商业艺术机构，甚至非商业的艺术机构的领导者在香港已越来越少是华人，很多华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离开了原来的职业，我觉得整个版图正在悄然变化，这经常成为大陆坊间茶余饭后的闲话，但是很少认真分析行业版图的变化。

ART021 博览会2020年11月，疫情开始后，卓纳画廊在亚洲参加的首个博览会

这种变化可能不在香港的朋友感受不到。特别是国内疫情控制得当，微信上会有很多很乐观的文章描述中国艺术市场有多好，多少作品会卖到中国去。但请大家不要忘记，船一直在开，水一直在流，格局一直在变，我们不能被一个表象给迷惑。比如，很多西方艺术商业机构在亚洲的领导者不再是中国人了。其实文化之间的代沟非常大。对中国有感情的、在中国呆了很久、能够讲中国的语言的西方人在大陆的比例也越来越少。你很难再找到那么多“中国通”，如果空降一个领导者，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管理中国乃至亚洲市场。所以你看到越来越多雷同的作品，或者随意的作品在本地交易场所里出现。为什么？如果今天空降的一位外国人没有那么下沉地了解中国的藏家，没那么了解本土习俗、偏好、人情世故，甚至中国经济在民间的表现，那由此发展出来的对话和布局可能都像是外媒式样的隔岸观火视角，艺术贸易上的对流可能也会更单方面。

另外，华语区艺术行业人才梯队的“可持续发展”仍未扎实，二三十年 “资深从业者”有离席，有改换赛道，有意兴阑珊。反映在香港也是，如今这波华人资深从业者越来越稀缺的。各种原因很多，但我认为首先中国人应该有更多的胆识——胆识有时比能力更重要。有胆识去担当或者争取更多的领导经验，而非作为只是微笑和合影的地陪、导游，或者交易场上的翻译。埋头苦干、闷声不响、老好人，这些看似我们最熟悉不过的优良品质，其实在我们微信热闹的艺术产业外的日常战线上是困扰很多从业者的特质。这在香港这个中西的擂台上，特别明显。

疫情以来首个香港巴塞尔艺术展现场，卓纳画廊展位，2021年5月

我很期待有越来越多资深的大陆艺术从业者来香港。他们无论是学识、素养、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研究，以及文案工作都有很深的功底。他们在媒体公关、策展、行业信息等方面，都因为大陆业态的兴盛和广度，有着更大的优势和经验。我想对他们说，香港的确是个充满机会的城市。香港艺术行业的薪酬优渥很多。因为很多西方领先的机构在港的分支，香港从业者有机会在运输物流、包装、修复、布展等方面看到真正的专业操作。企业化的、或者更优化、但至少更明确分工的工作结构和流程，是香港这座城市工作的特征，对于对于很多起早贪黑、身兼数职的大陆艺术从业者来说，也会是自我职业训练路上极好的经验。最后我想说，当代艺术终极来说是一个全球参与的赛场，使用全球通行的语言——流利的外语，自如的商务表达，精通的艺术语言——是从业者最好的训练，那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培训场所。

豪瑟沃斯资深总监 蔡荔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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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荔馨

豪瑟沃斯资深总监

这两年里我几乎都在香港。去年回过一次上海，恩利老师在PSA（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个展，画廊还参展了西岸艺博会。这是我疫情后第二次回内地（注：时间截止至9月份），一是因为恩利老师在龙美术馆重庆馆的个展，二是因为乔治·康多在龙美术馆上海馆举办亚洲最大的个展。工作之余，我也真的很久没有见家人了，这两年回来得真的挺少的。

张恩利个展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乔治·康多：图像殿堂”展厅现场图，龙美术馆（西岸馆），2021，摄影：JJYPHOTO

疫情打乱了我们的出行节奏，但也酝酿出很多机遇和改变。为响应香港防疫相关政策，我们一度分A、B两个工作组，每组成员以一周为单位交替工作，两组成员之间——哪怕平时是好朋友——也不能见面。这当然是很小的细节，但我感受到了画廊从业者的社会责任和敬畏。记得疫情最严重时画廊不得不闭门，但我和H Queen’s的其他画廊朋友交流过，大家都希望尽可能地开放。

那段时间，我们做好所有的准备：口罩、手套、消毒液、预约流程的建立，尽可能满足想来现场的藏家与观众。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们很勇敢：艺术从业者不是人们想象中那样只在酒会里觥筹交错，而是尽可能多地留在前线——虽然这不能与医务人员相提并论——但我们尽可能地让艺术离公众更近一点。如今豪瑟沃斯在全球有近20个空间，我们香港空间是其中坚持开放最久的。这一点真的很自豪。

疫情期间，我们画廊在数码建设和线上观展体验上也做出很多突破。比如，如果你关注过我们的“快件”（Dispatches）系列，会发现艺术家有各自创作之外非常生动的另一面——他们唱歌、做烙饼、在自家游泳池里做现场表演艺术，这是来自艺术家的温度，他们在用各自的创意，各自幽默的方式回馈每个喜爱他们的人。

因为疫情，我们画廊各地之间信任、联动和协作真的超前增强了。很多时候，你确实需要信任你的同事，让他们照顾你特别重要的藏家和机构。当我们无法正常出行，如何一同关照重要藏家群体，是我们达成的共识。如果有欧洲的同事问，我想看看你们香港今天的作品怎么样？我肯定说没问题！我们会约一个合适的时间，在镜头面前给他们直播。这不是大家印象中快速节奏的直播方式，而是强调“亲眼”，强调“即时即刻”，可以通过facetime或zoom，满足对方想看到作品细节的需求。

策展人马西米里亚诺·吉奥尼通过连线的方式，给观众做导览讲解。摄影：韩小易

这一年多，我安静地留在香港，发现了身边特别有趣的人、有趣的展览。以往工作忙时，我们更多的是在工作中社交，很多时间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地聊一聊。有些藏家朋友，以前只识他们的藏家身份，但对其主业并不了解。现在你才知道，原来这位是投科技类的基金的，那一位是关注生命科学的，还有人特别关注哲学。我觉得我真正地认识了他们。

“信任与迷惑”展览现场 Tai Kwun Contemporary，5 May2021 - 1 Jan 2022

疫情下的香港也不缺好展览，有两个印象特别深：一是大馆的展览“信任与迷惑”，展期从今年3月底开始一直延续到11月，它不是静态的，而是根据月之阴晴圆缺有不同策划。这个展览太好了，我一共去了四次，而且每一次都不是为了工作，只是纯粹的喜欢。我记得其中有一件作品，可以预约，有一位训练有素的艺术工作者会给你一对一地讲述一个故事，说得绘生绘色，我都听得流泪了。

《一园六季》展览现场 Para Site艺术空间 图片来源：para-site

另一个展览是Para Site的“Six Seasons”，名字起源自加德满都一座历史花园，它希望一年不只是四个季节。展览邀请了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一同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展览非常符合当下的关怀：在疫情爆发乃至现在非常态化的时刻，越来越多人开始反思人类与自然、人类与环境、与生态的关系。

这两个展览只是香港众多展览中的一个剪影。在无法自由出行的情况下，那么高标准的、联动不同领域、国家的创作者的展览是怎么产生的？必然是那些在香港工作、生活的艺术从业者的努力，他们的决心和实践力值得钦佩。

我分享了很多正面的信息，但也不可能始终一帆风顺。我记得有一天下班，楼下正好在放流泪瓦斯，当时真的吓坏了。平时工作中也遇到过压力和阻碍——或许不能用“阻碍”来形容——而是工作中面临的挑战。有时我甚至会想，每个人，每一天都会遇到挫折，其实变动和“不顺利”才是常态；如果太顺利，反而会觉得是不是不那么正常了。（笑）

我确认，我是会留在香港的。这里有我的工作，有我的生活。我的使命才开始。加入豪瑟沃斯四年，我越来越明确自己的两个使命：一、尽可能让我们的艺术家了解亚洲，了解中国，让他们来这里时宾至如归。二、愿我能够尽可能地向全球的同事阐释：亚洲究竟是什么——我在的香港，我在的大陆，这一片土地它究竟是什么？理解它的存在不仅靠地理、国界的认知，它不是中国、日本、韩国，而是可以精确到一个乡、一个镇、一个街区、一条马路。亚洲就是如此多元。而我因为可以传达这份信息、这份信念而感到满足。

在香港，我最喜欢的一段路，就是从我家走到画廊的那一段。10点以前，我直接上扶手电梯，电梯往下走，我都不用走路，直接一路到中环皇后大道中。如果稍微晚一点，就从荷里活道一直走到皇后大道中，这一路途径大馆以及周围覆盖的商业圈。我主要的生活范围就在这儿。当然我也会去爬爬山，大屿山、龙脊山，或者去出海，其他也没再多了。香港于我，就是家、工作和朋友，其实特别简单。

白立方中国地区代表 赵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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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婷婷

白立方中国地区代表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合适做这个选题，因为我没有长期地在香港生活。不过不管是之前的公司还是我目前所在的白立方，它们都在香港设有分支。在原公司，我差不多每个月会从北京出发，在香港呆一周的时间，见艺术家、去工作室、筹备展览和各类项目，之后以那里为起点，接着去伦敦、米兰、巴黎或欧洲其他城市，最后再回到北京。我想，很多国际画廊的华人代表都是这样的工作节奏，是疫情中断了我们的飞行。我上一次去香港已经是2020年1月了，爆发疫情后就没有再去。

现在我和其他同事基本靠视频会议来沟通工作，如果要看现场的情况，当地同事会带着我们绕着空间走一圈，来确认具体的工作细节。据我目前所知，香港整体艺术土壤处于疫情下的平稳状态，前几年还有多家画廊乔迁新处，最近除了“M+”要开幕之外，最主要的动向就是我们有同事要来上海参展艺博会了。隔离时间的标准是14+7（天）。所以，他们已经到上海了。我和其他画廊的朋友们交流过，他们也到了，都踌躇满志。是啊，虽然现在没法像以往那样自由的飞行，但我们珍惜每一次见面，争取把一整年的计划安排上。

比亚翠兹·米拉塞斯个展“对角线上的芭蕾”

龙美术馆(西岸馆)，上海

图片 @白立方(JJYPhoto)

香港毋庸置疑是国际画廊了解亚洲的窗口。那里很英式，海外藏家比较容易接受它的文化，有些人是从李小龙、成龙的电影里认识香港的，至今觉得它是个魔幻的城市，外加它是个海岛，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这对没有去过香港的人来说还是有吸引力。

香港的艺术氛围更接近国外。如果你去过纽约、伦敦、巴黎，你就会觉得香港的那些空间和展览也好，文化交融也好，都特别顺理成章。它是一个完全由各个国家、各种文化交织在一起的地方。如果恰好是遇上往年三月香港巴塞尔这样体量的大型艺博会，那就更是一个广袤的大party，你会遇上各种各样的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信息，它的确是一个可以让人一下子就接触到当下最鼎盛的艺术的环境。要是说起香港的藏家，我只能用千人千面来形容。每个人的喜好、购买习惯、藏品追求都不一样，你几乎不可能把他们按某种标准去分类。特别是当香港只是你工作的其中一站时，那种强度和丰富度的确没法判断他们是否有一个可以总结出来的“共性”。

白立方展位 2021香港巴塞尔展位

虽说我不能用一句话概括什么才是香港的艺术生态，但我至今记得大馆开幕时那个展览。当时同去的都是艺术行业的朋友，大家都印象深刻：本地的策展团队，策划了一场和香港有关的展览。我现在已经不确定是不是所有参展艺术家都来自香港，但那场展览让我们看到了那里艺术生态的活力。香港的艺术机构都很国际化，工作的流程、条理、分工相对来说都比较有规律。

我是今年7月加入白立方的。对我来说，加入白立方是在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做一件重要的事。我目前的工作主要是与国内的机构、美术馆保持沟通、联络、研究和合作，让白立方的艺术家们在国内能有更多展示和研究的机会。

白立方伦敦柏蒙西空间

刘韡. 图片 白立方(Ollie Hammick)

《先锋》（局部）2021年，铝与汽车漆

275 x 320.5 x 302 cm | 108 1/4 x 126 3/16 x 118 7/8 in.

刘韡. 图片 白立方(Ollie Hammick)

这些年来，我在海外读书、生活了很久，工作环境里也有很多外国人。但我还是对中国艺术家和中国艺术感兴趣。如果你看一下世界艺术的版图——知名的美国艺术家有一群，非洲艺术家有一群，但中国艺术家，一直是那一些，你不觉得奇怪吗？难道我们没有更多优秀的艺术家吗？其实我们有，我们当代艺术的市场很热情，很踊跃，很多人在买、在收藏，这其中当然存在各种可能性。

有些人说，中国艺术家的藏家几乎都是中国人。那请问，自己国家的人，收藏本国人创作的艺术品，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吗？到了海外，要让文化背景不一样的藏家、机构、观众充分地理解、接受、喜爱并收藏中国艺术家，本身就要花大量的时间。要让更多人了解中国艺术家，就需要一个高规格的平台——你得站得高，才有机会让更多人看到——在这点上，白立方的确是这样的平台。中国艺术家还有哪一些？他们分别在做什么？中国的艺术环境目前是怎样的，它怎么影响着大家的创作？……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去发现、去验证、去解答。

《复活》,2020年，布面油画，220 x 180 cm | 86 5/8 x 70 7/8 in

.刘韡. 图片 白立方(Theo Christelis)

《裸体No.7》, 2021年，布面油画，125 x 150 cm | 49 3/16 x 59 1/16 in.

刘韡. 图片白立方(Ollie Hammick)

说回香港。那真是个忙碌、拥挤、快速运转的城市。我记得每次去香港，从毕打行走下来，正好是一个路口，人，特别特别多的人，就在那个路口一片一片地涌来。而这就是这座艺术都市最大的文化缩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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