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在废墟上打造辉煌

      张贤亮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作家。张贤亮1936年生于南京，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他的父亲就读于哈佛商学院，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先后结交过张学良、戴笠等人。1949年，张贤亮的父亲作为旧官僚被关押。于是，被认为出生于反动家庭的张贤亮，注定要经历一番磨难后步入辉煌。

      晴朗的夏日，我们走进张贤亮用不足百万元打造出几十亿资产的城池，在刚刚落成的观景堂见到了张贤亮。

      记者：张先生，您18岁选择了从北京移民来到宁夏，56岁选择了从一个著名作家下海经商，创办了西部影视城，这两次选择是如何作出的？

      张贤亮：18岁我从北京到宁夏，不是我的选择，没办法，是别无选择。那时候因为被抄家之后，生活就很清苦。我母亲在北京织毛衣维持生活，一个月只有十块钱。学校宿舍经常丢东西，就怀疑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那么，怀疑谁？就只有我一个。于是，班主任找我谈话，一天找我谈两三次，谈了好几天，说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是你偷的，再不可能有别人。这就是有罪推定。他说你要是坦白了，那么就让你毕业（正好是我高三那年），你不坦白，那我们就要开除你。我想想这是个很好的事情，坦白了反而能够毕业，我就承认了是我偷的。结果一星期以后宣布我被开除。当时回到家，我就出来做壮工，给工地搬砖。街道也不会放过我，因为既是一个“关、管、斗、杀”的子女，又是一个被学校开除的学生，实际上已经是半监视。这个半监视有个好处，就是不会让我失业，不会让我在家里呆着的，因为那儿有建筑工地壮工的活就让我干，一天挣5毛钱。北京有一些无业的市民，最主要的就是他们无业而且家庭出身又不好，或者是旧社会与国民党政权有某种关系、历史不清白，这样的市民往西部搬迁，那次有几万人。我和母亲、妹妹移民到贺兰山脚下。[ 艺术中国网 http://www.网址未加载/ ]

      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南巡讲话，创办第三产业，干部寻找第二职业形成了一种热潮，作为一个作家，我想更深入地了解生活，了解市场经济，就下海创办了这个影视城，这是深入生活的一种方式吧，这个选择主要是要丰富自己的生活，提供更多的创作素材。

      记者：选择创办影视城，在最开始的时候总有一个什么契机？

      张贤亮：实际上我现在这个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就是我小说中的镇南堡。我在1961年从南梁农场向南而行，当时一片荒凉。到镇北堡去赶集，我从那边过来一看，一片荒滩上突然耸立这么两个古堡的废墟，在早上的太阳照耀下，给人的感觉是从地里面生长出来的，那些土墙都是从地里面生出来的，它是一种生命力的表现，那个土呵，是给人一种金碧辉煌的感觉，叫人震撼。当我一进入这个镇北堡里面，堡里面就像你们现在在《大话西游》里面秀才娘子卖猪头的那个地方。也是熙熙攘攘的，居然还是个小集镇，我马上就联想起好莱坞拍中东电影的场面，我从这片荒凉中看到了商机。有人称，我是一个成功的出卖荒凉的作家。

      记者：第一次是历史选择了你，第二次是你选择了生活，这两次选择对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张贤亮：第一次是改变了我生活的地方。从北京到宁夏，这就使我作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从城市到了农村，也是从一个市民变成了一个农民。第二次选择我觉得使我从思想上对中国社会改革这一伟大事业，认识到它的艰难性，对中国国情，对中国人的整个品质的认识。

      记者：今天，当您在商界作出了辉煌的业绩时，您是否面临着第三次选择？

      张贤亮：没有。现在我要做的事情：首先我是五届全国政协委员，20多年的历程伴随着改革开放，所以我要担当好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第二就是这个西部影视城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在西部有一定的知名度，也是宁夏的一个主要的旅游景区，要二级发展，使影视城更上一层楼。西部影视城的发展计划今天我给你们透露出去，中国有几十个影视城，大多都赔钱，因为它都是高投入，这个你们大概报纸上看了吧，因为前期投入几千万，甚至一两个亿，但是影视城顶多再只有8年到10年的使用期。再过8年到10年，拍电影、电视不用影视城了，它在电脑里边就制作了背景，像现在的黑客帝国，完全都是在电脑里制作的，将来影视都是这样，所以我敢放狂言，所有再投资的影视城都收不回成本。当然我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是一个低投入高回报，我已经回报了，当然将来影视城怎么办我逐步地把它办成一个中国西部小村镇的博物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完全起旅游的作用，将来人们来看西部农村当时的景象，小村镇景象，当年就是这个破破烂烂的、荒凉的，将来对人们的吸引力是很大的，它有个返朴归真的感觉。第二是中国电影惟一的一个里程碑，我这里毕竟拍了中国很多著名的电影。第三个是尝试写作，没有什么选择，你无可选择。

      记者：你是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每届您议政的议题是什么？

      张贤亮：我每次会议都是积极地参政议政，关注社会的焦点。在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在当届的时候，在社会关注的问题上，我都积极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传播到外界，某些时候，有的个别的问题还引起了轰动。

      记者：那么我想请问您把个别引起轰动效应的议题详细地谈一下？

      张贤亮：1985年那一届，正好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期，我作为政协委员出席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就这个问题，我对外界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些误解作了澄清，外界对我个人的命运也非常关注，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那么我出来对我们国家的稳定也作了一个有力的证明，我的命运几乎就是整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证明。

      记者：您本届会议提出的文化产业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请您谈一谈主要内容？

      张贤亮：我主要是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文化大国，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文化大国，文化产业化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你光把文化当作一种事业，由国家来办是不够的，那么只有文化产业化，中国的文化就能发展。
会议上我就文化产业这个问题作了发言和分析，和广泛的介绍。实际上文化产业是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来的，中国的机制是把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相提并论的，过去一直谈的就是文化事业。在这一届报告中，是把文化产业作为我国的一个重要事项提出来的，而我恰恰是中国西部办文化产业最成功的一个例证，另外我办文化产业，办了十年，我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深的认识，我知道在21世纪，任何企业缺乏文化这一块，它就没办法发展，文化能提高产品的高附加值，文化含量是商机，所以这一届我对这个问题发表比较多的看法。

      记者：有关媒介称，您是第一个文化和商界名人，向海外传媒介绍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请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张贤亮：江泽民同志1999年12月份在广东视察工作的时候，发表的讲话中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当时我马上就有感觉，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期需要取得很大的发展，要有极大的变化，它根本的变化就是从一个革命党变成一个执政党，顺应世界潮流扩展了自己的代表性，同时也意味着扩展了自身的组成部分和服务对象，党的属性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真正对接。2000年春节以后我就组织宁夏文联全体干部学习“三个代表”，全国单位集体学习“三个代表”大概也是第一个，那个时候人们还不太知道三个代表，也没有学习三个代表的论文嘛，也没有学习资料，就是江泽民同志发表的那篇讲话。

      当时，日本《产经新闻》筹划了个栏目：在世界每个重要国家各请一名人士谈“我所选择的20世纪10大新闻”，从中可以看出各国文化的差异。为此，日本记者山本秀也专程来宁夏采访我。我以自己的视点给了他一份个人答卷。随后，他顺理成章地请我谈对中国未来的看法。我说，我对中国的未来一向是乐观的，自江泽民发表了“三个代表”的重要讲话后就更为乐观了。我回答日本记者说，在我所能见的未来，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一样不断改变执政党，而是执政党不断地改变！

      记者：温家宝总理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一个大问题，那么您对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是怎样思考的？

      张贤亮：这三个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想解决三农问题根本点是在城市化，就要使农民脱离土地，使农民转业，转到第二、第三产业上去，尤其是到第三产业上去，一个国家，它农民的人数越少，现代化的水平就越高。美国的农产品大量出口，农民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2%，你不可以想象吧。中国占70%—80%，你差哪去了，所以，国家现代化程度越高，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越少，根本的出路就是城市化。可城市化由谁来发展，完全是靠国有经济吗？那不行，必须要有民间经济的大力发展，只有民间经济的大力发展才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最主要途径，而民间经济要取得发展，你就必须大力改善投资环境，你就必须对私有财产有个严格保护，这是个问题，是个系统工程。谈到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私有财产在我们的脑海里边是保护市场富有者的财产，越有钱的越保护，恰恰最需要严格保护的是农民的财产，他一点点的土地被剥夺跑了，承包三十年，农民只有三十年的使用权啊，你想你在城里买套房子，产权还有七十年吗。这个差别差到哪里去了，这可见我们对农民的不公，一个三农问题怎么解决，派给他的土地不是白白的给交上去，他转让出去，他就有他的收入，一笔收入就归他，作为他脱离开这个职业的准备金，这个问题是一个链条，是个系统工程。谈三农问题，不能就农业而谈，要解决农村问题提高农民的生活，恰恰要使农民转产，使他不成为农民，只有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农村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城镇人口，这才是他们的根本出路。而对于城市的理解，认为亮化、美化、绿化，这叫城市吗？这不够，还有一点必须要在城市里面允许贫民化，允许一定程度的贫民，因为农民转到城市里边，他们一开始就是贫民，所以要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留出一块给低收入阶层活动的社区。而现在呢？现在哪个地方的政府给低收入贫民适当使用土地，一下子都是高楼大厦、广场。这个问题没人谈过，你们就可以谈。说白了就是贫民窟，世界各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解决农民问题的当中，就是采取这个办法。而我们的中国以消灭贫民窟为政绩，赶着这些游牧层次的农民无处可去，收容、遣返，限制农民流入城市。这边在解决三农问题，那边在排斥农民，不允许农民自由流动，归根结底，还是需要民间经济大发展，民间经济大发展才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根本渠道。

      记者：您成功地把影视城开发成为一个中外驰名的特色旅游景点，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您觉得西部旅游业都存在哪些问题和发展方向是什么？

      张贤亮：我多次说过，中国东部和西部在经济上存在很大的差距，而恰恰西部有许多东部没有的东西。第一，西部地域广阔，不说地下，就是地面上没有被认识的，没有被人发现的，也就是说没有被开发的旅游资源非常多。现在老限制在著名的旅游资源上，好的地方都被人看完了，已发现的黄山、庐山都在东部嘛，庐山在中部，中部也算东部嘛。但是西部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可是西部缺乏盘活旅游资源的人才。第二，各省（市、县、区）都在大办旅游，重复建设，急于求成，人工雕琢，用现代的东西装饰起来，破坏了旅游资源的原生态。我们恢复的边城门洞，它原来是什么样，现在我们修成什么样。我拿什么来修呢？我拿明代的砖来修清代的城门，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宁夏的固原有一个县把一段城墙拆了，砖都在农民的家里面，我一块一块地去老百姓家收旧砖，用明砖修清城，这叫修旧如旧。第三，西部旅游业受海外市场的冲击比较大。从北京跑一趟宁夏，比从北京跑一趟韩国还贵，广东跑一趟东南亚三国比跑宁夏来还便宜，你说北京人是到韩国去，还是到宁夏来，广东人是到东南亚去还是到宁夏来？我这个地方就很显著，最红火的那一年是海外旅游业还没有拓开，现在游客在递减。这三个问题比较突出。

      在西部创办企业要想有大的发展，必须走民间经济的模式，西部影视城的成功，民间控股是很重要的。创办西部影视城的时候我是宁夏文联的法人代表，给文联办的。那时宁夏文联没有钱，国家也不会在办三产上给文联一分钱，怎么办呢？我有二十七种外文译本，我就拿海外版税抵押向银行贷款来办影视城，这是1993年。转年到了1994年中央有个文件，宣布所有党政群体要和所办的第三产业脱钩，那个时候我欠了一屁股的债，任何一个旅游景点第一年都是基础设施建设期，不可能赚钱啊，这才是促使我敢下决心全力以赴办影视城的原因。如果影视城还是属于文联，政府、机关单位，我不会下这么大的苦力。它有机制在这儿，它就成了我的了，我办不好就得倾家荡产。后来，中央财政部副部长来一看，我这办得好，还主动地给了我80万块钱。在1994年的时候我就知道，国家的钱好拿不好吃，我问这个钱你要还不要还？他说不要还，这是支持你们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个钱以后我逐年还给了宁夏文联，这是我支持宁夏文学艺术的经费，一定要做到产权明晰，这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听说西部影视城有人要收回去？

      张贤亮：这就是西部人的观念，西部一些人是你这个企业办垮了没有人管，办好了，就有人打主意，不光我这个地方，陕西新疆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民间企业是挂靠在你这个单位，实际上你这个单位一分钱也没出，只是名誉上戴一个帽子吗，这官司出现在陕西和新疆，反应了什么呢？反应了西部人的观念。我为什么把中央财政部给我的钱，要想尽办法还给文联，就是防这一招。但是就这样我越干越好，就有人说这个要收回来，收归国有，不能把它变成张贤亮的摇钱树。当然它不会成为事实，但是有这个呼声啊，你说民间经济它怎么有保障，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谈到，民间经济必须要有大的保障，这个话就是因为我经历过这个事情，没有强有力的保证不行。我们的一些官员就是这样想的，国有企业办砸了，它尽量想推出去卖掉或者兼并，推给老百姓，民间企业办好的尽量想收回来，就这个观念。

      记者：MBA把国内成功的企业作为案例非常少，而您曾走上北京大学MBA课堂演讲，标志着您企业经营模式的成功，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张贤亮：我是中国作家到北大国际MBA作工商管理演讲的第一人。北大MBA为什么邀请我去讲工商管理，就是因为我在实践的过程中办了一个成功的企业，而且最重要的是文化产业，西部搞文化产业成功的第一家。我这个成功的企业实际上说来规模仅仅是一个中小型企业，员工也就一百多人，主要是我这个企业是从西北被人遗忘的一片废墟起步，用最经济的办法，也就是不到一百万块钱，现在发展到无形资产几十个亿，也就是西北影视城这个牌子。红塔山集团的牌子是540多个亿，我这个牌子有二三十个亿，还是可以的。有形资产也很强，而且是双零，一个是零负债，一个是零投诉。有的企业零负债还是比较容易做到，但做为一个旅游景点，接待量那么大，一年十几二十万人次，十来年能做到没有一个人投诉，这一点在全国来说也不多。

      在西部大开发当中，除了资金技术这些缺乏之外，还缺乏大文化策划上的创意，也就是说文化创意，它的策划，它的设计对一个企业的重要性，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土瘩瘩，红高梁里边的那个月亮门，一百块钱卖你都不要，但它是艺术造型，这个艺术造型只有文化艺术感觉的人才能把它作为资源，没有文化感觉的人可能就把它拆掉了。其实它已经不是具体的事物，它是一个文化载体，它标志了一个时代，标志着一个地域，文化成份的遗迹保留了下来。

      我在右派的22年中熟读《资本论》，它无形中练就了我具有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处事态度，使我往往有一点前瞻性。《资本论》在今天已经不是一部时尚读物，可是我不怕落伍地说，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方法论，它仍然是一部能够指导我们怎样建设市场经济的必读书。我一“下海”便自觉地尽可能按照这部书里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今天人们都熟悉并承认的“知识产权”的概念在中国还不广为人知的时候，我要恢复在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的著名影片的场景，将它们转化为旅游商品之前，就主动付给影片场景设计者一笔不小的费用让我能有利用它们的权利。设计者那时还很惊异甚至不敢接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拥有一种叫“知识产权”的东西。如果今天要我支付知识产权费，我将花数十倍上百倍的费用。我想大概MBA从这个角度选择我去演讲。我讲的都是MBA教材上没有的，因为我讲的实例就是在中国尤其在中国的西部怎样去办企业，是西部企业管理秘笈嘛。

      记者：在商海这个大江湖中，是不是遇到一些让您不愉快的事情？

      张贤亮：当然了，因为我写小说我是决定别人的命运，我让许灵均和李秀芝结婚他们就结婚，我让张永磷和马樱花最后没有结婚就没有结婚，他们就不会在一起，是由我来决定主人公的命运。经商往往你的命运你的行为结果是由别人来操纵的，可是你必须在别人操纵的时候要学会反操纵。

      记者：您作为一个成功者的典范，对自己的一生有无不满意的地方？

      张贤亮：这是我第一个应该说的，把我称为成功者的典范我很惭愧还谈不到，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而且成功是无止境的，谈不到典范。回顾自己的一生，我觉得自己很有幸，第一我有幸和中华民族共命运，中华民族处在灾难当中，我也在灾难当中，中华民族一开始振兴了，我也开始振兴了，中华民族现在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我同样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所以我这60多年时间，和中华民族的共命运，这是命运给我的安排，因此没有什么，你不满意只是觉得你不满意命运，对命运的安排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记者：最后请问一下您目前有无创作计划，是什么？

      张贤亮：创作计划有啊。因为我已写了那么多书了，发表那么多小说，在文学上也有一定的影响，而且人也经历了那么多的沧桑，这个过程整个应该吸取，所以我以后再写文学作品，我已经不是对故事、情节感兴趣，而是对人的命运，对人的生命现象感兴趣，这个东西是适合写哲学论文的，很难把它写成小说，而把这个很难作为文学体裁来写，把它写成文学作品，我困难在这个地方。另外，中国文学后起的一代，比我们年轻的，他们已经创作出非常好的作品。那么要想对自己超越，要想在文坛上继续引起关注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从1999年发表了《青春期》以后，就沉寂了一段时间，一直到今年，并不是我不再写，只是说我还没有新的作品发表。

      张贤亮当了22年的右派反革命分子，这期间吃了那么多的苦；商海中又拼搏了十年，今年他都67岁了身体还是非常地好，而且心态平和，这可能得益于他自赏的自信、刚毅、坚强、顽强，和那种对痛苦得超出常人的承受能力。素有西部牛仔雅称的张贤亮说到未来，他说最少还能干三十年。

来源:都市文化报  作者: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