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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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劝告人们,到了一个阶段就该停下来喘口气“没什么别没钱,有什么别有病”。这是俗语。“现在大家都有钱,大家却也都有病。”这是朱德庸的话。继4年前的《绝对小孩》后,朱德庸的新作《大家都有病》,又一次深受两岸读者追捧。看着书上的“焦虑二人组”、



新作劝告人们,到了一个阶段就该停下来喘口气 

  “没什么别没钱,有什么别有病”。这是俗语。“现在大家都有钱,大家却也都有病。”这是朱德庸的话。继4年前的《绝对小孩》后,朱德庸的新作《大家都有病》,又一次深受两岸读者追捧。看着书上的“焦虑二人组”、“自杀三兄弟”,看着那些功名病、花钱病、没钱病、喜欢跳楼病,你会拍案叫绝直至笑出眼泪,而心,却犹如被刺中般生疼——为他们,为这个时代,更为自己。

  6月底,笔者在北京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见到朱德庸,讲台上的他从容又略带羞涩,与嘉宾、读者轻声细谈。面孔还是有如那张经典的漫画肖像:浓眉小眼大鼻头,头发蓬勃浓密,像叛逆的野草,只是比起4年前,中间夹杂了更多的银丝。

  11年前,自己“生病了”

  早在2000年,朱德庸就在构思《大家都有病》这本书,他说最初的原因是自己“生病了”。“那时我非常忙,早上八九点到工作室,电话就没停过,所有人都在找我要东西。我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家,在床上却怎么也没法睡觉。一个人躺在那儿,很多事情就会不由自主跑到你脑袋里,你会想这个怎么没做,那个怎么没弄好。一定要躺到沙发上,把电视打开,放一个烂到不能再烂,不能引发思考的片子催眠,才能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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