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2021年第5期丨刘祯：从“遗形物”到“优美之艺术”——胡适与梅兰芳的三国出访演出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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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电子版

从“遗形物”到“优美之艺术”

——胡适与梅兰芳的三国出访演出考论

刘祯

梅兰芳纪念馆研究员

内容提要丨Abstract

笔者新近在梅兰芳纪念馆发现胡适与梅兰芳互致对方的两封书信手稿原件，其内容涉及梅、胡二人商询访苏之筹备事宜。两封书信尚属首次发现，史料文献价值很高，可视为胡适与梅兰芳交往的一手材料，足证梅兰芳与胡适交往关系的递进及胡适在梅兰芳访苏的整个筹备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亦可看出新旧文化人、戏剧人思想观念在时代和历史变局中的冲突与互融。以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在新旧戏剧论争中对旧剧施以“谩骂”，在梅兰芳访日过程中，引起日本学者的关注。随着梅兰芳访日的成功，访美筹备亦提上议程，胡适与梅兰芳建立起友谊，推助中国戏曲在美进行跨文化传播。1935年梅兰芳访苏，作为梅兰芳信任的友人，胡适参与到行程的筹备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The author recently discovered two original manuscripts of letters between Hu Shi and Mei Lanfang in the Mei Lanfang Memorial Hall, in which Mei Lanfang discussed his preparation of the visit to the Soviet Union with Hu. 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two letters, regarded as first-hand materials f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 Shi and Mei Lanfang and of high value, have been found. It proves how the friendship is established and how Hu, as a trusted friend, has contributed to Mei’s successful visit to the Soviet Union. It also shows how new and old ideas conflicts and merges in cultural and theatrical studies. The “New Youth”, including Hu Shi, engaged in heated discussion on the deficien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s compared with the new Chinese operas, which attracted attention from the Japanese scholars during Mei ’s visit to Japan. After the Japanese visit, Mei started to prepare another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friendship between Hu and Mei and their frequent communication, not on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organizing a tour to the Soviet Union in 1935, but also promotes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opera in the United States.

关键词丨Keywords

梅兰芳 胡适 信函 出访 演出

Mei Lanfang, Hu Shi, two letters between Hu Shi and Mei Lanfang, the tours, performance

1935年2月21日下午两点，梅兰芳携剧团从上海登上苏联特派海轮“北方号”，启程前往苏联，经过20多天的旅途，由海参崴转陆路于3月12日抵达莫斯科，正式开启在莫斯科和列林格勒两地的访问演出。对于这次梅兰芳的到访，苏方尤为重视，就在梅兰芳启程之前，苏联文艺界的名家已在各大重要报刊频频撰文，专门介绍中国旧戏特征与梅兰芳的表演风格，为演出宣传造势，称梅兰芳是中国的“戏剧天才”[1]，当入“世界第一流大艺术家之林”[2]。世界著名戏剧与电影家爱森斯坦在《青年团真理报》发表文章，详述“中国旧剧的演法与梅博士旧戏新演法的作用”，视梅兰芳为“伟大的中国艺术底伟大的代表，我们的朋友”；瓦西列夫（Васильев）撰写《梅兰芳与中国戏院》，发表在《新闻报》；特列加科夫（С.М.Третьяков）在《真理报》发表《怒吼吧，中国！》，称梅兰芳为“我们的客人”。莫斯科的大街上到处贴着梅兰芳的广告与演出的戏单，甚至大商店的玻璃橱窗也贴上了梅兰芳的戏装照。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际环境迅速恶化，世界格局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苏联意识到日本这位潜在的敌人意图以侵略中国为跳板借以挺进远东地区，遂加强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而中国也寄希望于借苏联的帮助解决中日的冲突。“远东战争危机的日益加深，将中国和苏联唇齿相依的利害关系更向前推进了一步，也使作为抗衡日本侵略重要砝码的两国关系改善的意义大为增强。”[3](P52)为了密切两国之间的关系，中苏之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梅兰芳的访苏，作为加深中苏关系的重要交流活动，不仅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任务，更暗含着复杂的政治意义，受到苏方的高度重视。诚如随梅兰芳剧团同赴苏联访问的新闻记者戈公振所言：“中庶（苏）两国自复交以来，除了使节往还以外，并无什么事可供记载，而况近因中东路的出卖，更显得利害各不相谋。庶（苏）联为联好于中国人民起见，不使双方感情过于冷淡，所以对于这次梅剧团的招待，特别热烈。”[4](P212)1934年3月31日，中国驻俄使馆向南京外交部发出电报：“苏俄对外文艺协会，闻梅兰芳赴欧表演消息，迭向本馆表示欢迎，极盼顺道过俄，一现色相。并称前年日本艺术家来俄登台，颇受欢迎，此次梅君若来，定更多成功等语。查文化提携于增进邦交原有关系，俄方对于梅君在俄境内一切食宿招待，均可担任，惟若欲外币报酬较为困难。除电北平档案保管处就近以私人资格向梅君接洽外，谨闻。驻俄使馆。”[5](P95)

梅兰芳在收到吴震修转来的驻俄大使馆电报后，同时又收到戈公振自莫斯科的来电，皆转达了“苏俄热烈欢迎梅兰芳”的热切期盼。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此次向中国发出邀请意义甚大，梅兰芳却显得自信满满却又忧心忡忡，他慎之又慎：“苏联欢迎前往，是不是仅为好奇的心理所驱使呢？中国戏是否可供人家研究呢？总得先认清了苏联邀约的目的和中国戏的价值，然后才能决定答应与否。”[5](P95)

接函不久，梅兰芳特地前往青岛，求教驻苏联大使颜惠庆，又征询了熟悉国际形势的陈任先、顾少川等人，并写信给胡适求其帮助，在多人的鼓励与帮助下，最终接受苏联的邀请。

关于梅兰芳与胡适的两封书信来往，新近被笔者发现藏于梅兰芳纪念馆，涉及访苏之事宜。两封信函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见证了梅兰芳与胡适之间的关系，而且涉及重要的第三次出访苏联。两份信函手稿尚属首次发现，史料文献价值很高，为胡适与梅兰芳交往的一手材料，足证梅兰芳与胡适交往关系的递进及胡适在梅兰芳访苏的整个筹备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亦可看出新旧文化人、戏剧人思想观念在时代和历史变幻中的冲突与互融。我们不妨先将梅兰芳与胡适的交往过程，作一梳理。

一、新旧戏剧论争的时代喧嚣：梅兰芳的访日演出

1935年梅兰芳访苏演出，并非第一次出访。1919年、1924年他曾两次访日演出，获得巨大成功；1930年出访美国，又把中国戏曲推向了世界舞台。三次出访演出，作为纯粹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不是政府行为，但梅兰芳所到之处，无不将中国戏曲展现给世界，获得他者的价值认同，重新激活国人对本国艺术的文化自信。梅兰芳出访的成功，离不开梅兰芳个人的艺术成就和远见卓识，离不开梅党全力的扶持与支持，也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熟悉西方文化者—胡适的鼎力相助。

如果时间回溯到1917年3月，文化月刊《新青年》正式吹响新文化运动的号角，以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傅斯年等人为代表的“新青年派”，对中国传统文化施以长达两年“棍棒式”的痛击，他们将中西戏剧二元对立，认为西方戏剧是“先进”的，中国旧戏是野蛮而落后的，毫无任何艺术价值，中国的戏剧若要有光明的前途，必须彻底废除旧戏，让西洋戏剧取而代之。胡适以“文学进化论”为理论支点，把唱、念、做、打等艺术手法斥为一种旧式艺术的“遗形物”，主张将其废弃并以西方话剧的说白取而代之，借以表现复杂的社会矛盾与现代性精神，“中国今后的戏剧将废唱而归于说白亦未可知”。他赞赏古希腊戏剧，崇仰莎士比亚与莫里哀，鼓吹欧洲19世纪中叶兴起的批判社会现实问题的“问题剧”：

更以戏剧而论，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腊戏曲，一切结构的工夫，描写的工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近代的Shakespear和Molière更不用说了。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戏本，千变万化，远胜古代，体裁也更发达了。最重要的，如“问题戏”，专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寄托戏”（Symbolic Drama），专以美术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戏本；“心理戏”，专描写种种复杂的心境，作极精密的解剖：“讽刺戏”，用嬉笑怒骂的文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我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今天梅兰芳正在唱新编的《天女散花》，上海的人还正在等着看新排的《多尔衮》呢！[6]

在中国文化思想转型的时代，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胡适以欧美为理想，倡导引进西方学术，为中国创造理想的新学术、新思想、新文化[7](P690），以此改造旧文化，迎头赶上西方。以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们“模糊地憧憬着光明，向往着民主”[8](P230)，认为欲救一国，必先治其人心，政治的问题，应靠思想文化来解决，他们怀着理想主义对西方学理“全盘肯定”，寄希望引入各种新思想来改变旧传统，进而让中国走出人生、社会、政治的困境。他们不顾不同类型的文化及其相应语境中生成的艺术表达方式，不加区分地引进各种西方理论，或者直接将西方的各种主义“拿来”，“认为每一种新的声音都有被试试的价值”[9]，在戏剧方面则高举“易卜生主义”的旗帜，试图用批判现实主义改造中国戏曲的“旧思想”，去掉“脸谱”“对唱”“乱打”[10]等以歌舞为载体的艺术语言，按照“说白”的表演展现社会生活，反映社会矛盾，批判社会问题。

身处激变时代的梅兰芳，也曾受到 “新文化”的影响，主动摘下行头，穿上时装，编演过《孽海波澜》《宦海潮》《邓霞姑》《一缕麻》等在内容上表现现实问题、在思想上具有进步意义的时装新戏，以适应新的时代思潮与社会环境。但自1918年2月2日在北京吉祥戏院演完《童女斩蛇》后，梅兰芳决定放弃排演时装新戏。一方面梅兰芳在东西戏剧碰撞的实践中，清晰地认识到，东方戏曲以“写意性”创造舞台，如果照搬西方戏剧的写实手法会束缚艺术表现，“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由于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在艺术处理上受到局限”[11]（P568）；另一方面，梅兰芳即将在来年春天率团出访日本，企图打响“传播中国古典艺术的第一炮”[12](P120)，他必须选择能代表传统古雅诗性的剧目，才能向日本观众展现中国艺术特有的表演形式与审美特质。在李释戡、齐如山、吴震修等梅党的建议下，梅兰芳力图回到中国戏曲的古典传统，从昆曲、文学、宗教壁画中汲取养分，提高唱念与身段的艺术水准，以细腻传神的表演打磨《玉簪记》《琴挑》《御碑亭》等传统老戏；又在质感与美感上灌注表演的韵味，塑造人物的性格与思想，注入布景、服装、舞台的“现代性”元素，开拓出“古装新戏”的舞台新境界，创造性地坚守着戏曲应有的审美价值，以此来回应时代的喧嚣。

1919年与1924年两次访日，梅兰芳精湛的技艺受到日本观众的称赞，即便是首次观看中国剧的日本人，也能感受到一种“纯粹的优雅”，体会和理解到“女性美与艺术美的关联”[13]（P24）。日本重新将中国戏剧纳入本国文化的参照系，以纠正盲目崇拜西洋的风气，“东洋艺术拥有一种具有宝贵价值的特性，而这种特性是西洋艺术所没有的，而且这种特性用不着等待西洋人的教诲或评论。”[14]（P185）日本著名汉学家、中国戏剧学家青木正儿，在观看梅兰芳的演出后，曾于1920年专门给胡适寄去《品梅记》，并致函介绍：“《品梅记》是昨春梅兰芳来航鄙国，第一次排演于东京，后转来大阪的时候，京都的有支那趣味的一辈先生，做‘总见’（做一团观戏）他艺术的纪念的述作。” 青木正儿在信中表达了对新文化运动的赞同，同时也提出中国戏曲与西方话剧分属不同“属别”，实与西方歌剧、舞剧更为接近，均以“歌”“舞”的创造为其舞台表达，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不能被西洋话剧所取代，“可是那些数百年间进化发达来的旧戏，也不是没有价值，我不忍诛灭这个老东西”[15](P305)，并建议兼采东西戏剧艺术之所长，提高其音乐的艺术性，以使中国戏曲达到“泰西Opera若Music Drama的地位”：

我很爱中国旧世纪的艺术。而且遗憾的事情不鲜少。我很希望先生们鼓吹建设新文艺的人，把中国的长所越越发达，短的地方把西洋文艺的优所拿来，渐渐翼补，可以做一大新新的真文艺。很很热望，很很嘱望。[15](P306)

中国戏剧在不断跨文化的交流中，被纳入进世界戏剧的视野，获得日本学者的认同，也让国人重估戏曲艺术的价值。胡适在随后的回信中，称赞青木正儿的观点“认识准确，见解平允”，并承认自己对于音乐完全是“外行”，在戏剧论争中对于旧剧的言论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是有欠公允的：“我们的能力太薄弱了，恐怕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16](P13）在他者的肯定声中，曾经以启蒙为理想的旧剧批评者逐渐从极端回归理性，转向民族化的立场思考中国艺术的价值。当梅兰芳第二次东渡日本，大获成功之后，具有留日经历的新青年派主将周作人发表《中国戏剧的三条路》，逐渐改变对旧剧的态度：“四五年前我很反对旧剧，以为应该禁止，近来仔细想过，知道这种理想永不能与事实一致，才想到改良旧剧的办法。”[17]曾反对旧戏的胡适等新青年文人，通过与梅兰芳建立起友谊，参与到推动中国戏曲走向世界的进程，其所发挥的桥梁沟通作用，亦不可轻易忽视。

二、完美的“遗形物”：胡适推动梅兰芳访美

实际上在众语喧哗的1920年代，作为东方戏剧标志性人物，梅兰芳的舞台形象已大放光彩，成为中国传统艺术的符号，不断向来自异文化圈的西方人士展示着戏曲的独特美感。世界各国名流来到中国，“把逛长城，游颐和园，访梅兰芳列入日程”，“外国人未必都知道中国总统的名字，但却知道演员里有个梅兰芳。”[18](P21)。梅兰芳所居住的北京无量大人胡同，成为接待外宾的重要场所，接待过欧美各界人士，诸如奥地利小提琴家费里茨·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英国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瑞典王储夫妇、美国威尔逊总统夫人、约翰·杜威（John Dewey）、伯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等[19](P185)。这是美国人欧奈斯特·K.莫(Ernest K．Moy)在1930年编印的《纽约如何看待梅兰芳》中记录的一份名单，其中就包括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时的导师—杜威先生。1919年，杜威应胡适邀请来华讲学，本打算短期停留，因其讲座大受北大学生欢迎，便在中国停留三年。杜威东游期间，“他的学生胡适先生陪同他观看梅剧、拜访梅寓。”[19](P185）越来越多的外国名流通过观看梅兰芳的戏剧表演去了解东方文化，在东西交流与对话的情景中，处于“弱势”的旧戏因不断获得西方人的肯定而得到自我证明，胡适对梅兰芳“也有相当的赞成”，结下深厚情谊，“无量大人胡同之梅邸，亦时见胡之踪迹，而胡对国剧之批评亦翻然改观矣，此诚梅之魔力也耶？”[20]尤其在1925年，胡适在北京“常在开明戏院看梅兰芳的戏，很加许多的好评。”[21]甚至鲁迅也无奈感叹：“先前欣赏那汲Ibsen之流的剧本《终身大事》的英年，也多拜倒于《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台下了。”[22](P164）胡适因提倡新文化主张废弃旧戏，又因与梅兰芳的友谊对旧戏颇有“好评”，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亦遭来不少批评：

胡适之近来做了一篇什么“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隐然以最初提倡新文化自居，……我们渴望知道的是梅兰芳所代表的到底是哪一种艺术，胡适之所提倡的到底是什么新文化，……原来梅兰芳所代表的艺术就是胡适之所提倡的新文化之一种，换言之，胡适之所提倡的新文化，里面就有梅兰芳所代表的艺术。[23]

1925年，胡适之所以常去看梅兰芳演戏，则是因为梅兰芳自日本东归之后，“访美”事宜已提上日程：

克几梅郎东归后，驻京一班欧美文学家、戏剧家即有聘之西行献技之意。但酝酿多时，直至上星期二日、始发起茶会，向梅作一度讨论，谁意适中梅意，即刻表决。闻梅现已选出生平最精彩之杰作数十出，如《葬花》《打渔杀家》《醉酒》《木兰从军》《一缕麻》《霸王别姬》《洛神》及新排之“花蕊夫人”等等。自上星期六起，先在北京开明试演，并决定每夕准演两出，以便早日预备停妥，定期登程。夫梅此举，殊属国际的献技问题，以我国艺术，公之欧美诸邦，亦我国国家之光荣也。[24]

上文中提到的茶会，即是李宣倜（释戡）、吴震修、齐如山等“梅党”专门为班托克(Raymond Bantock)与梅兰芳的晤面组织的。班托克是研究欧美戏剧的美籍教授，受聘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科，此次受北京大学之邀约，来华做“欧美近代剧场问题”的讲学。梅党趁机组织茶会，就赴美筹备的“选举戏曲”“审查脚本”“改良服装”“斟酌音乐”“挑选配角”“编脚本提要” [25]等六大问题进行讨论。中西学者还就欧美戏剧之经验，中国旧戏艺术上应作的改革提出合理的建议，双方达成共识：“中国撮曲，依科学的改编，实非易事。音乐中胡琴锣鼓，势须撤除，此种应如何斟酌损益，大费研究。”[26]茶会结束之后，梅兰芳专门选出代表剧目，上演于开明戏院，特邀班托克观看，以求以西方学者之眼光挑出中国戏曲之不足，进而改进旧戏中落后的表演，以多元化的再创造使其能融入世界戏剧发展的进程。“梅党”等人与胡适、张欣海、丁西林、陈通伯发起成立专门之研讨会，商讨“研究梅兰芳国际的献技问题”以及“研究中国剧之艺术化问题”[25]。实际上，早在梅兰芳1919年访日成功之时，就不断传出访美的动意。例如，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在1919年9月离任时，向民国总统徐世昌发出过邀请：“若欲中、美国民感情益加亲善，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并且表演他的艺术，让美国人看看，必得良好的结果。”[27](P2)1921年《时报》刊登新闻，传出梅兰芳“近将有美国之行，刻正预备一切，惟行期未定云”[28]的消息。梅兰芳数年来为访美，“无日不在筹备之中”[29]，这次以戏剧家班托克来华为契机，“新”“旧”戏剧人因梅兰芳西行献技之动意，从非理性的论争回归理性探讨，从谩骂旧戏转变为探讨改良的方法，共同思考民族艺术的价值。胡适等新文人抛开此前斥戏曲为未进化的“遗形物”等极端看法，立足于中国的艺术语言，从西方戏剧中寻找可供借鉴之长处，“科学”地改进旧剧之不足，最大化地发挥旧剧的表演传统，以“显扬吾国戏剧艺术之长，而又惬合外人之心理”[30]，努力将中国戏剧推向世界，以文化对等的交流展开与西方戏剧的对话。

1930年梅兰芳访美，前后筹备约有七八年的时间，费了多少学人的心血[27](P1)，绝非一件易事，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作为非官方的民间出访，摆在筹备会面前的两大困难，一是剧目选择、改编等问题；二是经费问题。为了促成梅兰芳访美，胡适借助自己在美国的影响力，专门“替梅大王写上许多介绍信、给美国著名人物”[31]，向西方宣扬梅兰芳。又在梅兰芳的恳请下，将《太真外传》的剧情“用英、日文字分别译出，俾外人易于了解”[32](PP491-499)。在梅兰芳出访前夕，胡适每晚在梅宅听戏，帮助梅兰芳改戏选戏：“当年梅兰芳要到美国表演之前，他每晚很卖气力的唱两出戏，招待我们几个人去听，给他选戏。那时一连看了好多夜。梅兰芳却装之后，很谦虚，也很可爱。”[33]（P185）胡适主动撰写英文文章《梅兰芳和中国戏剧》，发表在旧金山编印的《梅兰芳太平洋沿岸演出》英文专集中，向美国观众推介梅兰芳。文中称赞梅兰芳，“是一位受过中国旧剧最彻底训练的艺术家”，擅长表演以昆曲为代表的旧剧和用胡琴伴奏的皮黄新剧，他的表演将历史上的“遗形物”以艺术的形式完美地保留下来，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不曾看到的：

当今世界上哪里也看不到今日中国舞台上那样生动地展现戏剧艺术缓慢进化过程中所留存下来的那些废除不了的遗迹。你会在那里看到种种历史上的遗形物都以完美的艺术形式给保存并贯彻了下来。你会发现华丽的净角脸谱犹如面具，舞蹈具有传统的常规惯例的节奏，战斗场面出现杂技，几乎每出戏都有独白，伊丽莎白时代和前伊丽莎白时代舞台上那类象征性布景也由道具管理员安排得十分得当。[34](P183)

尽管胡适仍以“遗形物”形容旧剧，但经过重新诠释，此时“遗形物”的意涵已发生了变化：脸谱、歌舞、打功等程式化东方表演技巧、象征性的中国式布景不再一无是处，恰恰是从历史文化中保存下来的“完美的艺术形式”。最为原始纯粹的古老戏剧，以写意表演留给观众想象的空间，具有审美的独特性，“正是这种戏剧发展和戏剧特征的原始状态更经常地促使观众运用想象力并迫使这种艺术臻于完美”[34](P183)，大可以推荐给美国的学者研究，让美国的观众欣赏。此外，在胡适的帮助下，梅兰芳巡美演出，得到美国学界的支持，“美方赞助人名单上，杜威博士的大名霍然在目。”[19](P185）由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著名教育家郭秉文、世界著名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约翰·杜威、国际教育领袖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比较教育学教授保罗·孟禄（Paul Monroe)[35]等中美学者发起成立的“华美协进社”，在梅兰芳访美的筹备以及赴美演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第二任社长孟治上任后，第一项活动就是与杜威门下的张彭春博士，邀请梅兰芳访美，“整个巡回演出是在华美协进社主办下进行的。”[19](P181)以胡适为首的“新青年派”为推动梅兰芳访美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他们参与编写《梅兰芳歌曲谱》，发表关于推介旧剧的文章，“认识到旧剧所代表的民族精神与艺术品性，并站在中国艺术的审美立场为旧戏的合理改良寻找西方的戏剧经验，拓展了中国戏曲的世界性文化空间。”[36]梅兰芳访美代表了一个时代艺术精神的跃动，预示着历史将要转入一个以中西文化对等交流为标志的新阶段。

1930年1月18日，梅兰芳一行22人带着古老的中国艺术出帆起航，搭乘邮轮从上海经日本赴美，开中国戏曲界未有之创举，在西方文明中发扬中国之文化。启程之前，送行者名流云集，胡适也专程赶到码头，与梅党“恭送梅大王”[31]。梅兰芳在美期间，备受欢迎，大获美国观众之赞誉，“足以代表东洋文化，诚世界任何剧艺所不克企及者”[37]，成功将中国艺术推向世界，使其迅速融入世界戏剧的潮流，获得文化价值上的认同。7月18日梅兰芳载誉归国，次日各界人士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中外来宾200余人到场，胡适亲自主持欢迎会，并在会上致辞：

梅氏游美之成功，固不必言，其尤为重要者，则梅氏介绍中国戏剧于外人之前，使知中国京剧之真相而免模糊之揣想。梅氏启行之前，同人等预料其成功可待今则果然耳，亦足见梅氏之艺术造就，自有过人之处。[38]

胡适在发言中对于中国旧剧仍持保留态度，但对梅兰芳个人的艺术成就大加肯定，赞赏他自谦而又笃实的人品，精深而又过人的技艺，称誉他在沟通中西文化过程中坚定而又有力量的坚韧，其表演满足了西方人对东方戏剧的想象，展现了中国戏剧最为丰富的艺术景观。7月25日，梅兰芳为感谢胡适的一贯帮助，专程登门拜访。胡适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梅兰芳先生来谈在美洲的情形，并谈到欧洲去的计划。我劝他请张彭春先生顺路往欧洲走一趟，作一个通盘计划，然后决定。”[39](P738）胡适关于访欧的建议，仿佛在梅兰芳心里埋下一颗种子，他怀着将中国戏曲推向欧洲的愿景，冀图让有着深厚戏剧传统的欧洲戏剧家指出旧剧的病症，继续寻求改良的药方，让古老传统与现代性展开沟通对话，推动其与时代的巨轮共同前进，诚如梅兰芳所言：“把中国戏剧再介绍到欧洲去，用以征集全世界对中国戏剧的评论，作为将来改进戏剧的方针的这一设想，从美国回来之后，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时时刻刻想把这一理想，变成真切而坚固的事实。”[5](PP97-99)尽管这一计划被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而被迫搁浅，但1934年3月31日，当中国驻俄使馆向南京外交部发出电报，邀请梅兰芳访苏，又燃起了梅兰芳介绍中国戏曲到欧洲去的希望。

三、发扬国光，争胜国际：胡适与梅兰芳访苏

诚如前文所言，这次访苏与前三次出访不同，带有强烈的官方与政治色彩，梅兰芳与梅党在筹备过程中显得更为谨慎。

1934年3月，梅兰芳在收到苏方的邀请之后，便着手筹备出访。由熟悉苏联社会情况、从事中苏文化交流活动的新闻记者戈公振具体与苏方接洽，负责与苏联国家乐剧协会、对外文化协会等相关部门商询。经过戈公振的大力斡旋，终于是年6月商定了梅兰芳抵苏时间、具体行程、表演时间、相关待遇等事宜。当时，黄河洪水成灾，梅兰芳正赴河南开封献艺赈灾，即将登车离开时，收到了戈公振的电函。函中除详述苏方提供的条件“（一）愿担任自海参崴至柏林车票及行李运输；（二）食宿：先生住上等旅馆，余住伶界公寓，另给团员膳费及零用二万二千卢布，并得享外国工程师及苏联伶人两种权利；（三）自入境至出境共四十五日，出演二十次；（四）最好九月初抵莫斯科，五日起出演。”此外，函中还恳请梅兰芳速电复，“并寄英文戏剧说明照相等宣传资料，以备转交并订立合同。”[5](P100）梅兰芳收到该电函后，旋即给胡适去信寻求帮助：

适之先生：

好久不见了，这大热的天，想您的文章一定少做几篇。听说北平今年多雨，您院里的松树一定长成可喜了。前一个多月，我在开封唱义务戏赈灾，很想绕回北平见见您。没想到苏俄又来电报使我不能不回上海筹备出国的一切。我这次出国是先到苏俄后到欧洲各国。苏俄这次是先来好些电报，由国家戏剧协会接洽一切，依照工程师待遇，我已经答应他们了。现在大概十月必须到莫斯科。于欧洲除法国已有国家大戏院略有接洽以外，其余还未接洽我。这次出国当然是极谨慎的准备。希望能比上次赴美更有相当的结果。但是我希望前往的第一希望是想得到您一篇对我此次出国的见解。我终以为，上次美国有若干成功实是由于您的一篇文章的指导和引起美人的兴趣。所以我这次又想於这大热天，来求您费半晌钟的功夫，给我们一个启示。想您一定能允许我的请求，因为这事的筹备很繁杂，所以齐如山先生特地由北平赶到上海来，他这几天要回平了，还想到府上奉看先生。

梅兰芳致胡适信函书影

这封信函非常重要，其手稿原件现藏梅兰芳纪念馆，编号“甲10032-2”文件里之一份，红框竖行，中缝印有“荣宝斋”三字，毛笔书写，三页，没有梅兰芳落款，不知何故。信中多有涂改，疑为信件所拟底稿，信中语气与内容为梅兰芳所书毋庸置疑。信函言及访苏、访欧之计划，回顾访美之事，充分展现两人的交往过程。梅兰芳在信中表达，访美之所以成功，胡适的推荐实为一大关键，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梅兰芳与中国戏剧》一文，是对旧剧的真知正见，在美国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建立起了与西方观众的联系，起到了极广的推介效应。梅兰芳希望胡适在这次访苏过程中，也能为其撰写一份“启示”，以便推广宣传。因访苏兹事体大，梅党重要成员齐如山专程从北平赶往上海与梅兰芳见面，从上海返回北京后，即赴胡适府上征询意见，共同为苏联之行出谋划策。

此后，通过戈公振与苏联的不断斡旋接洽，中俄双方终于商定了最后的条件：确定访苏时间为1935年3月15日，在莫斯科表演五日，在列宁格勒表演三日，演出结束之后梅兰芳即可赴欧陆之游。苏方为慎重起见，专门成立了“招待梅兰芳委员会”，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会长А.Я.阿罗谢夫(А.Я. Аросев)任主席、第一艺术剧院院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剧院院长丹钦科、梅耶荷德剧院院长梅耶荷德、卡美尔剧院院长А.Я.塔伊罗夫（А.Я.Таиров）、电影导演家爱森斯坦、国家乐剧协会会长Я.С. 哈涅茨基（Я.С.Ханецкий）、剧作家С.М.特列季亚科夫（С.М.Третьяков）、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帮办包乐卫担任委员。中方则由吴南如、戈公振参与，由颜惠庆担任主席[4](P216)。

鉴于1930年访美的成功经验，梅兰芳认为出访的关键在于筹备工作是否“周密与充分”[5](P106)。借助国内的名流学者如胡适之、张伯苓、颜骏人等人的力量，梅党具体从筹集经费、人事组织、剧目选择，服装道具，宣传工作等方面积极准备。经费方面，除政府拨发的五万元外，又得到史量才、杜月笙、冯幼伟等人的倾囊相助，基本解决了出访的费用问题。在人事方面，考虑到苏方的接待规格之高，梅兰芳与冯幼伟、吴震修等商议，中方也须有高层次的文化人同行，因张彭春在访美过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以及对中国戏曲独到的见解，梅兰芳此次依然邀请他担任总指导。但由于张彭春时任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教授，事务羁身，只有两个月假期，“苏联事毕之后往游欧洲，还得请一人结伴同行”，梅兰芳便专门托请胡适帮忙推荐。梅兰芳遗稿《梅兰芳游俄记》对此事稍有记录：“于是我便转托胡适之先生代为征求余上沅先生的意见。余先生是国内有名的戏剧专家，对于话剧尤多研究，请他同行，是再妥善也没有了，经胡先生商促，余先生答应下来；同时教育部又派他考察欧洲的戏剧事业，于是他决定和我同行出国。”由于史料缺乏，关于胡适如何向梅兰芳引荐余上沅，胡适在梅兰芳访苏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历来被研究者所忽略，甚至有学者揣测，余上沅之所以出现在访苏的名单里，是因为其所倡导的“国剧运动”比《新青年》多一份对旧剧的悲悯与虔诚[40]；还有学者对历史充满想象，认为“最后舍弃齐如山而让两位研究话剧的学者张彭春、余上沅陪同访苏，透露出梅兰芳对国剧及其研究者的一丝不自信心理”。[41]

但笔者新近在梅兰芳纪念馆发现一封胡适致梅兰芳、冯幼伟信函,编号：[甲10032-2-（13-17）]，信中涉及胡适促成余上沅的具体信息以及完整记录，兹具录如下：

幼伟、畹华两兄：

此次因十四日有一个会，所以赶回来，在天津没有搭搁（耽搁），所以没能够和仲述谈话。上沅兄是常见的，昨天他收到了，幼伟兄的信，他带来和我商量，他在基金会方面从今年十月起就可以有休假半年至一年的权利，只因会中经费不充裕，所以未曾有所决定。

依此间休假办法，他可以得全薪，但问题在于旅费。他和畹华兄出去，旅费当然不成问题，我已把你们的意思略告他了，但他亦愿意知道详情的，有下面的几点：

1.畹华赴俄，何时出发？在俄住几时？

2.在欧洲各国游历去考查（察）共计若干时？拟游若干国？

这几点确定了，他才可以计画（划）他的旅程。大概他的意思还注重和畹华同游后，他自己还能有一点时间在英国作半年上下的研究，所以他要先知道畹华在苏俄及欧洲的时限。

关于同游的事，我们谈话的大概是（1）他可以同往苏俄。（2）他可以同畹华在欧洲各中心游历考察戏剧艺术情形。（3）在上述两项同等时期，旅费及生活费由畹华方面担负（个人零用当然由他自己担负）。（4）畹华回国后，上沅自己留在英国，他计画（划）至少留学半年，现方筹画（划）此项经费，中基会方面能津贴他多少，此时当未能确知，故他专项计画（划），此时当未能具体决定。

我所能报告的，大致如此。

你们已得了悲鸿兄的同行，若能和他面谈一次，或可将在欧各国游历情形大致决定。此时要注意的一点是夏季各国都不是戏剧、歌剧、音乐的节季，剧场虽不全停，大要无最精彩的东西可看。

匆匆问

大安

胡适上

廿三，十一，廿六

胡适致梅兰芳信函书影

此信共五页，竖行绿格稿纸，右侧印“丙种稿纸”，下面印小字“每页十行，每行廿字，共二百字”，清秀的行书，非常漂亮，原信件内容为首次发现整理公布，已出版之《胡适全集》以及相关书信集均未曾收录。信中“幼伟”为冯幼伟，梅兰芳一生好友，梅党核心成员，梅兰芳几次出国演出，冯幼伟都是实际的策划和组织者；“畹华”即梅兰芳，其字畹华。该信透露了大量的信息，胡适对梅兰芳访苏事宜知之甚详，是见证胡适有力地帮助梅兰芳访苏的重要文献依据。信函的核心内容围绕邀请余上沅同行而展开，胡适具体沟通访苏的经费、行程等事宜。从信函的落款日期判断，1934年10月25日戈公振代表中方与苏方商定访苏的正式条件，仅一月时间胡适就与余上沅取得联系，初步确定了余上沅偕同梅兰芳访苏之计划。当时署名为“过来人”的作者曾在《社会日报》上发表文章，对余上沅“系胡博士的推荐”也有记述：“方余氏由海外留学归来，跟俞珊的丈夫赵太侔，恰成一对宝贝—中国的不数觐的戏剧人才，那时他们两人就要求当代圣人胡适之博士，给他们找出路……那时胡圣人……立刻写一封介绍信给梅兰芳，要他重用这二位戏剧家，即使不是唯一的顾问，也要做编剧或设计的唯一人物。”[42]在胡适的大力推荐下，余上沅正式加盟梅兰芳剧团，成为访苏演出的副指导，发挥着沟通中苏的重要作用，在访苏之后的游欧，也一路陪伴着梅兰芳。

余上沅是胡适的学生，20世纪2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后又留学美国，先后在匹兹堡卡内基梅隆大学戏剧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戏剧文学和剧场艺术专业，谙熟西方戏剧。1925年回国之前，余上沅怀着建设国剧的理想致信胡适，希望在北大开设“戏剧传习所”，以实施国剧运动的实验[43](P135)。返回北京之后，与新月社成员以及胡适等人筹建创办国民剧院，成立“中国戏剧社”，后因经费原因而未成功。余上沅倡导国剧运动，他站在中西戏剧比较的角度认为，每一种戏剧形态都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土壤，都有自己的内在价值，都有自己的存在权利，都共同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生态，不能以西洋戏剧的标准替代中国的国戏。胡适、梅兰芳、余上沅曾于1931年7月有一次会面，在这次会面中胡适倡导“北京可设一国立剧场，用新法管理”：

李释戡邀吃饭，有梅兰芳及上沅、佛西诸人。大家谈戏剧，我说，北京可设一国立剧场，用新法管理，每周开演二三次，集各班之名角合演最拿手的好戏，每夜8点半到半夜止。每人有固定的月俸；其余日子不妨各自在别处演戏卖艺，但此剧场例定开演日子他们必须来。其余日子，剧场可借作新剧试演及公演场所。[39](P136)

胡适提倡的新法管理之剧场，即集合各班名伶演出旧剧，也可作为新剧的试验场，新旧戏剧轮流演出，亦可相互借鉴。胡适的提倡，对梅兰芳与余上沅深有影响。是年12月，梅兰芳与余叔岩发起的“国剧学会”在北平成立，发愿以旧剧“转移风俗，探求艺术之工具，收发扬文化，补助教育之事功”[44]。在国剧学会传习所开学当时，余上沅受到梅兰芳的特别邀请，在典礼上以“国剧”为题发表讲话。余上沅认为：“‘国剧’决不能当作代表中国唯一的戏剧，而将新话剧屏诸洋剧外剧之列。盖中国今日决不能学闭关时代，故步自封”[45]，梅兰芳对余上沅的观点大为赞同。在经过访美之后，梅兰芳已“开眼看世界”，他站在中国艺术的立场，提倡旧剧在发扬自身的艺术表演时，应倡借鉴西方话剧、新剧之优点，弥补在思想观念上轻视或缺乏现代意识之不足，扭转沦为声色表演之倾向。一方面梅兰芳与余上沅“且为多年知好”[46]，在戏剧观念上彼此认同；另一方面经胡适的力荐，“早已得其许可”[46]，余上沅便与张彭春、齐如山、胡适等人，共同组成智囊团，成功筹备了梅兰芳的访苏事宜。

1934年的除夕，冯幼伟特地到上海与胡适晤面，“谈梅畹华出国事”，当天夜里，张彭春、余上沅、梅兰芳、冯幼伟等人在国际大饭店济济一堂，共商访苏[39](P422)。新文化人与热爱旧戏的梅党，各自抛开先前的偏执，托诸戏曲表演，俾其文化交流，以比较互现的慧识眼光，将中国戏曲成功推向西方，蔚成多元戏剧体系之重要一元。除夕夜话，辞旧迎新，围坐团圆，也预示着1935年梅兰芳“研究剧艺，发扬国光”的访苏之行，序幕已缓缓拉开。

四、结语

新旧戏剧论争对中国戏曲进行猛烈地抨击，对传统艺术“矫枉过正”的伤害已是客观事实。但梅兰芳在时代的喧嚣中，谨守戏曲艺术的本真，从古典文化中吸取智慧，通过访日、访美、访苏等活动，维护旧剧的存在尊严，同时也用“现代性”的眼光，重新激活旧剧的创造性生机，扩大中国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生命空间。胡适在梅兰芳三国出访演出中，亦经历了戏剧观念的变化，从立足于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斥责旧剧为无用的“遗形物”，到为积极推动梅兰芳的访美、访苏，他也逐渐发现旧剧应有的价值，倡导通过借鉴西方戏剧的优处，以知识学的建构来维护中国戏剧的尊严，真正建立起中国戏剧的学术体系，提升民族艺术的精神，并在跨文化的传播中，积极将中国戏曲融入到世界戏剧的体系中去。从这一意义看，梅兰芳与胡适—无论传统性与现代性，都鲜明地具有了国际性的语境。就20世纪上半叶动荡、复杂多变时代的思想文化变迁而言，梅兰芳犹如一面镜子，以其为对象，可以窥见人们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以及思想观念的复杂纠结与转变；同理，时代和社会又是一面立体和移动之镜，梅兰芳及其艺术立足传统，又积极顺应这种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在变与不变中寻求艺术的平衡与动力，这就是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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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简介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央戏剧学院主办的戏剧影视学术期刊，1956年6月创刊于北京，原名《戏剧学习》，为院内学报，主编欧阳予倩。1978年复刊，1981年起开始海内外公开发行，1986年更名为《戏剧》，2013年起由季刊改版为双月刊。

《戏剧》被多个国家级学术评价体系确定为艺术类核心期刊：长期入选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15年入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成为该评价体系建立后首期唯一入选的戏剧类期刊。现已成为中国戏剧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之一，同时作为中国戏剧影视学术期刊，在海外的学术界影响力也日渐扩大。

《戏剧》旨在促进中国戏剧影视艺术专业教学、科研和实践的发展和创新，注重学术研究紧密联系艺术实践，重视戏剧影视理论研究，鼓励学术争鸣，并为专业戏剧影视工作者提供业务学习的信息和资料。重视稿件的学术质量，提倡宽阔的学术视野、交叉学科研究和学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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