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考古达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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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技术和考古的专业壁垒限制是一个重要问题,国内的现状是考古学家不懂技术,技术人才不懂考古。融入到信息化潮流中,不能固守现有的以发掘为主的考古学。4月15日,历时4天的第39届数字考古国际会议(CAA2011)在北京落下帷幕。在本届数字考古
  突破技术和考古的专业壁垒限制是一个重要问题,国内的现状是考古学家不懂技术,技术人才不懂考古。融入到信息化潮流中,不能固守现有的以发掘为主的考古学。

  4月15日,历时4天的第39届数字考古国际会议(CAA2011)在北京落下帷幕。在本届数字考古国际会议上,国际学者展示了最新研究成果。比利时根特大学等其他欧洲研究队伍共同参与了在意大利、葡萄牙和法国的六个废弃的罗马古镇的数字化建设,项目通过高分辨率的田野测绘和文物测绘,将实现包括原始地形和罗马城市的整体重建,这个项目结束后,人们将看到距今两千余年的古罗马城市当年的风貌。数字考古涉及多领域多学科的交流,受到世界多个国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与会专家指出,数字考古意义重大,对文物的保护、整理、开发和利用等各个方面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国内外数字考古成果丰硕

  数字考古内涵十分广泛,既指应用数字化技术进行考古发掘,如应用探测技术进行考古,又包括将考古发现数字化的工作,如建设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将考古遗址进行空间数字化等,以及运用数字技术对考古发现进行管理等。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研究者提出,在传统的考古发掘现场中,考古学家都是用手写记录,在辛辛那提大学的庞贝古城发掘项目中,研究人员尝试使用ipad进行电子信息记录,从而使考古发掘的信息能够立即进入数据库并对其进行编辑管理,同时在发掘过程中也能更好地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研究者指出电子记录将深刻改变考古学家的工作方式。

  我国的数字考古工作也取得了很多成果。敦煌研究院在国内运用数字技术方面起步较早,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尝试运用科技来辅助文物保护。目前“数字敦煌”项目正在稳步进行,建设洞窟壁画的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随着技术的发展,档案的精确度和清晰度已经越来越高了。

  由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龙门石窟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机构合作的“龙门石窟数字化”项目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据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査红彬介绍,从2005年至今,数字技术研究人员通过三维方法作线图。研究人员用Ji光扫描仪取得三维数据,建立三维模型,再投射到二维图像空间中,根据图像画出线图。画线图在考古报告中具有重要作用,要求几何尺寸完全正确。传统方法用照相机拍出的图片有变形,而用三维数据的方法画线图没有变形,既节省时间又使得图像精确。另外,研究人员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对缺损文物的修复。为了防止二次破坏,考古学家不能把破损的佛像进行实物拼接。数字技术研究人员把破损部分分别扫描,建立虚拟模型并进行虚拟修复和重建。

  CAA负责人胡斯·兰格(Guus Lange)告诉记者,他对中国学者作的学术报告印象深刻,认为中国学者在数字考古方面已经达到世界顶尖水平。

  学科壁垒阻碍数字考古发展

  对于数字考古未来在国内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周明全认为,突破技术和考古的专业壁垒限制是一个重要问题,国内的现状是考古学家不懂技术,技术人才不懂考古。周明全认为,国内目前的文物保护还缺乏高科技的概念,考古学家应具备更加开放的眼光,融入到信息化潮流中,不能固守现有的以发掘为主的考古学。在学科设置上,美国卡罗莱纳海岸大学等面向本科生开设考古和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专业。据周明全介绍,国内至今未设数字考古专业,学科壁垒给数字考古的发展带来很大阻碍。

  胡斯·兰格说,在未来数字考古的发展中,数字技术学者和考古学者建立起持久的联系是十分必要的。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物理学教授梁海达认为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技术学者和考古学者的相互交流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两方面的学者要建立充分的信任机制。査红彬教授也指出,考古学家和技术学者要充分理解双方的目标,有些情况下,考古学家的要求并不需要国际最先进的技术就能达到,如果技术学者能够用最适合的技术而达到效果,就能实现更高的效率。

  积极“拥抱”数字化浪潮

  在全球范围内,数字考古已经越来越被学者所重视,数字考古的意义不仅局限于学术体系内,也应用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化的普及中。

  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主任张颖岚认为,数字考古的首要意义在于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不管采取怎样的技术手段来延缓文化遗产本体的留存时间,文化遗产本体的消失是绝对的,其保存是相对的,一旦文化遗产本体因自然衰变等原因不复存在,那么通过各种技术留存下来的文化遗产信息就尤显弥足珍贵。周明全说,文物保护的观念在我国还不够深入。文化遗产保护不应该成为形象工程,仿古建筑热不是文物保护应走的方向,要重视已有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的建设。我国大量的实体文物已经流失在海外,而海外的学者已经开始对中国文物进行数字化,如果我们数字考古的工作停滞不前,今后我国的虚拟文物也有被其他国家占先的危险。

  胡斯·兰格说,数字考古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文化普及,通过建立本领域的数字博物馆和数字图书馆,文化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传播,每个人都有途径看到世界各地最珍贵的文化遗产。美国虚拟世界遗产实验室教授伯纳德·弗里希(Bernard Frischer)说,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很容易在网页上浏览3D形式的古希腊罗马雕塑,还可在邮件中传递,在手机上浏览。

  但是数字化的文物和艺术作品并不能替代真品,伯纳德·弗里希说,研究者若要进行严肃的研究,仍然需要对原作的观摩,数字博物馆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研究者可以更加有针对性地去观摩。

  将数字技术应用在考古和文物保护中,周明全提出,既继承了祖先的文化遗产,又为子孙后代造福,同时更是为世界人民保存了属于全人类的文明。张颖岚说:“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生存,不应当被仅仅视作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界面临的重要挑战,同时更是发展的难得机遇。因此,我们更应该抱着乐观的态度积极主动地‘拥抱’数字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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