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多喧隘幽人自结庐

       城、元代以后，文人画家占据了画坛的主导地位，表现文人生活内容的画作也就逐渐多起来。到了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人的雅集结社活动逐渐增多，画家也多将现实生活中的文人雅集入画。吴伟的《词林雅集图卷》、陈洪绶的《雅集图卷》、沈周的《魏园雅集图》等都是此类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窥见那个时代文人生活的状况，而且也可以感受到传统文人对魏晋风流的倾慕与向往。
                                                                       

         对中国文人而言，“魏晋风度”是个非常特殊的精神标尺。“魏晋名士”的旷达、随性虽然不合儒家循规蹈矩的行为准则，但其言谈举止中自然流露出的潇洒不羁却让人倾心。中国文人有一种看似矛盾的价值取向：一方面，他们自小接受儒家教育———儒家讲胸怀大志，讲学以致用，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理想几乎被提升到了无法超越的高度；然而，另一方面，几乎所有文人的骨子里都向往自然、散淡的生活，力求摆脱俗务桎梏。如果说入世是文人安身立命、实现个人抱负的正途，那么出世就是他们保持内心澄澈、不为尘俗污染的退路。隐逸的理想因而成为他们在忧国忧民、殚精竭虑之余放松喘息的心灵净土。他们可以在湖光山色中展卷赏读，也可以登楼怀古、思慕前贤的高风亮节，还可以借描绘边角山水来抒发“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苏轼《前赤壁赋》）的襟怀。中国文人通过儒与道的互补、仕与逸的对照，为自己构建了平衡的精神世界，从而实现了心灵上的“圆满”。

       沈周的《魏园雅集图》（见左下图）为纸本设色，纵145.5厘米，横47.5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此图表现的虽然不是躬耕南亩的陶渊明，但在文人类似的日常生活背后，表现的还是魏晋士人的精神世界。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又号白石翁，长洲（今江苏苏州）相城人，亦称“相城翁”。他的画上承宋、元，下启吴门画派。沈周一生未仕，优游林下，以诗、书、画自娱。他交友甚广，威望颇高。《魏园雅集图》作于1469年，正值沈周43岁。从魏园的主人魏昌的题跋中可以了解当时雅集的情景和经过：成化五年（1469）十二月的一天，沈周与刘珏同赴魏园，恰逢祝颢、陈述两位参政与嘉禾的周鼎也来造访，大家“相与会酌，酒酣兴发”，相继赋诗。沈周为此而创作了《魏园雅集图》。

        在《魏园雅集图》中，沈周采取了不同于同类题材的处理手法。画中，会晤场景占很小一部分，人物多为点景式。画家主要借寓意性的自然景色来抒发友情。这幅画以山水为主：远处峰峦陡起，轻披薄雾；近处山顶与中部山腰，泉水飞流直下，汇成淙淙小溪；溪水旁有一小桥，岸畔置一茅亭。茅亭内，四人席地而坐，书童抱琴侍立一侧。山径上，一老者执杖而来。山上山下，草木葱茏，叶红似火的枫树点缀其间，为魏园增添了几分秀色。这里没有描绘人们会饮酬唱的情景，而是着重描绘人迹罕至、僻静空旷的峰峦深谷，莫非是因为雅集者的高风雅致已弥漫于山水间？

      《魏园雅集图》主要沿袭董源、巨然的画风，辅以黄公望式的平台构图，布局实中有虚，有疏朗之感。我们从画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画家对块面因素的苦心经营：山石施以披麻皴，显得粗犷有力；皴笔的疏密变化，加强了画面的黑白对比。尤其是画面中间那块留白较多、向右上方层层叠加的石坡将四周较暗的部分撑开，形成一种张力。在描绘山体的局部层次上，沈周采用视点移动的方法。这是他惯用的手法。他中年创作的《庐山高图》就采取了这种方法。《魏园雅集图》中，他取法王蒙，以浓墨点苔，用墨浓淡相间。沈周的山水画在表现形式上呈现早年细、晚年粗的特点。《魏园雅集图》的画风正处于由细变粗的时期，是他画风转变期的作品。

      《魏园雅集图》上端题有沈周、祝颢、刘珏、陈述等人的诗文。祝颢的题诗“城市多喧隘，幽人自结庐。行藏循四勿，事业藉三余。留客尝新酿，呼孙倍旧书。悠悠清世里，何必上公车”正是画家借描绘自然景色来传达自己想隐逸山林、过一种悠闲的田园生活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