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为上|俗病难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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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为上|俗病难医

中国书画报

从绘画的鉴赏角度讲,气韵是绘画艺术的总体效果和最高境界。绘画气息是实现气韵生动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绘画作品给人的第一感受,古人强调观画先观气韵,即是说从气息上把握作品的审美感受。绘画的气息关乎绘画的境界、格调、品位、味道,是绘画最难把握和最难言说的“道”,属于形而上的精神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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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培金 《空山归隐》 纸本设色 68厘米×68厘米 2021年

绘画的气息又有雅俗之分。雅者,书卷气、古朴气也,可表现出绘画的高洁、典雅和素朴古拙的境界之美。俗者,世俗气、市侩气也,给人以低俗粗鄙和恶浊、恶心之感。绘画中把握气息就是扬雅抑俗,不使画中有俗气,俗不可耐会使作品失去审美意义。古人将俗气视作绘画的重病症、审美的大敌,相当于赌博对人的危害,故画有百病,唯俗病难医。不怕画者能力差,就怕染上俗病,这就相当于人患了绝症。所以画者的基本素养就是避俗,唯过了“俗”关,方能成为艺术的“门内汉”。有多少画者苦其一生不能达其艺术之理想境地,究其原因,均为“俗”字所困,终究徘徊于艺术大门之外。故画者学画必避俗,只有确立雅俗观,提高对雅俗的认知,才不至于患“俗病”。

雅俗是一对矛盾的审美范畴,最早出现在上古时期贵族与平民之间。受中国礼乐文化的影响,在古代统治者看来,达官贵人是雅人,而平民百姓是与之相对的俗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认为凡是追求功名利禄、见利不见道、目光短浅、与所谓芸芸众生一般见识者,即为俗人,唯有不同凡响、思想独立、轻功名、鄙利禄、品行端正之辈,才称其为雅人。加之佛家把非出家人都视为俗人,所以俗人的群体不断扩大,雅人则成了少数文人雅士的代名词。

在传统绘画中,以文人画为雅,而以院体画、民间绘画为俗。文人画一直占据着画坛的主流地位,这与传统文化扬雅抑俗之风不无关系。但雅与俗是辩证的。首先,凡是雅都源于俗。雅是文明、规范、高尚,雅之极则有风流、潇洒,继而孤僻、谲怪、不合时尚;俗是凡庸、低贱、野蛮,但也蕴含着质朴与自然,因此,雅中有俗,俗中有雅。如绘画中的汉代画像砖、敦煌壁画、民间年画,书法中的汉简、魏碑皆出自民间,但有着较高的艺术气息和极强的生命力,亦是文人艺术创作的营养。所以,文人之雅来源于俗,文人追求雅,唯一的途径就是“返俗”。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且生活本身就是俗的,从通俗的生活中体验艺术气息,以俗求雅,这也正暗合了老子“反者道之动”的哲思。

绘画艺术中真正的俗,指装腔作势和附庸风雅的绘画作风。对此,石涛有言:“愚者与俗同识。愚不蒙则智,俗不溅则清。俗因愚受,愚因蒙昧……而心淡若无者,愚去智生,俗除清至也。”石涛所强调的俗不是与阳春白雪相对的下里巴人之俗,而是指画家心地不干净,没有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因人俗而导致了画格之俗。反之,即便是民间绘画、院体画,只要画工做到了“心淡若无”,超然物外,唯求真性情,照样会去俗近雅。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作为经典的风俗画实则不俗,白石老人之画取材于农村乡俗生活,有着独特的情感和艺术语言,由大俗至大雅。因此题材内容与雅俗没有必然联系,画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画出气息,这取决于人的思想情感。出自天性、出自灵府者,有真感情、真性情者,其画必归于雅,出于某种庸俗的目的而刻意追求者,其画必归于俗。

沈宗骞对雅俗进行了更具体的研究和论述,他说:“画与诗皆士人陶写性情之事,故凡可入诗者,皆可入画。然则画而俗如诗之恶,何可不急为去之耶?”诗画本是文人士大夫怡悦性情之事,然则画庸俗如诗之拙劣,如人身之肿瘤,为何不找到并将其除掉呢?接着沈宗骞又对俗的不同症状做了进一步的剖析:“夫画俗约有五:曰格俗、韵俗、气俗、笔俗、图俗……能去此五俗,而后可几于雅矣。”“格俗”者,不以古人为师,甚至不临摹古人作品,故不能领会古人的绘画精神和绘画之道,作品毫无“古意”,如赵孟頫所言:“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傅色浓艳,便自为能手,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观也。”他明确提出治绘画百病的良药是“有古意”。沈宗骞说得更明确:“若恃己之聪明欲于古人法外,另辟一径,鲜有不入魔道者。”不学古人,入旁门左道,只能一味摹仿他人,不能将自己的思想情感注入作品之中,绘画缺乏创造力,致使作品千篇一律,难有风格、境界、品位和格调。

“韵味俗”,即作品缺乏笔墨情趣,不能彰显笔墨的独立审美价值,徒有其形,只能称之为图谱而非画作,离画道甚远,犹如一碗白开水,索然无味。“气色俗”,画者没有自己的思想,画之意态情趣滞塞,关系混乱,墨气昏暗,画面没有生机。“用笔俗”,笔法是画家品格和风格的标志,张彦远强调绘画“归乎用笔”。用笔俗气的根源在于没有高人指点,不能参悟用笔之“三昧”。用笔无品质及文化内涵,究其原因是绘画的“第一口奶”不纯正,又或局限于平庸老师之指教,不得古人用笔之道,故毛病百出。“描绘俗”,取材不高、平庸,没有独特的审美视角,不能给人以高尚之美的享受。因此,画者能清除以上几种俗气,即可近雅。

我们处在一个追求物质的世俗社会,“避俗”成了画者一辈子的功课。这就像人走独木桥,一不小心就会掉入水中,于画道,则稍不注意就会掉进俗的魔道中。苏东坡说:“门前种竹,决非点缀而已,此乃高雅心神之所寄。”并作诗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可想而知,古人对“避俗”是何等重视。艺术是人的艺术,人俗画就俗,只有人不俗,画才能不俗。所以,欲治俗病,先治俗人,标本兼治,方能避俗近雅。

沈宗骞又说:“作画者,俗不去则雅不来。虽日对董、巨、倪、黄之迹,百摹千临,亦自无解于俗。盖日逐逐于时俗之所为,而欲去俗,其可得乎?故惟能避俗者,而后可以就雅也。”诚然,作画的俗气不去掉则雅致难有,虽然每天对着古人经典,不厌其烦地临摹,也不能免于俗气。究其原因,是每天忙碌于世俗之事,奔波于名利场,容易染上庸俗之气,是心离俗近了,故难以避俗。所以只有能避俗的人方可以得雅,心离俗远了,画就离雅近了,这就是古人强调“心斋”的作用。画者一旦染上俗气,就难以进入真正的绘画之境。沈宗骞说:“是以汩没天真者,不可以作画;外慕纷华者,不可以作画;驰逐声利者,不可以作画;与世迎合者,不可以作画;志气隳下者,不可以作画。此数者,盖皆沉没于俗,而绝意于雅者也。”湮没天然纯真,失去了天性、真性、本真的人,难有真性情的流露,更谈不到自我的表现及个人风格的形成;追求荣华富贵、好热闹的人,不能孤独清静,难以入境,要知绘画是静的艺术,由静生慧,寂寞者方能为之;为名利而奔走、爱慕虚荣、浮浅的人,难以沉寂的心进入绘画之道;与世俗迎合、取媚于人的人,没有独立的思想与人格,画是思想者的画,缺乏独立的思想就等于失去了灵魂;志气懈怠、没有精神追求的人,难以创作出具有真、善、美境界的作品。这些人的心离俗渐近,离雅渐远,甚至心已断绝了雅的意念,故所作之画俗气弥漫。

同时沈宗骞指出了绘画“避俗”的灵丹妙药,即作画宜癖、宜痴、宜贫、宜迂。“癖”,即绘画的最佳状态,陶渊明诗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有相当的兴趣、兴致,可忘掉一切身外之物,可全身心投入,得其真性,追求高境界,创造精神家园,为自己心灵留影。“痴”,即绘画应达到着迷的状态。画者只有为绘画之美所迷,方能心无旁骛,陶醉其中,得其道,明其理。但凡有成就的画家,均痴迷于绘画,黄公望不就号“大痴”吗?“贫”,即画者甘于贫穷,甘于过清贫的、普通人的生活,经得住财富的诱惑,尤其是在当今高度发达的时代,人容易为财富所吸引、蒙蔽,众生脱不开世俗的羁绊,也是人之常情。而其一旦选择了绘画,就意味着一生须淡化对财富的追求和享受,强化人的精神境界。如苏东坡诗云:“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诸葛亮之“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苏东坡之“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郭熙之“丘园养素”,皆为治学之座右铭。历代圣贤达人均参悟到贫穷与艺术的关联,即优越的物质财富与艺术不成正比,反而容易滋生贪婪之心、庸俗之气,成为欲望的催化剂、俗的土壤。从艺需要有一颗朴实的、平常的心。徐渭是穷的,八大山人是穷的,当代书法家孙伯翔的画案就是小餐桌,可以说比很多画家的画案都小,但他却写出了无人堪比的正大气象。文人穷的是物质,富的是精神,古人曰:“人穷志不穷。”穷,生活艰苦一些,远离庸俗,可达“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境界,易生无我之思维,故胸怀宽广,得高尚情怀与大境界。郑板桥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一个穷知县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百姓的疾苦,这是何等的情怀。“迂”,即作画不随波逐流,则自然远离世俗、卓尔不群。虽俗病难医,但还是可以医治的。沈宗骞说:“如欲避俗,当多读书,参名理……即痛自裁抑,则笔墨间自日几于温文尔雅矣。”“避俗”在于多读书,少读书则脱不了俗气,终是“画匠”;多读书则可具书卷气,方能治俗病。因此,黄宾虹说:“治俗之道,在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多则积理富、气质换,游历广则眼界明、胸襟广,俗病可除也。”绘画是做人修身的外在体现,因此作画先做人,人高雅,画自然无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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