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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从事天主教历史研究的关系，早在十余年前在徐家汇藏书楼翻阅《圣教杂志》时，就已经看到张充仁为马相伯所作的油画像和雕塑像的图片，也浏览过张氏在欧洲留学以及学成回国的零星报导，对这位大艺术家的人格与作品，心仪已久。现在，阅读了陈耀王先生所著《泥塑之神手也——张充仁的艺术人生》一书，内心深受感动，可谓“悲欣交集”。
1907年9月15日，张充仁出生于徐家汇圣依纳爵教堂对面的五棣头（今漕溪北路南丹路口），其父张少圃为木雕艺人，其家族亦世奉天主教。张充仁圣名玛窦。四岁时母亲去世，其父将他送到土山湾孤儿院学校。土山湾孤儿院设有绘画馆，是由西班牙辅理修士，最初徐家汇天主堂设计者范廷佐（Joanne Ferrer,1817—1856）创立于1852年，1864年扩大规模，先后有陆伯都修士、刘德斋修士参与其事，从事西洋铅笔画、水彩画、油画、雕塑，作品均为圣像画和圣徒像雕刻，还制作教堂所用铜钟和圣爵。张充仁在这里学习了四年，八岁时去类思小学，同样出身于孤儿院校长田中德亦精通绘事，且对他宠爱有加。毕业以后的六年中，他跟随着和蔼可亲的爱尔兰辅理修士安敬斋（F. Enry）在土山湾照相制版部学习珂罗版照相制作。直到1928年才离开。
张充仁小学三年级时，图画成绩得全第一名，但颁奖之时，因大风吹落奖品上的纸条，错颁他为第二名。此事在他一生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印记：“这好像在冥冥之中启示我，虽然我是第一名，但得到的只能是第二名，而这样的事一直持续到我的一生”。无论是看他生平或读他的传记，我们都能得到这种印象。张氏于1931年8月乘邮船赴马赛，10月即考入布鲁塞尔北京皇家美术学院，师从巴斯天（Alfred Bastien）教授，当年底在座位试赛中获第二名，得“中比庚款奖学金”资助，不久其画作《凉风动荡》在比京万国博览会中展出。次年年终考试，获油画风景、动物解剖、透视学第一名，人体解剖、图案构成第二名，因成绩优异引起轰动。本文并不想罗列其艺术成就的史实，1985年应法国艺术收藏馆之请，张充仁特为自己雕塑了一只右手，与毕加索、罗丹的手，一同为该馆永久收藏，全球艺术家获此殊荣者仅此三人而已。然而，张充仁在其祖国所获的声誉，长期以来与其艺术成就并不匹配，我曾就此询问历史系和艺术系的大学生，对他的经历多有所不知者。这是耐人寻味的。今天，本书的出版，对于张氏是一种不算迟到的褒扬，也是笔者写这篇介绍的最初动机。
阅读此传记，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张充仁对于祖国古老文化的热爱和民族命运的关怀。笔者多年以前曾看到一部介绍张氏生平的电视短片，老人在讲述自己赴欧留学的经历时，谈到时值1931年9月18日，邮船正驶近地中海，他听到了日本人侵占东四省的消息，感愤伤悲不已。因为他身后的祖国正沦陷于铁蹄之下，而自己在欧洲的前途亦十分茫然莫测，讲述至此，他流下了热泪，哽咽不已。他说此时自己唯有义无反顾地献身于艺术，以图将来报效国家。众所周知，他协助埃尔热所绘的《丁丁在运东》（又名《蓝莲花》），与埃氏早年作品如《丁丁在刚果》、《丁丁在美洲》截然不同，它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的立场，它使西方社会了解了中华民族在日军蹂躏之下的苦难、中国人的反抗、机智和幽默、以及在这种性格背后的古老文明。当埃尔热在四十年后百感交集地与已恢复联系的张充仁通信时，仍然这样写道：“是你让我继马可·波罗之后认识了中国，认识了她的文明、她的思想，她的艺术和艺术家，我仍然专心于《道德经》和《庄子》，这两本书也是你向我推荐的。”
张充仁曾为许多名人塑像，如马相伯、于佑任、唐绍仪、蒋介石、冯玉祥、司徒雷登、吴湖帆、聂耳、埃尔热、密特朗、邓小平。每一种塑像均能传达人物的神韵及内心世界，使观者感到作品既来自于生活，又超拔于生活，他的风景水彩或油画，如《楼影波光（威尼斯）》、《艺术荟萃处（佛罗伦萨）》、《故园遗迹（罗马）》、《公园一角》等等，既具有写实感，地中海南部世界丰沛的阳光与植被、棱角毕现古代罗马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在在有身历其境之感觉；但同时无疑又能看出作者对于自然和人生平静而安祥的思考和悟解。张充仁说过一段总结他一生艺术风格的话语：
“现在国际上流行的抽象的，非具象的艺术，对这些我都不能妄加评论。但有一点我很清楚，我从小接受田中德、安敬斋老师的艺术教育。六十年前我负笈欧洲求学，我学习古典希腊文化，领悟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留下的，使艺术具有永恒价值的真谛。我崇拜罗丹，接受隆波教授的教诲。我几十年来走的是一条传统的写实道路。我从来不搞，也不愿意搞抽象的东西。尤其是一件历史性的作品，我想我首先应该做到的不仅是造型的准确，而且要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秉性脾气，他的智能发展方向。这种外形和内心的真实和准确的把握，来自你正确的观察和准确的艺术表现力。这样作才能做出中国人所说的‘形神俱备’的力作；我不主张夸张，更不赞成在作品中注入个人抽象的感情。抽象的、夸张的、变形的东西只适宜于装饰。只适于一时的审美，描写历史性的人物则不能这样，否则人们将看不到历史的真实”。
本书副标题为“张充仁的艺术人生”，它指明的艺术与人生合而为一的关系。张氏早年著有《艺术的使命》一文，传记作者将它置于卷首，其中有一段话，既阐发了张氏对艺术的态度，也表明了他的生活的哲学，敬录如下：
“艺术底表演，全与作者所处的环境和他本身底品性有密切的关系，假使身为艺术家，而为着私欲底不知足，日耽于舞场歌榭，装起假面具，把整个的时间和精神去逢迎贵显，那么虽有技术，也终于荒疏退步。结果在作品的色调里、笔触间，为着迎合人家底心理，勉强做作敷衍，是必然流露而不自觉的，甚或取材方面构图方面，故意装古作怪，以欺门外汉。这一类底作品，是谈不到思想和情趣的，即使博得市侩一时的捧场，实际上是无补于社会的。
所谓艺术，就是外表美而动人的，内容真实的，同时裨益于人群的。作品底美不美，以技巧成熟与否为条件，要内容真实，必须作者本人具有高洁的人格，真诚的心地，光明磊落，毫无成见，不为逸欲所蔽，以冷静的眼光作真实的描写，天才的润泽，这样的作品，方是为时代底先导，文化底光芒，历史底佐证。”
这种艺术观和人生观，当与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倡导的“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的境界，可谓相当接近。
我们深切地感谢陈耀王先生满怀充沛的感情写了这本好书，它使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年读者得以了解这位大艺术家生动鲜活、极具传奇的一生，体悟到主人公比波涛起伏的大海更为浩瀚广袤的内心世界。虽然本书并不以文辞华丽见长，但它却以有闻必录的方式，朴素低婉的笔调，严谨忠实的态度记录了历史与人物的无数细节，正是这些无需多加主观评论的细节，赋于历史以尊严，留给后人以暇想和启迪。
（顾卫民 学者 上海）
附：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上海徐家汇土山湾画馆*
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在上海兴建教堂，期间有制作圣像和雕塑等传教用品的工作室，并培训中国学徒，最早出现于19世纪50年代，于60年代中在土山湾建立的孤儿院中正式设置画室，其后待续了50余年。土山湾天主教孤儿院工艺工场中的画室，简称土山湾画馆，是目前所知最早以学徒方式培养中国西洋画人才的场所，估计不下百余名中国孤儿曾在那里接受过6年（学徒期限）的素描、水彩、油画及版画的训练，他们的作品遍及中国各地的天主教堂。虽然，据可靠的文字记载，至迟唐代初期，西洋画已经被欧洲基督教传教士带入中国，而在清代宫廷中的欧洲画家如郎世宁等，也曾向少数中国画家介绍过西洋画法；但是，如土山湾画馆正式教授中国孤儿西洋画和雕塑，并培养出人数众多的人才，可谓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土山湾画馆对西洋画在中国的传播有特殊的贡献，而并非局限于天主教绘画的范围。如海派杰出画家任伯年，曾通过土山湾的友人，学习过西洋画素描，而到本世纪初期，土山湾画馆“毕业”的画家中，有的成了“中国水彩画之父”，有的成为月份牌画的先驱，他们有的又自设画室，教学生西洋画理论技法，影响至为深远。土山湾画馆要比曾被称为中国最早的美术学校，如周湘1911年创办的“布景传习所”、刘海粟等1912年开设的“上海图画美术院”等早出半个多世纪，因此被称为“中国西洋画之摇篮”。徐悲鸿在194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写道：
“至天主教之入中国，上海徐家汇亦其根据地之一，中西文化之沟通，该处曾有极其珍贵之贡献，土山湾亦有习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1）
然而，在中国美术史学界，对上海土山湾画馆的研究，却仍然是一个空白。已出版的涉及晚清绘画史的著作中，尚未见有对土山湾画的记述。少数近年出版的有关西洋画在近代中国发展的著述中，一般都提及广东沿海地区外销画和土山湾画馆，反映了学者们开始注意这些以前被忽略了的历史。不过，这些出版物对土山湾画馆一般仅仅是简略带过，且存在着时间、史实方面不准确的问题。2）
…………
天主教在上海的传入、立足、发展，与明末曾官至宰相的上海上徐光启（1562-1633）有直接关系，徐光启1603年受洗，成为虔诚地天主教徒，其后徐家三代皆信奉天主教。由于徐光启本人及其后代的支持、资助，上海成为天主教在中国最早传入的地区之一，而徐光启的家乡徐家汇则成为天主教的重镇。
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廷开始禁止传习天主教……1846年道光皇帝下达弛禁天主教上谕，……1847年3月，耶稣会在徐家汇购置地皮，开始营建房屋。次年，神学院首先建立，……1849年，耶稣会开始收留灾区逃难男童，并开设学校，成为徐家汇公学的前身，除中文外，亦设法文及音乐、图画课程。
……1851年，耶稣会筹得款项，由辅理修士范廷佐（Joanne Ferrer,1817—1856）设计，在徐家汇建立了中国第一座西方建筑风格的希腊式教堂，也是鸦片战争后上海第一座天主堂……称为圣·依纳爵堂。
范廷佐和马义谷
范廷佐（西班牙人，在罗马完成学业）于1847年被耶稣会派往上海，设计监造了董家渡天主教堂，1853年竣工，以16世纪耶稣会到东亚的第一位传教士方济各·沙忽略命名，为当时上海最大的天主堂。
范廷佐来华后，在董家渡设立了工作室，……由于教堂需要大量绘画和雕塑作品，而在中国又没有这方面的人才，范廷佐建议把工作室扩展，兼做艺术课堂，收留中国教徒为学生，向他们传授雕塑、绘画，包括版画的技术。……16岁的中国修士陆伯都成为范廷佐的第一位学生。陆伯都后来成为土山湾孤儿院工艺场中绘画、雕塑、版画工场的第一任主持。
范廷佐擅长雕塑，从有限的文献记载来看，他的绘画作品较雕塑作品要少。……范廷佐在徐家汇和董家渡两处工作室估计收过至少三至五个学生，这些学生即同时成为他的助手。不过除陆伯都以外，其他学生的姓名已经难以稽考。
范廷佐因病于1856年12月31日在董家渡圣方济各·沙忽略教堂中去世，年仅39岁。范廷佐在华九年，是西方艺术在中国的传播者，也是土山湾孤儿院雕塑绘画工场的奠基人之一。
范廷佐在工作室主要教素描和雕塑，而油画由是由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马义谷（Nicolas Massa1815-1876）负责教授。
马义谷是意大利拿波里人，1846年到上海，早范廷佐一年。马义谷初在横塘修道院教位丁文。次年范廷佐主持设计董家渡天主堂时，请求马义谷帮助绘制圣像，1851年范廷佐在徐家汇的工作室开始收徒授艺，请马义谷负责教油画。当时除欧洲带入少量绘画用品外，颜色及画布底料都要在当地自制，所以学徒要从研磨调制颜色学起。
从1857年开始，在范廷佐去世之后，马义谷成为徐家汇雕塑、绘画工作室的主持人。他所教过的学生，除前面提到的陆伯都外，还应有圣·依纳爵公学学生刘德斋，以及生平不详的王安德（静斋），其他人则未能留下姓名。
范廷佐和马义谷两位传教士是西洋艺术在中国民间最早的播种者，他们在中国美术史的意义，不亚于18世纪郎世宁等欧洲人。范廷佐与马义谷所教过的学生，成为后来的土山湾孤儿院画馆的主持人或主要教师。
陆伯都和刘德斋
土山湾位于徐家汇南部，肇家浜沿岸，占地约80亩。因当初开挖肇家浜运河时，积土堆成岸边高地，因名土山湾。天主教主办的孤儿院从1846年7月开始建屋，同年11月建成第一排房屋，孤儿院正式迁入。1867年4月又建成第二排屋和一座小教堂，这时孤儿院工艺工场，包括缝纫、制鞋、木工、金属制品、绘画、雕塑、印刷等工场，才开始全面授徒。总之，土山湾孤儿院开始有绘画、雕刻工场，是范廷佐去世10年之后，其创建者是陆伯都。
土山湾孤儿院的前身是蔡家湾孤儿院，1850年成立，是由天主教在前一年收养的两批孤儿组成。10年后，即1860年8月因太平军逼近，孤儿院迁到董家渡。又4年后，迁至土山湾。孤儿院在蔡家湾和董家湾的14年中，逐步建立起工艺工场，有缝纫、木工、木板印刷等，尚未有绘画、雕刻。3）因此，土山湾图画馆的设立，时间是1867年。
陆伯都（字省三）上海川沙县人，幼年即受洗为天主教徒。1851年入当时设在张家楼的天主教修道院，次年底，由郎怀仁神父推荐，从范廷佐学习雕塑、素描，并成为其助手，同时从马义谷神父学习油画。1856年范廷佐去世后，留在其圣·依纳爵堂的工作室达10年之久。1867年，当土山湾孤儿院第二排房屋建成后，陆伯都将工作室迁入孤儿院，扩大为雕刻、绘画工场，培训孤儿，生产圣像等传教用品。直到1880年6月4日，因长期患肺结核病恶化而去世，享年44岁。
由于陆伯都长期患病，自1869年起，当时只有22岁的刘德斋成为其助手，主持绘画和雕刻工场的日常事务。刘德斋，名必振，江苏常熟古里村人。刘德斋家自清初起世代为天主教徒，曾在村中建有小天主教堂。常熟是天主教在明末江南传入最早的地区之一，常熟人吴历成为中国最早的天主教神父，甚至连“四王”中的王石谷也信奉过一个时期的天主教，并非偶然。4）……刘德斋师从陆伯都和马义谷，很年轻时已成为出色的画家，1867年随陆伯都转信土山湾孤儿院后，绘制过大量的圣像和圣经插图，2年后作陆伯都助手，陆去世后，主持土山湾画馆20余载，直至20世纪初年。
范廷佐、马义谷、陆伯都、刘德斋的油画大都毁于文革浩劫，只能据零星记载得知他们极少数作品的画题。……不过，万幸的是，在土山湾出版的宗教书籍中，仍可以见到刘德斋等人给制或主持绘制的数百幅插图。
……刘德斋主持土山湾画馆期间，已经有不少孤儿学徒期满后留在土山湾成为画工。而至19世纪末，有更多从到社会上谋生，他们在土山湾学得的西洋画技术，在出版和商业领域找到了用武之地。
…………
“土山湾画馆作为中国最早的西洋美术的传授机构，从样式、方法上已具有前所未有的完备机制，使得欧洲油画以完整的技术体系第一次中国出现”。5）
注释：
*万青力文， 略有删节。
1、 徐悲鸿《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重庆《时事新报》，1943年3月15日。
2、 如：陶咏白编《中国油画：1700-1985》，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前言”第一页。又如：朱伯雄、陈瑞林编《中国西画50年：1898-1949》，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第29页。
3、 高龙巩《江南传教史》，法文石印本，第5册，第461-464页。
4、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香港公教真理学会出版，1970年版，第2册，第221-226页。
5、 李超《上海油画史》，上海美术出版社，1995年11月，第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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