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文化内涵的变迁

重阳节文化内涵的变迁

何汉杰

鸿雁来宾，菊有黄华之时，重阳节便到了。九月九日为什么叫重阳节，一般理解如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中所说：“九为阳数，其日与月并应，故号曰重阳。”《周易》中“九”为阳之极，九月初九，月日皆逢九，两九相重便是“重阳”。

九月九日并非开始就被称为重阳节。古代中国推行的是阴阳合历的历法制度，较早的纪日方法是干支纪日，据学者研究，从汉武帝中后期到东汉初年，序数纪日的方法日益得到广泛运用，并被官方接受。这之后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这样的重数节日才正式形成。虽然从纪日的方式来看，重数节日在东汉才形成，但节日的习俗需要追溯到更早的先秦时期，而它被称为重阳节则要晚推至魏晋。因此，要讨论广义重阳节文化内涵的变迁，就需要对节日的起源、形成、名称的确立以及习俗的变化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自然节律：九月九日节的起源

关于九月九日节的起源，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源于丰收祭祀，《礼记·月令》说季秋九月，命令家宰在农作物全都收完之后，把各种谷物的产量登记造册，把藉田的收获藏于神仓之中；天子要遍祭五帝，祭祀宗庙，有关官员要准备好牺牲祭品向天子报告。此时农事已毕，五谷丰收，牛羊养成，因此要庆祝丰收，举行祭祀。

二是源于大火星祭祀，大火星是人们据以确定季节的标志，它在九月隐退，人们因此失去了时间的坐标，所以要举行祭祀。

三是源于养老习俗，《礼记·月令》中说仲秋八月，要赡养老人，赏给他们几案和手杖，赐予他们稀粥饮食。春季男女相合，秋季养老祈寿正符合了人们顺时而动的行为习惯。

四是模拟后羿射日，这种观点将后羿射九日与九月九日勉强捏合，有失偏颇。

前三种都是追溯九月九日节与农耕周期的渊源关系，这些追溯从文献出发，又与后世的习俗相印证，具有合理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先秦时期与九月相关的节日、祭祀活动，都带有显著的农耕文明特色。九月丰收已成，祭祀先祖、告备天子的活动，展现了丰收的喜悦，表达了对祖先神灵的告慰。周代立国以农耕为本，丰收是最大的愿望；周人有祖先信仰，以五谷、牺牲来祭祀，是信仰的自然表达。农耕活动的开展依赖对时序的把握，大火星是人们判断时间的根据，它的隐退对生活影响重大，因此人们要祭祀它。秋季的养老祈寿则是在人事上对时序的把握。无论九月九日节源于丰收祭祀，大火星祭祀，还是养老祈寿的活动，它所表现出的都是农耕文明时期，人们对于秋季节序的把握，以及利用节序安排人事的智慧。

汉代，九月九日这天的习俗有了新的内容。葛洪《西京杂记》载汉高祖时戚夫人被害，侍女贾佩兰被逐出宫，嫁作民妻，她将宫中习俗传到民间，说“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崔寔《四民月令》记载东汉中期士大夫的生活状况时说“（九月）九日，可采菊花，收枳实”。这一时期，九月九日虽未必为固定节日，但已经有了比较固定的习俗。茱萸、蓬、菊花都是秋熟的植物，并且有药用价值，可见古人根据时序和物性来安排人事活动的思维是一致的。

避祸需求：重阳节的得名

到了魏晋时期，九月九日作为重阳节逐渐定型。魏文帝曹丕《与钟繇书》中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九月九日这一天，人们要举行聚会，从“嘉其名”和“宜于长久”等语可知为欢庆的聚会。魏时去汉未远，这一习俗的形成不晚于东汉时期。

然而，这一时期，九月九日还有另一番情形。南朝吴均《续齐谐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汝南的桓景随费长房游学多年，一天，费长房对桓景说，九月九日你家有灾厄，应该马上离开，让家人都佩戴绛红色香囊，里面装上茱萸系在胳膊上，还要登高饮菊花酒，灾祸方能消除。桓景听了费长房的话，九月九日这天全家登山，晚上回来，看见鸡犬牛羊全都暴毙而死。当时人在九月九日登高饮酒，妇人佩带茱萸囊，都是由此而来。这则故事赋予了插茱萸、登高、饮菊酒这些习俗驱邪避祸的功能。敦煌遗书《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一部并序》有相似的记载，两处记载的情节略有不同，但表达的意思一致。由此可见九月九日登高、插茱萸、饮菊酒以避祸的习俗传播的范围之广，其功用与端午节插艾叶、饮雄黄酒一样。

九月九日驱邪避祸的习俗与西汉中后期的灾异学说有关，也与东汉时期形成的道教思想相关。灾异学说主要是指国运的兴盛与衰微，国运衰微在自然环境上的表现是旱灾或者水灾，一般人难以理解灾异学说的一大套说辞，但是有对灾异本身的本能恐惧，九月九日的驱邪避灾就变得十分必要了。上述故事中指导桓景避难的费长房为悬壶济世的神仙方士，道教宣扬教义的一种方式便是驱邪避祸。在道教看来，九月九日是飞升成仙的最佳日子，《楚辞·远游》中有“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之句，洪兴祖补注说“积阳为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阳”，重阳为天，九月九日被命名为重阳节，应该是受了道教的影响。至此，九月九日节由人们把握时序安排人事的自然活动变成了利用物性驱邪避祸的生命活动。那种淳朴的喜悦和敬意，逐渐在动荡的政治环境和活跃的思想环境中变成了祈盼幸运的忧虑和谨慎。

文人情怀：菊与茱萸的新境

菊花和茱萸这些重阳节的意象，被用在诗文中，又产生了另外的意蕴。陶渊明《九日闲居》诗序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这里将九月九日与菊花的关系从药用与避祸中抽离出来，说“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将自己的处境与酒和菊联系起来，营造出一种寥落伤感的情境。因为陶渊明的爱菊与隐逸之风，九月九日这一天又多了一重文人气息，这个时间节点的个人色彩也凸显出来。

到了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节日的个人色彩更加浓重。与陶渊明爱“重九”之名不同，王维心中所想的是佳节与兄弟的欢聚，而欢聚不得的感伤让他想象中的茱萸也蒙上了一层落寞的色彩。当然咏菊、咏茱萸者远不止这二人，但他们所表现的是九月九日这个时间节点的文化内涵的变化，九月九日不仅是祭祀欢庆、驱邪避祸的日子，还是展现高士之风的日子，寄托思亲之情的日子。至此，九月九日便成了一个遵循自然节律、寄托民间祈愿、展现文人情怀的特殊节日。

唐德宗贞元四年（788）九月初二下诏说：“今方隅无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九月九日作为节日正式被官方确定下来。也正是基于深厚的传统，1989年我国将重阳节定为敬老节。唐宋以后，至于今日，重阳节登高、赏菊、饮菊花酒、吃重阳糕这些习俗变幻出多种花样，但其中人们遵循自然节序、追求美好生活，敬老思亲、仰高慕洁的文化心理是一贯的。

“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重阳之日，菊黄蟹满，叶红山苍，或聚友集贤，登高望远；或扶老携幼，持螯对菊，才不辜负这胜日天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