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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先生曾说，春节是中国人民一项伟大的创造。年，被视为步入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生活的起点，每逢辞旧迎新，心中油然生发的是对幸福的企盼以及对灾难与不幸的回避与拒绝。桃符、爆竹是辟邪，春联、年画是祈福。画满心中向往图景的年画，和吉瑞的福字、喜庆的
4月16日，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发布《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成果，装帧精美的《杨家埠卷》、《杨柳青卷》、《朱仙镇卷》、《俄罗斯藏品卷》、《日本藏品卷》……煌煌22卷本，300万字，1万幅图片，1000多分钟的动态影像DVD光盘，首次全景式呈现中国的木版年画。
年画自成一个丰富的小世界
最早的年画如宋代刘松年的《新年接喜》和李嵩的《岁朝图》，是传统的中国画，岁时装点节日、美化家居，但局限于富贵人家和文人雅士。真正能满足大众需求的年画是用木版印刷的年画，宋代初现端倪，明末清初开始在民间盛行。数百年来，年画覆盖九州，每逢岁时，贴遍千万户农家朴素的木门。
年画成了农户中最具形象和色彩的装饰，是年文化的主角。几乎不留空白的构图、鲜艳的色彩、笑容满面的人物，使木版年画充满喜乐。南方年画如桃花坞与佛山的，柔媚细腻。北方年画粗犷豪放，却又有别，山东杨家埠、高密和河北武强地处乡野草莽，乡土气息和农民气质最为醇厚；开封朱仙镇占据七朝古都，继承了汉唐风骨，充满中古时期的雍容大气；天津杨柳青置身京畿，为顺应都市人家的审美，温婉古雅；湖南滩头的门神秦琼笑眼圆睁，天真烂漫。河北内丘的纸马讲究“万物有灵”，家中养牛要揭一张“牛王”，梯子摔过人，就揭一张上下平安的“梯神”；云南的甲马，却印着“本主”(保佑本村的神灵)，它可以是猎神、龙王，也可以是太阳和山、古树，甚至可以是为百姓做了好事的村长。
年画还涉及许多微妙的心理。看一出才子佳人的戏，深深迷醉于那故事，就买一张画着那戏的年画，不时重温那份感动。杨家埠人家水缸旁的墙壁上，贴着“缸鱼”，每每打开缸盖，大红大绿的鱼影即倒映水面，穿游其间，日子似乎就好过了很多。
木版年画首先是非物质遗产
木版年画向来是作为民间美术被关注的。其实，它非遗的成分很重，大脑记忆、手工技艺两部分都是无形的、易逝的，可谓有传承人在，某类年画就活着；没有传承人，这类年画就消亡了。
就拿开封年画传承人郭泰运来说，他13岁到“云记”门神店当学徒，19岁单干，自立“泰盛画店”，是印画的一把好手。年画在旧社会很值钱，他干两个月就能买下全家一年的口粮。那时，农家再穷过年也得贴门神。年成好，家里有十合门(10对双扇门)，就买十对门神。大门上贴《秦琼敬德》、《岐山脚》，正房门上贴《五子登科》，《马上鞭》一般是下房贴。有的穷人家，腊月廿七八早早贴上门神，债主看人家过年了，就不进屋要账了。
年画的制作，首先是制版，用老梨木阴干，经很多工序后刻版，心情好、精神好的时候才刻脸。印画时要先调色，第一道印黑，二道黄，三道红，四道印绿……印时动作必须又协调又快。然后还要晾画、码垛，每道工序都有窍门，不是聪明人、没认真琢磨过就没法做好。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画店成了生产合作社。“文革”的时候，在书店街路摞得跟小山似的年画老版，一下全烧完了。
2002年中国民协进行全面普查时，发现年画产地急剧萎缩，有的产地已没有活态的存在，大多没有后继之人。许多年画中的含义无人能解，民间记忆严重中断。古年画和古版遗存也寥若晨星，桃花坞的古版几乎片甲不留。城市化、现代化也对年画形成巨大冲击。朱仙镇“天成老店”传人尹国全老人是刻版高手，“文革”中用纸刻印出来的粗糙灶王依然有人买，然而近年来祭灶风俗衰微，年画市场萎缩了。杨柳青年过八旬的杨立仁老人，每逢祭灶日前，挽起袖子挥刷使墨，每种印100张，不为卖，只是过过手瘾送送人，其中寂寞，可想而知。
文武门神、世俗生活画、戏剧故事画、灶神财神等神马画……形形色色的木版年画，带着不同地域和时代的气质，蕴涵着鲜活的人文气息，携带着我们民族精神的密码，就这样变成了亟待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谁也没想到，抢救工程竟然一做就是9年。素有名望的20个年画重要产地，形成19个卷本。遗存不多、几近衰亡的20个小产地的代表作(包括台湾、澳门地区)，收录于《拾零卷》中。在《上海小校场卷》中加入了石印“月份牌年画”，表现了木版年画被外来石印技术终结的历史。
今天，经过多年泥泞跋涉的田野调查和翔实科学的梳理记录(文字、摄影、录音、录像四合一)，中国木版年画有血有肉、立体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农耕时代中国木版年画的文化遗存终于被“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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