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无极自述|我一生致力于绘画，我心中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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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一个适合写生的季节，带上小画箱来进行秋日的第一场旅行写生。

“我热爱传统，中国当代艺术就应该从传统找文脉，我的理想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理解之后，融入当代文化语境并生长成一个具有中国气派的新的视觉呈现方式。”

1935年赵无极在杭州国立艺专

我一生致力于绘画，我心中的绘画。 我每日黎明即起，进入画室。面对前一日开始的画幅，在不肯乖乖顺从我意志的色彩和空间里挥笔。 在与绘画日复一日的“争斗”中，我得到了莫大的快乐，尽管也曾气馁和疲倦。我的绘画以表现我的内心感受为宗旨。我的创作须在许多年之后依然经得起我自己的检验，合乎我作为艺术家的责任和意识。

1948年2月26日赵无极登船赴法。与家人摄于黄浦江码头

我从不过问政治，但依然每每受到历史的左右。在冥冥之中，它指引我为理想作出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1948年4月1日，我离别上海，奔赴法国。起初只拟如我老师所说，在那里“镀金”两年，学习西方绘画技巧，钻研西方画史。

初到巴黎的赵无极

当时我的法国签证等了两年。我有时自问，如果需要再多等一年，我的命运又将会如何? 1949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历史转折。我没有如期回国。直到1972年末期才回家看望了一次母亲。父亲已于1968年故去。 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我们全家都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在我收到的每封家信中，母亲总阻止我回去。1972年回国时，签证办得很顺利，但我行动不十分自由。到了1980至1983年间情况就变了，我应文化部邀请回国，中国美术家协会为我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个人展览。展览持续了一个星期，可惜观众寥寥。

1985年与妻子在浙江美院

1985年，浙江美术学院邀我为来自各大美术院校的学生和教师讲课，为期一个月。我个人觉得这次讲课效果相当令人失望，尽管事实也许比我想象的要好些。我感到自己撞上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庞然大物，它已将一切创造力碾平。中国有灿烂的文化和历史，有精妙绝伦的绘画，根本无须向那些灰褐色基调的死板愚蠢的画面求教。 我的学生们或许忘记了，或许根本就不知道宋代绘画的空间感和构图的高妙。他们不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去细细观察。 我试图教他们如何去观察，可这实在太累人了，最后我不得不放弃。我开始怀疑，中国，我的祖国，它有朝一日能理解我的绘画吗?那简直是不可能的，要走的路太长了。 今天，在千年交替之际，我承认我当时的想法错了。 可以说我是在1997年5月随希拉克总统访华时开始与中国真正和解的。当时参观上海博物馆，受到了馆长马承源先生的热情接待。马先生提议为我在上海举办大型画展。接下去的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北京、广州相继承展；策展人达尼埃尔·马歇索积极筹展：法国外交部艺术行动委员会和法国驻华大使毛磊先生大力支持；欧莱雅公司慷慨赞助。 上海画展开幕式让我感到画展是成功的。既有官方的礼遇，又有新闻媒体的大力宣传，更重要的是观众如潮。 我于是深深地感到，我终于被接受了。接着，在北京和广州，反应也是同样强烈。青年艺术家和各界知识分子蜂拥而至，从他们提出的问题和他们强烈的好奇心中，我感到了他们的信任。中国已进入一个真正开放的时期，创造之门已经打开。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为人们提供了宽广的道路以及各种创造的契机。如今把握这些契机的时候到了，巨变已不可逆转。凭什么这么说?这很难说清楚原因，很复杂。但重要的是思想不再封闭，道路已经拓开。 于是我觉得终于走出了孤独，成为大家的一员。我不再有作为外乡人的拘束感，就象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在法国，艺术家跟国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历来就有悠久而复杂多样的历史：从弗朗索瓦一世和列奥纳多·达·芬奇，到戴高乐和安德烈·马尔罗，政治家与艺术家之间关系错综复杂；而在中国就不同了，因为中国的统治者、士大夫往往同时也是艺术家，更多的还是诗人，宋朝的皇帝本人竟还是个大艺术家! 希拉克总统通晓中国历史，他能随口吟诵中国诗人的名句，又时刻关注中国考古的最新发现。他向我说起中国时的兴奋和仰慕之情，每每让我感动。江泽民主席更是为我在北京的展览图册亲笔题词，容我转录于此： “氤氲化醇，融合创新。” 历史就是这样把我推向了遥远的法国，让我在那里生根安居，然后又让我重返中国，使我内心最深处的追求终有归宿。

2000年1月1日（法）赵无极 （法）马尔凯著 刑晓舟译

赵无极（左）与杭州艺专老师吴大羽，约1940年前后

赵无极与第一任妻子谢景蓝，1947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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