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历史的民族凝聚力

时光倏忽而过，没有使记忆悄然风化、失去重量。2007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70周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70周年；9月3日，是抗战胜利62周年纪念日。“一寸河山一寸血”，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二战的东方主战场；抗战的胜利，是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和生命力。这种伟岸的民族凝聚力，穿透时光，穿透历史，在今天依然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20世纪初，岛国日本作为世界东方新崛起的帝国，在“岛国心理”的长期熏陶支配下，一心想着要扩张，尤其想着要在列强争霸中独占中国利益。20年代，田中义一内阁提出新的“大陆政策”，呈现了吞并整个中国、消灭中华民族的图谋。日本对华的军事侵略，一步步升级；而挽救民族的危亡，成了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第一位重责大任。中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政党、各团体以及海外侨胞，心手相连，空前团结起来，以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成浩浩荡荡的反侵略大军，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

“八年抗战”仅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因为抗战远不止8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先后是14年艰苦的抗战史，前6年属于局部抗战阶段，后8年则是全面抗战阶段。“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是欧洲百姓的坚定口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则是我们的铿锵歌声。

民族凝聚力就像一种“核聚变”，其力量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最为强大的，尤其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之时。大作家席勒说，“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勇于不惜一切地去维护自己的尊严，那么，这个国家就一钱不值。”大先生鲁迅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日本军国主义在“觊觎”之后向中国伸来的“探捡”之手，被空前凝聚起来的中华民族之力顽强而坚决地斩断。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这是鲁迅先生对民族之魂的深刻阐述。让历史启示今天，让历史告诉未来。当今中国走上了和平发展的“真进步”之路，抗战时期形成的巨大民族凝聚力，对于今天的我们应该有着深刻的启思。

启思之一：政党团结合作，“和而不同、不同而和”，是形成民族凝聚力的核心要素，由此才能成为民族战斗力的中流砥柱。

曾几何时，中国内战不断，派别林立，军阀争霸，一盘散沙。日本帝国主义正是利用了中国内部的分裂、民族内聚力的极大削弱，放胆实施了首先霸占中国东北的阴谋；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忙于“攘外必先安内”，日本仅仅用了区区几个月时间就占领了中国东北，“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悲愤歌声于是响彻了神州大地。

当“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从民族大义出发，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社会的力量才团结起来，形成了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从而变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敌御侮、共赴国难。

有了国共合作的共同抗日，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于是形成了两个巨大的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相互支持、相互依存，存在于整个抗战过程中。在抗战初期战略防御阶段，八路军尚未挺进敌后，仍在正面或侧翼协同友军作战；而在敌后，国民党也开展了游击战争。在战略相持阶段，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尽管当时也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讽刺之说，但正面战场的中华儿女扛起的毕竟是主战场。

历时一个月的“平型关战役”，正是国共合作、共创民族抗战伟业在战役上配合的典范，整个过程无不闪烁着民族团结的光辉。“平型关战役”的战场绵延数百里，我方投入兵力10多万人，达11个军，历经大小战斗数十次。其中的“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第115师打的一个漂亮歼灭战；从广阔的背景看，“平型关大捷”正是“平型关战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整个战役则迟滞了日军进攻，打乱了其侵华计划，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自信心、提高了抗战凝聚力。

一个伟大民族的觉醒和奋起，其力量是非凡的。这种力量在张学良将军个人身上也得到非凡的体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为什么要亲送蒋介石去南京，作出明显牺牲自己的抉择、踏上“束身归罪”的道路？张学良并非“糊涂”，他是为了抗日大局，他这样主动承担起全部责任，接受军法审判，给了蒋介石以维护领袖尊严、挽回面子和下台阶的机会，从而避免了内战的爆发。张学良意在牺牲自己、保护他人，为中华民族的团结抗日作出了他人难以替代的伟大贡献。张学良将军是个人意义上体现民族凝聚力的最杰出的典范，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今天，我们已经站在21世纪的肩膀上；面向未来，春暖花开；看海峡两岸，期待“风正一帆悬”；为了中华民族的福祉，我们更应该有政党团结合作的赤诚胸怀，把民族凝聚力聚集在更高更强的状态。

启思之二：知识分子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民族之自尊的集中体现。

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精英群体，无论是危难时刻还是和平时期，在知识者身上都必须具有民族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不辱历史的使命。民族凝聚力在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身上，可谓体现得风骨铮铮。尽管出了周作人这样不想“好好做人”的人，但那毕竟是个别。

早在1935年12月9日，青年学生就在“一二·九”运动宣言中，悲愤地发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吼声。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则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知识界的骄傲。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当时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这其中最为杰出的就是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而成，这种聚合的形态，本身就是民族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的一种体现。西南联大是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保留了最完整的教育形式，培养了一大批最优秀的人才；有一种精神就叫“西南联大精神”。

感人至深的是，西南联大迁徙过程中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完成的“文化长征”。广义地说，整个西南联大的历程就是一次“文化长征”；狭义地看，1938年闻一多等教授带领学生自长沙走到昆明，是一次“文人小长征”。当时长沙临时大学部分师生坐车辗转迁徙，另有320余人组成“步行团”步行前往，从长沙到昆明长达3000里。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闻一多先生也参加“步行团”，学生多少有些吃惊，闻一多说：“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这就是闻先生心灵深处“共赴国难”的情感与节操。悲壮的“文人小长征”历时68天，史上绝无仅有；象牙塔里的不少教授学者都亲历了这次徒步“长征”，经历了非凡的思想历练和精神洗礼，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期的伟岸风骨。当时的青年学子查良铮、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翻译家的穆旦，也参加了步行团，穆旦1940年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在1942年还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经历了九死一生，差点死在人迹罕至的热带丛林“野人山”。文人步行之长征，如长江水流之千里，那种深入到骨髓里头的精神韧劲是无法斩断、不可摧毁的，侵略者想对中国进行“文化绞杀”，犹如举起屠刀来“断水”，应验了那句中国老话：抽刀断水水更流！

抗战中，还有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等抗日根据地。当时的抗日根据地、大后方和沦陷区，是三个环境差别很大的不同世界。若论生活和工作条件，根据地无疑最艰苦。知识分子来到这里，住窑洞，吃小米高粱，不但要学习和工作，还要参加大生产的艰苦劳动，甚至拿起武器直接参加战斗。正是抗日根据地当时的民主氛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不畏千难万险“去延安”。

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弘一法师拒绝东渡的表现，至今让人感佩不已。当时有日本人找到弘一法师，请他循当年鉴真之例，到日本弘扬佛法。面对来人，弘一法师愤而说了如下一番话：“我在日本留学5年，日本学校教给了我很多知识，这是我永远铭记在心的。1200年前，日本僧人荣睿、普照邀请鉴真法师去日本传扬佛法，鉴真法师慨然应允，六渡日本，终致成功。鉴真法师把中国的建筑、雕塑和医药介绍到日本，他还是日本律宗的创始人。可是现在不同了，当年鉴真法师去日本，海水是蓝的，现在已被你们染红了！日本，我是万万不会去的！”“海水被你们染红了”！多么鲜明，多么惊心！弘一法师还手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战，他甚至将自己的居室更名为“殉教堂”。这样一介谦谦书生，将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民族之自尊表现得淋漓尽致。

知识界进步学者组成的九三学社，前身是在重庆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他们以民主、科学为宗旨，秉承了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精神；尤其是为了纪念1945年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改建为“九三学社”，更是受到了广泛的尊敬。今天我们不忘“九一八”、不忘“七七事变”，更不能忘记“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与世界任何国家二战纪念日相比，“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都具有同样的纪念价值。记住一个日子，记住一段历史，不仅是对过去的负责，也是对未来的负责；民族凝聚力就需要这样一点一滴的重视和累积。

启思之三：民众百姓是民族凝聚力最可靠的基础力量，只有拥有了这样的基础力量，一个民族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一首《游击队之歌》，唱出了百姓对自己家园土地的热爱，这种热爱，能够在外敌入侵时凝聚成强大的群众力量。我非常喜欢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它是我国抗战文学的先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一支东北土生土长的抗日游击队，为了自己的家园，在白山黑水的原野上和敌人“拼到底”。《八月的乡村》正是反映百姓抗日凝聚力的“严肃，紧张”的作品，这种来自群众的力量，那么悲愤强悍、粗犷奔腾；鲁迅在小说的序言中说得非常形象：“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面前展开，显示出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

为了活路，为了未来，四万万同胞必须“心一条”，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父送子、妻送郎”……社会各界的抗日Ji情，汇聚成了浩浩荡荡的洪流，让世界知道什么是“全民皆兵”的力量。“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放牛的孩子王二小……”感人至深的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唱的就是晋察冀边区一个少年英雄的故事，他为掩护山沟里的后方机关和几千老乡，机智地将敌人带进埋伏圈，最后牺牲了自己、被敌人“挑在枪尖”……在残酷的战争中，晋察冀边区数十万计的儿童团员中，到底涌现了多少个王二小式的英雄，至今还是个谜。

侨居海外的一千多万华侨也不例外，他们密切关注祖国安危，纷纷成立救亡团体。在爱国侨领陈嘉庚等人的推动下，东南亚各地华侨社团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欧洲各国华侨救亡团体组建了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至1940年底，世界各地华侨组织的大型救国团体就达649个。还有大量华侨回国参战，仅南洋、美洲等地粤籍华侨回国参军参战的就有4万多人。

无论战争时代还是建设时期，如果失去最可依靠的基础力量，民族凝聚力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所以，在今天强调“执政为民”，其重要性也在此。

启思之四：从民族凝聚力到世界凝聚力，是世界反法西斯正义力量的国际化之途，而世界凝聚力正是民族凝聚力的最大化。

从白求恩到陈纳德，都是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支援中国抗战的杰出人士。由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始创的“飞虎队”，是一支空军志愿力量，协助中国空军对日奋勇作战。罗斯福总统说，“任何人都不能靠抚摸把老虎驯成小猫。”“飞虎队”只有铁拳，没有抚摸，最终为中国战胜日本侵略军作出了特异的贡献。一个民族有了强大的凝聚力之后，就能够赢得世界正义力量的支持；在“民族凝聚力”和“民族亲和力”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于是产生了“世界凝聚力”。

直到战后的今天，这种“世界凝聚力”依然让我们感动。记述“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南京》就是一个典例。在《东史郎日记》、《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有良知的书籍为我们所熟悉之后，“美国在线”副总裁特德·莱昂西斯个人出资200万美元，根据已故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的著作《南京大屠杀》，改编拍摄成纪录片《南京》，以当时在华西方人的视角记述了侵华日军的暴行。影片摄制人员辗转多国，采访了近8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当年的日军老兵。在今年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上，《南京》的放映引起了轰动，该片甚至被称为“中国版《辛德勒的名单》”。

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爱国主义是形成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支柱；而对于国际主义战士来说，“爱中国”亦即“爱祖国”、“爱中国”亦即“爱世界”。

一部人类文明史，总是伴随着一部人类野蛮史、一部人类愚昧史；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构成的正是反文明的野蛮史、愚昧史。日本也有其“民族凝聚力”，但从其生成来看，是建立在对军国主义和天皇的盲目崇拜基础之上的，人类恰恰需要摈弃这种愚昧的“凝聚力”。正义稀缺的“民族凝聚力”，必定会让一个民族走向反面。

任何一个民族的强大，都离不开正义的凝聚力；当今世界尽管是多元的，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凝聚力是不能衰变的；民族凝聚力依然是各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条件。人类已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它要求我们致力于“和谐世界”的建设；如果我们自己不强大，或者“硬实力”强大了而“软实力”没有强大起来，未能真正实现民族复兴，那么就难以为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对于民族凝聚力，我们要提防“去功能化”，防止让其变成一个空泛的口号；至于狭隘民族主义，则是对民族凝聚力的一种消弭，它非但不能维护民族自尊，反而是一个民族不自信的表现。实现民族复兴、实现民族自强不息、使自己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需要我们具有恒久的忧患自我之意识，致力于追求人类的普世价值，不仅“胸怀祖国”，还要“放眼世界”，从而将穿透历史的民族凝聚力不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