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物语

2020-10-02 01: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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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她

文/任曙林

在年轻时多少都有点愤青情节，我当不例外。星星朋友们的画展被强行拆掉我愤青，四月影会被收买我愤青，中学校园里五讲五美改五讲四美我愤青，1986年以后令人愤青的事就更多了。但我知道，我只是个摄者，愤劲儿过后，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不然最后你什么都不是。1989年4月的某晚，我从六部口向天安门游荡，是夜游人如织，人群中我遇到了一位我曾经拍摄到的学生和她的大学同学，她曾出现在我的照片中，也出现在我的夏令营小电影中，那天晚上她们都很愤青，令我思绪无边，我已经没有了愤青，更多的是感慨。我不知道我的中学生会向哪里延伸。

还是这一年的6月初，我和相识半年的女友骑车去王府井，快到长安街时交通阻断，我们无奈把自行车锁在路边，想去看看究竟。她那时是大三的学生，在大学学医，因为学校停课，我又正好出差回来，所以相约骑车一往。

我们随着人群向主路上走去。还没到路中间，忽然耳边响起陌生而又闷又响的声音，那是连续的几声，均匀而急促。一刹那我没有反应，再一刹，我撒腿便跑，又一刹，在慌乱的人群中想起还有我的女友，急忙回身拉住她的手，疯狂地往路边跑，我们已到路边的安全处，身后那可怕的声音又响了一串又一串。我很难为情很愧疚的看着她，想说点什么又找不出适当的词儿，她却只是淡淡的一笑就过去了。为这事后来我对她解释，说我当时本能的起脚，发现不对赶忙回头拉你。她又是一笑，开玩笑地说:反正你是先跑了，为这一步你还一辈子吧。我是真恨自己，干嘛听响就跑呢，真他妈不行。一阵喧哗，几个人从我们刚才跑过的方向抬回一个年轻人，只见他双眼紧闭，大腿处一片鲜红，我的心顿时紧张地急跳。有人推来一辆三轮平板车，大家把那个年轻人放到上面，我记得斜着放，他的腿还长出板车一截。大伙七嘴八舌，只见女友急速来到那个年轻人身边，先让人用他的破衬衫袖子勒住他的大腿根部，只见她伸出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并排按向年轻人的脖颈处，几秒钟后，她又俯身到年轻人脸前，用她的拇指和食指拨开年轻人的眼皮，对众人说:瞳孔没有放大，快送医院!我几乎是张着嘴，看着这一幕，我应该说是惊呆了，一个弱弱的女孩儿瞬间变成了英雄。我心中真正的英雄，以往的英雄都是一种概念，都是文字，今天我看到了现实。

那是一个暑假的最后几天，我在教室里转，学生们在为开学做着准备。一个女生在裁纸，纸很白，墙很白，两扇修长的大窗户在逆光下更是白的透明。我当时用黑白胶片拍下了这个场面，1985年中山公园的大板子上，我放大了16幅照片参展，有这张。2011年在798的映画廊，中学生正式展出的大招贴上，她依然出现。只是真实的人，这时已在千万里之外，我心已无法追赶。

那是1988年的冬天，一封信寄到我独居的小室，一张贺年片，还有向我询问照片上的问题。写信的人我早就认识，她从中学毕业已经二年多了。她上大学后我们曾有过见面，我有她的地址，只是一直没有去用，这年底，我给朋友们发贺年片，也发给了她。她回了信，同时想找我聊天。我那时已经停止了学校的拍摄，在给《大学生》杂志拍插图，也是因为这本杂志，她记起了我。探讨摄影是个开始，探讨人生路漫漫兮。她学医需要6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在理想主义的大道上前行。

人生有许多事情就是在不可思议中开始，一旦开始不可思议也就习以为常了。现实虽在身边，但人们时常愿意按照自己的意愿行走，也许看不到结果，只要是走过了，此生无悔。我与她都属于这种人。那时我还在单位上班，每年组织的郊游她总是参加，她不怕陌生的眼光，有一种我行我素的勇气。我甚至是在她的鼓舞下，变得日益无畏起来。她的父亲开始我不认识，这位老人家一次突然出现在我上班的办公室里，对我说他是某某单位工会的，想请我去讲讲摄影。我说我的水平哪能讲课呀，他又说他们要办个展览，让我去投稿参加。我越听越糊涂，便问他，您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他的解释越来越乱，无法自圆其说，干脆扭头走了。我在发愣间，老人不见了踪影。后来我对她说起这件奇怪的事情，她问我老人的相貌，确定是她的父亲，很是生气。我倒觉得挺小说的，这种单刀直入的方式确实也能得到一些真实的东西。但我估计测试结果不好，我们漫长的来往，一直在她父母的反对压力下进行。而她是一个表面平静的女孩儿，内心却有着超人的坚强，换位一下，我不及她的一半。

我很小就知道一句话:理想是生命的食粮。用老百姓的话说，叫人活着要有个奔头。否则知道结果清楚地在那儿摆着，天天吃饱了就等那天，就是老百姓那句话:混吃等死。当然人还有责任义务，这也是过日子的理由。从一生看，年轻时不闹一场，也真不算活过，区别是有人闹几年，有人闹一生，有人在现实生活中闹，有人在精神世界中闹，搞艺术的人多是这样。男女之情在年轻时最具魅惑，一般人在劫难逃。

其实她是个很会生活的人。大四时大学里搞烹饪比赛，她在我那儿做了练习准备，结果居然得了第二名。那天食堂大厅热火朝天，我用相机记录下这个理想之地的生活场面。我那时练健美上瘾，她有时找我不在，便在我那儿看会儿书，给我弄好饭菜，自己就先回学校去了。我锻炼回来，按照她留下的字条儿，顺序操作，吃上一顿可口的晚饭。当然我们也一起吃饭，那是周末时分，学校严格，再晚也要送她回去。我的二八自行车驮上她，骑行个把小时。如是冬天，她坐在后边穿着羽绒服还嫌冷，我就把我的军用棉大衣给她再套在外面，活像个绿邮筒。

九十年代初，我是工资一族，她是学生。我们的宿舍式生活多她掌管，她每次从我书桌的抽屉里取出十元钱，精心花销，而且每笔都详细记在纸上，从不遗漏，字迹清秀，密密麻麻。我也到她的学校吃饭，她会向同宿舍的同学借个饭盒，我跟在她后边，有点紧张地走进人山人海的饭堂。学校伙食不可家比，她总是尽力买最贵的好菜，我劝过，她哪儿听。饭后她买来酸奶，那是我第一次饭后喝这东西，还不太习惯，她告诉我饭后喝酸奶的种种好处，她是学医的，我相信她。我在她的学校看过几次电影。晚饭后，她带我来到放电影的大厅，找好地方坐下等候。学生越来越多，嘈杂声浓了起来，不知何时一种咔咔声渐起，越来越响，到后来简直是阵阵轰鸣滚过耳鼓，我甚是奇怪，问她，她笑我，说他们在嗑瓜子儿。电影完毕，人散去，满地残壳足有一寸厚。

她跟我说过，上小学时放学下雨，许多家长持伞立于学校门外，她多么希望她也能享受到这种待遇，但这种幸福一直到毕业也没有来临。这时她的眼睛黑黑的深处有一种幽怨，我不知说啥，只有看着她。有一段时间，我与她家居住的不远，晚饭后，她会跑出来同我散一会儿步，每次时间不长，她后来告诉我，那是她最感幸福的时刻。我有段时间发烧音响，总和朋友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听指挥大师李德伦的讲座。她那时已上高中，那时中学生的音乐教育比现在普及，我亲眼见到她们班在上早自习时，伴随着录音机的音乐进行。她和同学知道了这个讲座，也去听了一阵子，这是否算是一种缘起呢？他对我说过，她高中毕业考上大学后，曾给我写过一信，发出后又想追回，结果还是追回了那封信。

与她交往的那些年，我开始了中国矿区劳动者的拍摄，换一种说法，那几年我经常出差跑矿区。她那时在大学学医，功课也很紧。我们见面并不容易，分分别别中体会着离离合合。我们每年都要去爬香山，那时已经有了索道，它只是我们眼中的一道风景而已。爬山就要一步步的行走，在山风中聊天与居室中交谈是很不一样的。我甚至教她跑着下山，她努力到了肺活量的极限。我带她去了黄花城，她也学着在在灶上做饭，但更喜欢到河滩上去赶鸭子。有一次我借到一只500的折返镜头，我们去颐和园拍了不少艺术照。望远头拍特写合影，支上脚架要百米速度返回，那时没有遥控器。她喜欢看时装杂志，我们去故宫拍时装照，带了一大堆衣服和鞋。她说中国的妇女结婚后特别不注意仪表，香港老太太头发都白了，还是穿戴讲究，精气神十足。她喜欢欧洲的古堡，幽深安静，窗户很小，住在里面才是享受。

她毕业后去外企上班，生活走向实际，人生更大的选择摆在面前，面临着被各个击破的命运。我在摄影上想的太多，对一个女孩儿的呵护太少了。生活不是艺术，它需要解决许多具体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我不仅忽视了，而且显得十分无能。每个人都有权追求自己的理想，她希望理想与情感的双赢，对我而言，上帝给了我照片，可能不会给我更多。1992年我父亲患脑血栓住院，她去看望。父亲看着我们断断续续地说，希望我们实现自己的愿望。我们齐声答应着，只是那愿望的彼岸不很清晰。1994年父亲走了，她去八宝山送别。父亲已经不能再说什么，剩下的路途我们将继续走下去。

我们在那年初秋去了北戴河，海水微凉，已不太容易下水，我们在沙滩上漫步，偏西的太阳有些发黄，游人都不知哪里去了。住宿的院子里有个水池，池边有游泳后晒太阳的木条板，我们坐在上面感受着日益微弱的阳光，心思飞翔在空中。1995年春节，我们去了一趟云南，大理瑞丽中缅边境。洱海的游船上，游人们化妆照相，她也穿戴上白族的装束，注视镜头的眼神已然游移不定，阳光下，我没有感到温暖。这一年元旦，我们爬了最后一次香山，回来看照片，她说自己怎么变得这么老。我仔细看，不是老，而是人的心思在眼神上。生活在行走，浪漫中的理想必须让位给不太理想的现实，我似乎还可以在照片中自我迷恋，她却感到了岁月的霜刀。

大年三十晚上，满天的星星，刮了多半天的西北风，现在显得特别静。我取出一件新洗的羽绒服，站在门厅里跺了跺脚，低头看见了黄亮黄亮的美式牛皮靴，挺惬意的出门骑车走了。

不声不响的路灯一个一个在视野中出现，消失。好半天才看见一辆板车停在十字路口，车主在兜售所剩不多的爆竹，一个人在做了简单的挑选后，很痛快地给了钱，便消失在某块黑暗中。“嗖”的一声，一道亮光从我头顶上划过，我一惊，夜空中开出一朵璀璨的花。高大的楼群中不时某处一亮，一忽儿准传来一下清脆的响声。一辆出租车从远处驶过，几眨眼就只能看见闪闪的尾灯，它去哪儿了。离约会的时间还早，我骑得不紧不慢，看着听着这夜晚的一切，感到真是过年了。

马路对面有几个矮小的身影在欢快地雀跃，在他们四下不断闪起光亮与声响。哎呀!绿化地上的干草被点着了一点，黄色的火光照亮了他们兴奋又带惊慌的脸庞。他们喊叫着家长，那呼救声都带着一种祥和的色彩。隔岸观火的我看的入了迷。

马路上只剩下极少的车辆，你可以顺着路面看的很远，黄红两色的岗亭静静地立在路旁，劳累了一年它也要休息了。一团白色从岗亭身后闪出，多么熟悉的身影，是她!我急蹬几下，捏闸，停在她面前。路灯从顶上照亮了她的发卡，蓝绒绒的，头巾围住的脸显得很小，厚厚的白色羽绒服把两条胳膊都支起来了，像个长高的大娃娃。我很近很近的看着她，觉得她真美。路灯下，我们的影子很长，一直延伸到许多年前的那个夜晚。也是在这里，她从家中送出我到路口——这个黄红两色的岗亭旁。我骑车离去，身后的黑暗中传来两声清脆的再见——再见。

楼群中的小马路特别的清净，偶尔传来的爆竹声也显得很远。我很坦然地推着车，拥着她慢慢地行进，没有方向，漫无目的。我们的世界随着我们的移动而移动，夜空中的星星好奇地眨眼，似乎在抚慰两颗清凉的心情。旧岁和新春在这一刻都进入了消失，虽然千家灯火，却也万户悄然。四周的一切离我们很远，我们似乎在月亮上漫步，徜徉在无际的广漠中，家这个概念此刻放大成周围的空间，天涯游子永远有了归宿。

脚下的小路越走越宁静，四周偶起的爆竹声伴随着我们身后的长影。我没有回头去看它，可我猜想它一定很美，很美，很轻柔，在蓝色的星空下，散出一种自信和充实。她倚在我身旁，抬起的眼中流露出些微的遗憾，而我觉得夫复何求呢。两旁的冬树在默默地后移，不敢发出一点声响，四周楼群的窗户上明暗丰富，亲切而疏远。这是一个共同的天地，也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爆竹声渐渐浓密起来，她要回去了。隔着车，我看到一双明亮的眼睛，如山中的潭水，好清好深。这其中，我读懂了多少，又有多少没有读懂呢。随着一声极短的话语，她转身奔跑着回去了，我看着白色的一团消失在楼角，悔恨刚才的小路为什么没有再走一程。午夜的钟声响了，四周响起爆竹声。

我与她的始末，涵盖了全程矿区劳动者的拍摄。我那时经常出差往返中国各种矿区，我们的日子也就在分别与聚合中度过。理想与现实，浪漫与世俗，自由与束缚，当然还有误入歧途与误解。一切都像铺天盖地的网，人在其中挣扎与抗争。欢笑与泪水总是共存，亲近与伤害也总相随。上苍不会把所有你想的都给你，给你的所有你却应该照单全收。有人说这是宿命论，不然。万事有因果，缘起是因，也是果，这是你的，果随因至，这也是你的。这些你都别无选择，也应该随心而收。生命无涯也有涯，身躯就是酒囊饭袋，内心承载的是什么，它要把你带到什么地方。有个台湾朋友告诉我：摆得平就是摆不平，摆不平就是摆得平，我心豁然。对错在一念间转化，生死没有界限，所求的其实已然在身，再想就是妄了。人多不知自己想要什么，岁月总在别人的掌控中行走，静观己心难于上青天，一旦云开就是回到童年。这是惑吗?也不是，人世间如总是清透万里，那所有的事情就别做了。

青春不是一个词，它是一段时空，所以它是无解的。你走在其中时，总想结果，一旦有果，却又回想那其中了，生命的意义在此，无怨无悔。在那许多年中，我们似乎背负着许多，其实这恰恰是一种得到，这种财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幸运的，更不是在你得到时就可以明白的，如同有形的青春走了以后，有的人会留下无形的青春，有的人什么也没有了。

她曾在日记中写道:

我知道你爱摄影，并不是像我家人说的，放下相机就没了饭碗，而是你生活中最坚实的精神支柱。失了它，你会感到生活空了一块，少了一部分。真正的朋友，和他们你可以是“自我”，在单位你是“超我”，在我这儿，你会时而闪现“本我”。无论如何，你身体中总有一部分在山顶上，在宁静、脱俗的山的那边，靠近天堂，却不够资格进天堂。不论今生今世，你我悲欢离合，我相信那个诗句:

请你和我一起追溯，在那遥远而又谦卑的源头之上，在那遥远而又谦卑的源头之上，你我终于会互相明白。

八十年代中学生

任曙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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