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当代艺术家就要走向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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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见过应天齐的人都对他那双眼睛印象深刻,大而深,忧郁中潜藏着热情。这位以版画《西递村系列》闻名的艺术家,近年来,以一个温和前卫的形象,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里开疆拓土。用他的话说,他一直在找口子1986年至1994年,应天齐找到了创作中的第一个
   是见过应天齐的人都对他那双眼睛印象深刻,大而深,忧郁中潜藏着热情。这位以版画《西递村系列》闻名的艺术家,近年来,以一个温和前卫的形象,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里开疆拓土。

  用他的话说,他一直在找口子

  1986年至1994年,应天齐找到了创作中的第一个口子。他在西递呆了整整8年,他发现了西递,西递也成就了他。他的版画《西递村系列》不仅获得了业界认可,还让他拿了一系列奖项。

  但他依旧选择了告别。告别西递的他选择了移居深圳。1999年,在深圳大学教书的应天齐完成了一系列的观念艺术作品。他的《砸碎黑色——零点行动》、《大剪纸》等行为艺术引起广泛关注。2008年端午节,他用影像记录了芜湖古城拆迁之前的生活场景,并于2009年端午节在拆迁的废墟播放。这一切都让他走出了艺术家圈子,成为一个提供话题的公共知识分子。

  2010年,他创作的版画《徽州女人》在保利创下中国版画拍卖的最高纪录。

  但他还在前行。

  2011年3月12日,在中国美术馆的举办的“世纪遗痕——应天齐艺术展”专场展中,他在深圳五年间创作的《世纪遗痕》系列综合材料油画作品,让人们再次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应天齐。他将小块雕刻、烂城墙甚至一大片竹席放入画作中。他在艺术作品中对现实材料的运用再次挑战着人们对他的评价,使他在2011年成为当代中国艺术不得不关注的个案。

  应天齐对采访很重视。对他来说,社会的反应、媒体的推动乃至误读都是他的“当代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

  把创作转换成大众可以参与的事

  记者:您的创作好像有很清晰的三个阶段:从西递出发的版画、以装置和行为艺术为创作思路的一系列观念艺术和现在《世纪遗痕》材料油画系列。在这三个阶段,作为艺术家的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应天齐:从西递开始,我就是一个当代艺术家的状态。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听到美国艺术家罗伯特·劳森伯格的讲座,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当时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要做一个当代艺术家。1986年我进入西递时正是中国当代艺术起步之时。版画《西递村系列》应该是很当代的,不然它也不会站到今天。那个年代艺术家创作的乡土风情画和怀旧画如今都已进入了历史的封存,不再被人提起。而现在,我的《西递村系列》仍会被人不断提起,这就证明,它是属于当代的。我后面所有创作上的推进,都是在西递这个原发的“当代”概念下的推进。

  记者:我们该样理解“当代”这个概念?

  应天齐:传统的艺术讲的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家用作品告诉你“这是美”。而当代艺术要提出问题、质疑当下,要有批判性,要切入生活。我个人对此的理解是,艺术家把自己独特的思考用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后,还要使之进入生活,转化为一种公众方式,让大众可以参与进来。所以我做《大剪纸》选择春节来做,让大家来关注。我把版画做到戏剧中去,版画就不再是一个挂在墙上的东西了。我的《砸碎黑色》是和深圳大学我的学生一起做的……我把自己的创作转换成一个大众可以参与的东西。 波普艺术是在美国经济高速发展时兴起的,我在八十年代看到这种艺术时并不太懂。我听美国艺术家罗伯特·劳森伯格的讲座,他说过一句话,“别人都在寻找相互之间的共同点,而我却在寻找它们之间的不同点。”这句话对我影响太大了。直到今天我都在寻找这个不同点。我为什么要呆在深圳不在北京?就因为北京的当代艺术是有一个共同点的。

  走向公共是当代艺术的任务

  记者:除了在画室作画,您还创作了很多有影响的观念艺术,像《砸碎黑色——零点行动》、《大剪纸》等等。这是一个艺术家创作上的突破尝试还是一个艺术家对社会的担当?

  应天齐:我做芜湖古城三年,看着一个古城在我的眼皮底下消失,而我又没有能力去改变。我只能用影像纪录下这个过程。我拍了一个街口、一户人家。这是一个活动的历史。我们现在文化保护中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空间往往是忽视的。一年后我在废墟上放这个DV时,看的老百姓没有一个走掉,他们感叹:“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没有了。”我在深圳做完“对话观澜”后,整个卖布街的老建筑就像庞贝古城一样被保护起来。作为一个艺术家我觉得太有成就感了。这就是当代艺术的一个核心:对人的关注、对当下的关注。

  记者:1993年您因创作过度投入而被确诊为抑郁症。我们该怎样理解这种“过度投入?”

  应天齐:我的抑郁其实是和社会进程相关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社会对文化的关注度很高,有一种发自民间的文化热情。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进入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文化开始退居次要地位。西递版画是我对传统文化的一个解读,但一出来就遇到了一个文化低潮,没人理解艺术家对文化的社会责任,西递要发展旅游,开始拆房搞建设。而当时理论界关注的也只是我的技法,所以我极度抑郁——虽然它让我获了许多奖。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文化又开始发挥作用。中央电视台来拍我的专题片,西递村一下出名了,它的价值开始被真正发现。我对当代艺术要切入社会的认识也开始被理解。我到了深圳第一件事就是《砸碎黑色》,我在世纪末宣告:过去的100年在我的锤子下消失了,希望未来的100年无限美好。

  应该说,是社会的进步和我自己角色的转换让我逐渐走出了抑郁。作为艺术家,我要走向公共。我认为走向公共是当代艺术的任务。有人说我喜欢炒作,喜欢和媒体打交道。其实这些都是我作品的一个组成部分。不通过媒体我如何走入公共?我做《大剪纸》时亲自去请记者,我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这也是我观念艺术的一部分。和传统艺术不同,观念艺术的整个创作过程,包括社会的反应都是作品的组成部分。

  “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当代艺术家”

  记者:为什么您将这批创作的作品命名为《世纪遗痕》?您的这次个展打破了人们心中“应天齐是一个著名版画家”的认识。

  应天齐:这是我对当代艺术交的一份答卷。我们是既能抓住传统又生活在当代的一代人。其实西递版画何尝不是一个世纪遗痕?《砸碎黑色》也是世纪遗痕。从当代艺术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中国,我们一直都在学习阶段,但今天我们应该交答卷了。如果中国的当代艺术还不能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那就是愧对世界。我觉得艺术发展到今天,把一个人分为版画家、油画家已是一个很落后的观念。当代艺术就是要打破画种。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当代艺术家。

  记者:您说不在深圳您画不出《世纪遗痕》,深圳给您的创作提供了什么?

  应天齐:我选择来深圳是有“预谋”的。我在西递浸泡了八年,那是我对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基地。而深圳是中国走向现代化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我找到了深圳。深圳就是我研究现当代文化的一个基地。到了深圳我就砸碎黑色,我要走向现代。而这个走向现代靠的就是我在深圳生活的十三年。我的《砸碎黑色》、《大剪纸》》、《对话观澜》,包括今天的《世纪遗痕》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在深圳完成的。没有这十三年的深圳生活,我就没有对“当代”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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