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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农历大年初三。朱仙镇上的许多商铺都闭门放假，“恒义祥”木版年画店却选择了照常营业。“恒义祥”位于河南开封市朱仙镇中心岳飞庙东侧，店面外墙上贴着一张巨幅的朴拙年画，白脸红
“恒义祥”门口不远便有一家卖胶版年画的地摊，五毛一张。与便宜而新潮的“地摊货”相比，“恒义祥”的年画并不讨喜。即使是在这座有着“中国木版年画之乡”称号的古镇上，家家户户的门口，贴出的全是胶印年画。
“恒义祥”向东数百米，有一条穿镇而过的“运粮河”，当地政府沿河修建起“年画一条街”，街上集中了十几家如“恒义祥”这样的年画店铺和作坊。
坎坷的复兴之路
朱仙镇年画名头叫响于明末清初，兴盛一时。上世纪50年代，木版年画被列为“封建迷信”，被大量烧掉，禁止印刷。尽管有人私藏了部分木版，但经“文革”洗劫，这一部分也几乎无存。
78岁的姚敬堂是朱仙镇年画社首任社长，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收集年画古版，但费尽气力也只收集到53块。“其中2块明代，23块清代，其余的都是民国时期版。”为了查访年画技艺的传承人，姚敬堂立下“年龄60岁以上，曾在老作坊中学徒3年以上”的标准。按这条标准，镇上在世的老艺人一共11人。
11个人，53块古版，这是历史留给朱仙镇年画的全部。为了找到更多的年画画样，姚敬堂托人从德国、前苏联、日本等地博物馆拍下保存在那里的朱仙镇年画图样，回来后再依样绘图，依样制版。凭着记忆、琢磨和尝试，他们一点点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恢复起来。
1992年，姚敬堂赴河北武强参加一个木版年画博物馆的开馆仪式，同行中有一个26岁的年轻人张继中。武强之行，让学美术出身的张继中第一次看到了年画的魅力。“朱仙镇年画产品，最好卖的是文化。”张继中说。
1993年，张继中进入朱仙镇木版年画社工作，“进来之后才知道，整个年画社除了20多口人，什么都没有”。为了给年画社谋点收入，1994年初，张继中跑到上海去“拉钱”，7个月后，他搞到120万元，建起朱仙镇第一个印刷厂，张继中任厂长。1995年，又建起第二个印刷厂。两厂职工达到200多人。
靠着印刷对联、胶版年画，年画社的日子一下子好过起来。“1995年11月，我们曾一次向昆明发了5个集装箱。”不过，仅仅一个月后，两个印刷厂便全都被新闻出版部门查封，原因是他们既没有出版手续，也没有印刷许可证。
1996年3月，年画社被迫关门。张继中受命于危难之际，当上了新一任社长。当时，年画社欠着26.8万元外债，银行不给贷款，债权人四处追债，“一天最多收到过33张追债的法院传票”。直至2000年之后，民俗文化市场逐渐升温，政府开始介入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后，年画社的日子才慢慢好过起来。
2002年10月28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首届“中国木版年画国际研讨会”，达成了朱仙镇木版年画是中国木版年画源头的共识。
坚持“艺术”不容易
在姚敬堂看来，尽管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总体上看，朱仙镇年画现在还“没形成气候”。
缺少市场肯定是重要因素，胶印年画的迅速普及大大挤压了传统年画的需求。“嫁接、创新、糅合，适应现代人口味，这是一个大课题。”朱仙镇镇长尚剑飞说。尽管更多的人认为，朱仙镇年画“是艺术品，不是日用品”，但坚持“艺术”又谈何容易。现今，当年“年画复兴”时的11名老艺人在世者寥寥，镇上不少老字号的后代已经脱离年画行当，“传男不传女”的古老风俗，也令这项传统技艺面临失传。
朱仙镇年画使用的色彩多则9种，少则5种，其一大特色在于所用颜料完全就地取材，以矿物和植物手工炮制得来。如墨色使用煤黑，红色使用苏木、广丹，绿色使用铜绿，紫色使用葵花子等。但手工熬制颜料，短则几个时辰，长则一天，远不如化工颜料使用方便，“拿水一兑就行”。然而，直至今天，朱仙镇艺人以使用这些天然颜料为傲：“那些化工颜料一见太阳、一见水就都没了。咱们的画，印完直接放在水里也不掉色。”
独特的颜料造就了朱仙镇年画的艳丽色彩，也决定了其成本无法与批量而廉价的化工色相比。而传统技艺中使用的工具也在消失。如上色时使用的刷子，传统上用红叶草制成，“软硬适中不伤版”，但环境起了变化，当年河边遍是红叶草的情形早已不见，越来越多的技师不得已使用棕刷代替。
朱仙镇年画的另一特色，在于它纯粹套印而成，绝不手工补色或手绘填色。这保证了朱仙镇年画古朴、乡土的画风，却也在无形中制约了其表现题材与表现能力。“比如去年的奥运福娃，脸上那种白里透红的效果，天津杨柳青能印，我们印不了。”朱仙镇木版年画行业联合体主席刘彬说。
但无论如何，传统和本色技艺仍要坚持，这是许多人的共识——“应该坚持将朱仙镇年画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而不是商品来对待，不能仅仅以经济效益来衡量其成败。这里有中国民俗文化的根，不能坏在我们手里。”
作者：王舒怀 温素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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