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图索

　　面对当代重大事件——西班牙内战时，古图索的立场十分鲜明。他站在民主进步的力量一边，用自己的言行反抗法西斯势力。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古图索参加了意大利美术家团体——潮流（Corrente）。该组织成员是一批年轻的意大利美术家，他们的艺术风格也许并不一致，但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那就是反对意大利另一个美术团体——意大利二十世纪（Novecento Italiano）的地方主义倾向。这种态度与他们反法西斯、反纳粹的立场密不可分。在当时的意大利，二十世纪已经成为墨索里尼利用的一股力量。同样，他们支持现代主义美术的态度也与反法西斯、反纳粹的立场紧密相连，因为把现代主义美术视为堕落美术大加讨伐驱逐的正是纳粹势力。

　　1937年，古图索移居罗马。他的画室成为文人艺术家聚会的一个中心，大作家莫拉维亚等经常出入其中，与他讨论各种感兴趣的问题。古图索一直关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在争民主求进步的运动中，他感受到共产党的存在和作用，渐渐认同了共产党的理想。1940年，古图索正式加入意大利共产党。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不管风云如何变幻，古图索始终坚守着他的政治立场。

　　与毕加索等共产党员一样，古图索在艺术上并没接受苏联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原则，他一方面继承传统写实性绘画的因素，一方面吸纳近现代不同绘画流派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较为平易近人的具象性绘画风格。审视一下20世纪40年代的古图索作品，不难感到参加共产党后的画家仍然沿着自己的艺术路径行进，没有被什么条条框框束缚。

　　对社会现实做出反应，就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表达自己的态度，依然是古图索绘画的主旨。《室内基督受难图》（1940年）、《基督受难图》（1940—1941年）、《枪杀》（1942年）、《有受伤马匹的战斗场面》（1942—1943年）、《屠杀》（1943年）、《死之胜利》（1943年），看到这样的绘画标题，不难发觉让古图索牵肠挂肚的尽是苦难和死亡之类。这一切全与20世纪40年代欧洲的社会矛盾紧密相连，难怪古图索要反复描绘这类令人心情沉重的题材。由于古图索的创作直接呼应着公众关心的严肃社会问题，所以它们往往会在公众中激起强烈反响，有时甚至会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著名的《基督受难图》遇到的情况，就是一个显著例证。众所周知，在西方绘画历史上，以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故事为题的作品数不胜数，其中亦不乏佳作。古图索选择这一题材，目的在于借古喻今，对当代人类的命运、现实生活的苦难、日益猖獗的法西斯暴行做出艺术回应。为了宣泄积聚在心头的情感，古图索吸收了凡·高、毕加索等人绘形用色的特点，在保持写实性的基础上，借助大胆夸张的形色处理，创作出这幅别具风貌富于冲击力的基督受难图。它一面世，就引来种种议论，教会十分反感扑在基督身上痛哭的Luo女形象，发布公告、禁止神职人员和信徒参观这件作品。尽管对如何看待这幅画有争议，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它像《格尔尼卡》一样，深刻有力地传达了古图索对血腥杀戮的抗议之情。《基督受难图》及类似的作品，向我们证明着古图索确实在力求使艺术有益人类。

　　有益人类的绘画不全是《基督受难图》、《屠杀》这样的作品。以一种富于人性、热爱生活的态度描绘人和物，同样能产生有益人类的绘画。《一家人》（1940年）、《戴红帽的米米丝》（1940年）、《静物》（1940—1941年）、《红桌静物》（1942年）等作品，展示了古图索艺术的这一面。美妙的色调，生动的笔触，配合着令人信服的可辨可视的具体形象，带给观者审美的愉悦。从古图索偏爱暖红色调这一点上，或许也能体味到他的艺术情趣，现代不少热爱生活的画家都往往会不由自主地亲近这样的色调。

　　二战期间，古图索像欧洲许多共产党艺术家一样，积极投入了抵抗运动。为此，他不得不离开罗马，避居热那亚一带，在地下状态中继续绘画创作。前述《死之胜利》就与他反抗纳粹德国的经历有关。二战后，古图索更加活跃地参与意大利的文化活动。他与一些志趣相近的人，共同创立了新艺术战线（Fronte Nuovo delle Arti），试图用后立体主义画风表达自己的信念。当然，古图索这样一个关心人类命运的艺术家，不会仅仅用绘画表达自己的信念。作为世界和平理事会成员，出席1948年在华沙召开的和平大会，就是他用社会活动表达自己信念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