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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泽环再过几个月，“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就要开幕了。记得那是在2000年6月至8月，我在德国汉诺威哲学研究所访学，多次参观了当时正在举办的汉诺威世博会。同年9月回沪后，为支持
再过几个月，“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就要开幕了。记得那是在2000年6月至8月，我在德国汉诺威哲学研究所访学，多次参观了当时正在举办的汉诺威世博会。同年9月回沪后，为支持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我还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汉诺威世博会与上海》。现在，回顾自2002年12月3日申博成功以来，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理念的引导下，世博会的场馆建设和整个城市的基本建设突飞猛进，从“硬件”的角度来看，上海世博会定会成为一届成功的世博会。
要真正办好世博会，仅有壮观的场馆建设和突飞猛进的城市基本建设是不够的，还要有相应的“软件”，要由人的精神风貌来赋予这些物质设施以活力和灵气。这么说的理由不仅在于，世博会作为一次国际性的大型社会和文化活动，需要良好的秩序，作为“主人”的上海市民，与来自各国和国内各地的“客人”需要融洽的沟通和深入的理解；而且在于，对于中国来说，“上海世博会”不是一届寻常的世博会，她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是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性成就的展示。
显然，对于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世博会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有上海市民以至整个中国公民的德行进步来体现。想起了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对中国人德行的考察，在1902年的《新大陆游记》中，他指出海外华人的长处是爱国心甚盛、义侠颇重、冒险耐苦、勤俭守信等，短处则是无政治能力，无高尚之目的，“几无复以业赌为耻者”。在1918年的《欧游心影录》中，他仍然认为，“我们中国人最大的缺点，在没有组织能力，在没有法治精神。”从而强调为使国家“安富尊荣”，必须建“新民德”。当读到梁启超的这些言论时，我不禁为他的敏锐和深刻而惊叹。100年过去了，中国人的德行当然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但当前社会上的种种现象表明，梁启超所指出的“没有法治精神”，“无高尚之目的”等弱点，在各社会阶层中依然广泛存在，与改革开放的成就和中国国运上升的历史趋势很不相适应。
因此，为办好“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整个社会都要以此为契机，关注上海市民乃至中国公民的德行操守。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上海世博会”的顺利举办，而且更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复兴，并由此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形成更好的“主体”：具备传统美德和时代品性的现代中国公民。而在此，重温梁启超以下的言论还是很有教益的：“欧美人的社会，大而国家政治，小而团体游戏，人人心坎中都认定若干应行共守的规则，觉得他神圣不可侵犯……我国人这种观念始终没有养成。”如果我们能够重视先贤的遗训，通过“文明行为”提升“法治精神”即“自治能力”，在“开拓眼界”的同时追求“高尚目的”即“好美心”、“社会之名誉心”、“未来观念”，“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不就会更成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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