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典型理论

  摘  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批判继承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文学遗产的基础上，科学地总结了以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艺实践的丰富经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学说。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学者，结合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实际，对艺术典型理论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了关于艺术典型问题的新的观点，在正视它们可能存在若干偏颇与局限的同时，应该看到这些有关艺术典型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典型理论。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现代社会  艺术典型理论  全面评价

  艺术典型作为文艺学、美学发展历史上重要的范畴，是和人类艺术地认识自身和表现自身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典型范畴的核心就是显现人的本质，使人认识自身。研究典型范畴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人类艺术地掌握世界的特点和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批判继承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文学遗产的基础上，科学地总结了以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艺实践的丰富经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学说。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学者，结合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实际，对艺术典型理论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了关于艺术典型问题的新的观点，我们既要对他们的理论局限与偏见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辨析，又充分肯定他们面对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实际和文艺的实际，结合文艺自身的特殊规律，对典型范畴的新形态和新功能所做的积极贡献，可以说，他们提出了关于艺术典型问题的新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典型理论。

   一  逡巡于历史与现实之际的艺术典型理论的建构与深化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典型问题的论述，主要表现在恩格斯19世纪50年代—80年代的《致斐·拉萨尔》、《致敏娜·考茨基》和《致玛·哈克奈斯》的相关言论中，在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通过个性与共性、“一定的单个人”和典型与典型环境三个层次来解读，特别是典型环境概念的提出，使得典型理论获得了真正科学的价值。具体而言，即表现了历史条件、社会潮流和时代精神的环境，才足够“典型”，而在这样的环境中表现其典型性的人物形象才具有最高层次上的典型价值。这样的典型总是在重要的社会冲突中表现自己，同时也反映了这种冲突的本来面目，他们代表着现实主义的最高成就[1]。

  及至20世纪40年代，身为当代西方“四大批评家”*之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进一步明确指出：“现实主义的主要范畴和标准乃是典型，这是将人物和环境两者中间的一般和特殊加以有机的结合的一种特别的综合。……使得典型成为典型的乃是它身上一切人和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决定因素都是在它们最高的发展水平上，在它们潜在的可能性彻底的暴露中，在它们那些使人和时代的顶峰和界限具体化的极端的全面表现中呈现出来。”[2]卢卡契在这里第一次正面阐明了典型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范畴和标准的问题，确立了典型范畴在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发展史上，卢卡契可谓正面探讨典型问题的最有代表性的美学家。无论是强调以整体性原则来研究典型问题，还是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把握典型的本质，抑或是从现象和本质的辨证关系来阐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典型观，揭示典型形象的秘密，都充分体现了卢卡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典型观的深化与拓展。卢卡契的典型理论脱胎于黑格尔的“理想说”，其理论基础是唯物辩证法，但带有明显的理性主义色彩。他强调典型形象是最深刻的个性与同样深刻的和最普遍的典型性的有机统一，强调典型的个性的多样性，反对苏联斯大林时期那种把典型看作是政治概念的图解的典型理论。他曾尖锐地指出：“科学政治的典型概念在艺术上教条地机械运用，能使艺术遭到极其不幸的限制和歪曲。” [3] 他对斯大林时代的“图解文学”作了不留情面的批评，认为这种文学不是扎根于生活中，它的内容和形式一律都是由国家机器的法令来确定的。相反，他倒是称赞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称赞它在斯大林的传统之墙上成功地打开了一个真正的缺口，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得到了新生，创造出栩栩如生的典型。卢卡契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我们总结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创作的经验教训，对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文学研究以及受到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的文学反思，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4]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卢卡契的现实主义理论，包括他的典型理论就受到了以布莱希特、布洛赫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诘难和批评。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肯定和褒扬现代主义的新兴艺术形式。双方各执一端，攻其异也。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中曾对卢卡契这种既迷信19世纪现实主义艺术，无视现代主义的优秀艺术，又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表现出冷漠的态度有着较深刻的分析。 [5] 根据伊格尔顿的分析，卢卡契基本上属于德国古典人道主义传统，并把马克思看成是这个传统的继续。他要求现代作家的，主要是回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传统那里去。用爱伦堡的一个譬喻，卢卡契的典型理论仿佛一只脚还踏在19世纪，而另一只脚则已经踏进了20世纪。正是由于这个特点，使得卢卡契的典型理论为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典型创造经验的总结是深刻的，且不乏马克思主义的真知灼见，但也不可避免地使他的理论面对20世纪以来出现的各种现代派艺术和当代的审美经验和审美需要，显得无能为力，缺乏理论的说服力。

  二  现代民族国家人的特性理论与典型理论的发展

  早在马克思以前，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一书中，就试图从分析社会文化与自然环境入手，揭示欧洲南方与北方文学的差异，也开启了文艺地域学的先河。差不多在马克思同时代，更有英国的斯宾塞、法国的丹纳等人从分析社会环境（主要是文化背景与自然环境）入手，来阐述文艺发展演变的内在原因。但只是到了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尤其是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中，才明确指出了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独特性，深刻分析了文艺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确定了文艺作为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文艺与社会生活、文艺与社会经济基础以及文艺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复杂而紧密的关系有了科学的阐释和认识。

  早期“西马”代表人物之一、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葛兰西也十分重视文学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他对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比较准确的，即看到文学离不开社会生活，同时又认识到文学不能和社会生活划等号。这样的一种基本观点，既反对文学中脱离社会生活的形式主义倾向，又与照抄生活的自然主义倾向划清了界限。他提出了“民族—人民“的文学理论主张，这一观点是结合意大利的社会历史和现实提出的。葛兰西对传统文学史家“文艺复兴发现了‘人’”的判断提出了质疑,他科学地分析了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呈现的革命与反动、进步与倒退的双重性，特别是文艺复兴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使意大利形成了具有欧洲影响的新的知识阶级。其中一翼由政治、政治流亡者在国外形成，他们在不同的国家定居，或者作为各个领域的专家参与各个现代国家的创立，在那里发挥着进步的、世界主义的作用。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意大利民族现代人的特征。在1932年8月1日葛兰西写给朱丽娅的信中，他认为现代意大利人是“达·芬奇的现代典型，诚然，现代人保持着他的强烈的个性特征和独特的创造精神，同时又成为一个个人——群众的结合，即富于集体精神的人。”[6]

  葛兰西关于意大利现代人的民族特性的论述和概括，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普遍意义。葛兰西认为，要发展“民族—人民”的文学，就应该真实地表现意大利民族现代人的特征，创造出众多的个性鲜明、情感真实的艺术典型。他赞扬莎士比亚的人物创造，说“在莎士比亚的戏剧构思里，任何角色都是大角色；他们全都得到有力的刻画，被置于悲剧事件的旋涡之中，哈姆雷特则是它的主要牺牲者”。[7]他称赞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警察官沙威，称他“对于公众人物的心理而言，是个颇有意思的典型。” [8]并且对流行小说的各种著名的典型进行了归类，如有雨果和欧仁·苏的小说《悲惨世界》和《巴黎的秘密》所代表的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典型；以里舍布尔、迭库尔谢利为代表的感伤主义典型；以纯粹阴谋形式所表现，但具有保守—反动意识形态内容的典型；以大仲马和彭桑·杜·特里尔为代表的历史小说中的典型，等等。[9]

  和卢卡契不同，在强调继承优秀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的同时，葛兰西也充分肯定现代主义作家在表现现代人的民族特征方面所做的种种新的艺术探索。此外，他对意大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皮蓝德娄的怪诞作品的艺术价值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皮蓝德娄把关于客观现实的辨证观念，用人们能够接受的形式展现于观众面前。在艺术典型形象的塑造上，皮蓝德娄“让生活的形象摆脱了传统的刻板的模式，突然闪现于我们的眼前；但这些生活的形象不能产生新的传统，不能以它为楷模而如法炮制，不能导致时新的陈词滥调。……他的喜剧中所采取的手法以奇妙的灵巧多姿和清晰剔透而令人叹为观止。”[10]总之，葛兰西作为20世纪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他提出的“民族—人民“的文学观和对现代民族国家人的典型特征和艺术表现的论述和分析，展示了马克思主义艺术典型理论的新的活力。

  三  哲学本体论和精神分析学视野中的典型理论

  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德国逐渐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可谓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该学派成员以社会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提出“社会批判理论”作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其异化和反人性的武器。该学派理论家以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继承者自居，同时兼收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理论、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企图调和并综合这些理论，形成以现代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尖锐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 。[11]该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在文艺学和美学上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尤其是将批判对象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马尔库塞，他对美学、文学艺术问题十分关注，并结合西方社会的实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特别是马尔库塞在1964年出版的《单面人 ——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一书中关于艺术典型问题的论述，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马尔库塞对于艺术典型形象的理解，是和他从哲学本体论上对人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哲学上‘人’这个概念明确提出了被视为‘典型人的’特质。这个模糊的短语可以解释此类哲学定义的含混性——即这些概念集中了所有属于与其他生物相对照的人的质，同时，又被人们断言为人最充分或最高度的实现。”[12] 在这里，马尔库塞把表现人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充分发展了的“独特的能力”，视为典型人物的特质，他从哲学的主体性角度探讨人的本质和典型的特征，强调在艺术中表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独特性。在《单面人 ——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三章中，马尔库塞论述技术理性如何征服不幸意识时，联系文学史的实际，从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上论述了“某些关键性文学观念和典型形象及他们的命运”问题。指出在发达工业社会，面临着理想物质化的可能性，过去“双面文化”中所创造的典型形象所表现出的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对立也趋向缓和，他们所追求的部分理想（物质需要）也变成或正在变成现实。马尔库塞以包法利夫人这个著名的典型人物为例说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与当代文学同类悲剧爱情故事的区别，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包法利夫人的现实原型的谦恭仍然包含着英雄色彩，她的故事是悲剧性的。因为这个故事发生的社会是一个落后社会，性道德还没有破除，精神分析还没有制度化。随后到来的技术理性社会则通过压抑而“解决”了她的问题。发展中的技术理性社会不仅削弱了传统的艺术形式，而且也削弱了艺术异化的基础。[13]

  马尔库塞也试图将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这一思路也表现在他对艺术典型的见解中。他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由于艺术典型形象失去了对现实的批判功能，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弗洛伊德提出的快乐原则同化了现实原则，使“性行为以对社会有建设意义的形式自由化（更确切说是解放）了。”[14]马尔库塞从弗洛伊德的原欲升华说出发，具体分析了拉辛的《费德尔》、歌德的《亲和力》、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他认为在这些作品中，性欲全都是高度升华的、经由中介的折射形式出现。这些前技术时代产生的艺术典型形象是带有悲剧性的，对异化的社会具有强烈的批判锋芒。而在当今发达的工业社会，“性”已经被整合到工作和公共关系中，技术的进步及更舒适的生活，允许把“力比多”扩散到商品生产和交换领域。当代工业社会的文艺创作，正在从作为其不可调和的梦想的标志的升华形式中摆脱出来，性欲变成了压抑的畅销货的载体。在当代文学中，性文学的大胆、放荡不羁的程度简直到了无可比拟的地步。马尔库塞的这一观点，一方面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中性文学泛滥成灾的现实，同时也表明他的文学观（包括艺术典型观）也朝着以情感为中心的非理性心理本能方面转化。[15]

  当然，马尔库塞以“社会批判理论”和技术决定论为基础的“单面人”理论及其典型观，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性质，但他重视和继承发扬了马克思的批判性，重视当代工业社会的实际和文艺的实际，面对新的现实研究文艺自身的特殊规律，探讨典型范畴的新形态和新功能，这对于开拓我们的思路，破除僵化的典型范畴模式，思考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在当代的命运，都具有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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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童庆炳等《马克思与现代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8-79页；

[2] [匈牙利]卢卡契《〈欧洲现实主义研究〉英文版序（1848年）》，施界文译，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3]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页；

[4]、 [13]、 [15] 李衍柱《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页；第308页；第312页；

[5] [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

[6]、 [7]、 [8] 、[10]《葛兰西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5页；第170页；第151页；第129页；

[9] 朱立元、李钧《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60—561页；

[11]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1997年版，第195页；

[12]、[14]  [美]马尔库塞《单面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左晓斯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页；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