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艺术管理、文化产业、艺术市场、艺术批评与策划等作为新兴专业方向,在国内各艺术院校如火如荼地开办。传统意义上由“史、论、评”三个专业方向构成的美术史论学科格局,也随之更趋全科化与社会化。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学院里的美术史论学科,经历了从原来的“美术史系”,到“美术学”专业名称的出现,再到“(艺术)人文学院”的建制,笔者以往十年美术史论从学经历对此深有体会。十余年来,美术史论学科在名称上的改变,颇为直接地呈现着美术史论专业的发展轨迹和主动扩充相关教学内容与研究领域的需要,同时也酝酿着其从单纯的美术史研究向实用性与多元学科转化的趋向。
大约五六年前,国内美术界一些学者相继提出过“社会学转向”的说法,认为新的方法论与价值观正在深刻影响美术研究,尤其是当代美术研究多借由社会学、文化研究等角度关注美术现象。应该说,这种倾向犹存于今日,而新一轮的资本中心主义价值趋向又以铺天盖地的席卷之势,影响着美术研究与教学。正如数年前,当“策展人”、“艺术经纪人”的身份流行之初仍令众人趋之若鹜,一些与艺术管理相关的艺术品营销、书画鉴定、拍卖规程、艺术品投资、知识产权、文化政策与法规、广告传播等课程,也在学院课程与各类培训研修班里应运而生。在这些微妙变化的背后,传统的美术史论学科是否正在迎来新一轮的“财经学转向”?或是我们至少正面临这种价值观的强有力的挑战?
美术史论学科向艺术管理与艺术财经领域的转向,面临着一对必然性的矛盾:学科的本体化和自我纯化,与学科领域的完善化和全面化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美术史论研究需要在市场资本深刻影响艺术创作的大背景下,尽可能保持本学科的学术原则和本体规定性,承接20世纪以来美术史研究所形成的现代学术方法和学理依据,同时自觉葆有中国古代美术史学绵延下来的传统价值观;另一方面,美术史论学科的研究及其人才培养,又需要及时满足当下艺术市场与文化产业领域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为原传统学科增益新的建设性元素,保持其鲜活性与有效性。二者之间看起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事实上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抵牾。如当下美术史研究、美术批评、艺术管理等各专业领域之间近乎泾渭分明的“圈子化”,即呈现出它们之间存在的学术理念与价值观难以通约和共享。尽管其中存在着学术身份的交集现象,但严格意义上合格的“多面手”是否可能?或许更多业内人士心中自有判断。事实上,即便在艺术管理、艺术市场或文化产业专业领域内部,也存在着诸多需要理顺的问题。例如在笔者近年参加国内艺术管理教育论坛与相关学科建设的研讨中,所参与或听闻的关于艺术管理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的讨论几乎年年重演,双方观点针锋相对:具有学院背景的学者更多认同其人文学科属性,强调该学科的精神性及其通识教育背景;而市场从业者与艺术机构管理者则强调它的实战意义和现实效用,更倾向于其社会属性,指出其落脚点是以盈利为目的、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管理”,其次才是“艺术”。这些现象更显现出,新学科总是面临着新问题、新矛盾需要加以磨合,也需要恰当的方法论与价值观与之对应。
那么,为什么诸多高校竞相开办艺术管理、艺术市场与文化产业等专业?为什么这些专业会渐渐成为美术史论学科新的生长点与新“时尚”?笔者认为至少是以下三个因素所致:
其一,经济大环境与社会氛围的影响。近十年来,大到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小到家庭理财与个人投资,对于财经与资本的空前关注有目共睹,艺术品交易已经不仅仅局限为收藏雅好,而更多体现为一种金融投资行为。当艺术品交易与当代资本市场空前紧密的结合,便亟待相关新学科去研究这些新现象的规律,同时对投资者和艺术品藏家起到指导和借鉴作用。其二,各学科之间“跨界”研究的广泛影响。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普遍态势,原有的美术史论研究也越来越被广义的视觉文化研究所覆盖,加之管理学、营销学对于各领域、各学科无处不在的渗透力,使艺术管理学科成为一种必然性的需要。其三,也很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即高校招生、就业的需要和经费创收的需求。原有的美术史论专业,尤其进入到研究生教育阶段,以培养美术史论研究者、高校教师与学术专家为终极目标,具有塑造高级学术人才的精英教育的属性;而当下的艺术管理类学科,以培养艺术经纪人、策划人和文化管理者为目标,适应了社会对于艺术品投资咨询、拍卖行与画廊经营、美术馆管理、艺术展览策划等人才的需求。
从传统的美术史系的学科根基,到今日艺术管理、艺术市场、文化产业专业的纷纷建立,广义上美术史论学科的扩展重心,正在悄然经历着从研究型到应用型、从人文型到社会型的转变。然而,这些应用型、创意型、产业型学科的建构,也提醒着我们不应只顾当前利益,而忽略学术性基础研究的指导性意义与评判价值,毕竟应用型学科需要研究型学科的学术基础与知识积淀,否则这些新学科也将如当下艺术品交易市场中的某些“泡沫”现象,或是仅仅停留于跟风与应景中,而难以健康长久的存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