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走上长安街之前

200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那天，黄婕跟着爸爸在棋牌室里看完了整场天安门阅兵的电视转播。

彼时才9岁的她尚且听不懂那些“飞机”和“坦克”的解说词，也不知道主持人康辉会被观众们亲切地称为“小松鼠”，只觉得“解放军叔叔走得好整齐，这些东西好厉害，特别喜欢看”。以至于第二年的同一天，她仍然满心期待地守到电视机前，以为能再看一次阅兵。

十年之后，那个等着看阅兵的小姑娘考上了大学，来到了北京，同自己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走到了由二外等多所高校师生和社会成员组成的70周年大庆的群众游行方阵里。

今年暑假，二外有千余名像黄婕一样的同学报名参加了这次游行活动。他们中有对集体活动充满热情的低年级学生，有正在备战考研的准毕业生，也有刚刚接到暑期学校录取通知的研究生。但无一例外，他们都将游行活动排到了日程表的首位，因为“感觉如果这次不去，以后就没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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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

3月底，二外接到了北京市下发的通知：选拔师生参与10月1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

各项工作在保密情况下开始有条不紊地展开：5月，具体工作安排被最终敲定下来；6月，各院系相继开始准备报名工作的动员活动。最终，在7月之前，超过千余名师生确定成为70周年大庆的活动参与者，组成方阵游行、合唱、轮滑、文宣中队和后勤组五个部门。

（操场集结现场）

很多人“想都没想”就报名了。史丰铭在微信群里看到辅导员的消息时，毫不犹豫地就和几个舍友一起报了名。甚至没怎么和家人商量，只告诉他们“你们没准儿能在电视上看到我，我要去走方阵了”。

有些人考虑了很久。大四的路旭竹要忙很多事情，考研、毕业论文、上课和实习。当他流露出想要报名的想法时，家人和周围的好朋友都劝他再想想：毕竟要训练两个月，生活和学习计划会完全被打乱。但后来，他还是决定参加：“首先我是一名党员，爱国应该是我一生的信仰。如果我连这种最基本的信仰都坚持不来的话，其他的我可能也没办法做好。”

有些人是“被前辈们感动了”才决定参加的。最初看到报名通知时，黄婕没怎么把它放在心上。一来已经计划好了暑期安排，二来自己的身体不是很好，万一训练强度太大，自己可能会不适应。

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老师给黄婕讲起了自己在60周年时以大学生的身份参加群众游行的经历：当时，他们直到上场前都没有确定下来谁是“替补”。一次训练后，这位老师和他的朋友一起去吃饭，举着酒杯和朋友说：“我当榜样，先干了。”朋友明白了他的意思，回道：“我也做榜样，干了！”两人自愿做了“替补”，放弃了上场的机会。“老师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一边说一边抹眼泪，当时我觉得挺震撼的，原来大家都是怀着这样的感情去对待这件事的。”听过这个故事后，黄婕跑去找了辅导员，在报名表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人齐了，训练即将开始。

训练

提起自己的训练，黄婕笑称按照老师们的说法，训练内容“最大的不变就是每天都在变”。为了保证最后的演出效果，方阵队形经常会做出调整，但内容始终一致：站军姿、齐步走和欢呼。这样“走来走去”的训练在黄婕看来并不是很累，还蛮有意思：“而且老师们比较心疼我们，训练时间一般会被定在早晨和下午太阳不那么晒了之后。”

（训练时的场景）

相比于游行方阵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合唱队成员们的嗓子则受到了更大的考验。作为全校最早开始训练的部门，他们的训练时间也是最长的。从7月6日开始，每天从早上8点唱到晚上8点，两个月内只放了一个礼拜的“长假”。

由于零基础的成员较多，合唱队的80人被分成了多个小组，每个小组都有一位具备声乐基础的同学负责组员的纠音工作。起初，张明曌接到“小组长”的任命时，觉得自己“既崩溃又感动”，前者是由于有的同学“压根儿意识不到自己的音准不在调上”，而感动则在于“每个人自己都在非常努力地练习，甚至是练到哑，练到唱不出来或者出血丝”。

“我带的一个组员，平时说话声音都非常小，是真的不会唱歌。但她每次就听老师怎么教，然后回去练，有时在宿舍楼道我都能听到她唱。后来有一天她突然过来和我说，‘我终于学会了’！尽管她可能无法理解那些比较专业化的唱法，也很难明白为什么你的眉心中间还有‘一张嘴巴’，但她真的尝试在做。”

（合唱队训练）

训练不完全被看作是一项“任务”。相比于每天站了多久军姿、唱了几小时歌，或数了多少“餐包”，同学们更喜欢分享那些有趣的片段：黄婕暗自吐槽过大家站在一起练习“怎么在走过天安门时，热情洋溢地微笑”的尴尬经历；张明曌和合唱队的同学一起约局，在天安门封场的前一天跑去看了一次升旗仪式，尽管她当时“熬了通宵，巨困无比，被挤在人群的外层什么都看不到”；而史丰铭则因为训练，意外成为“校园红人”。

很多人知道“史丰铭”这三个字是由于训练老师对着播音室喊出的那句：“史丰铭！放音乐！”作为文宣中队的一员，除了宣传工作，史丰铭还承担了给训练队员放音乐的任务。独自一人蜗居在操场后边的小播音室里，除了围着他撒欢儿的蚊子，陪伴他的就是那台调音盘。

这是一项孤独和成就感并存的工作。放音乐之余，史丰铭会从播音室那扇小小的窗户里“窥视”正在专心训练的同学，有种“睥睨天下”的感觉。但偶尔也会感到遗憾，因为“自己没机会亲自上场了”。但他心知，每一份工作都同样重要。只有每个人各司其职，认真负责，才能成就天安门前的那次举国欢庆。

天安门合练

不是骨干踩点，不是小范围合练，所有人终于要一起去天安门了。

9月14日，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第二次全流程、全要素、部分力量演练正式开始。下午6点20，黄婕和同学们集体集合到传媒大学进行安检。晚上9点半，他们坐上八通线“一趟专门为合练成员开的”地铁到了东单，然后步行到了王府井大街。这里是他们候场的地方，也是他们走上场前的最后一站。

从王府井大街拐进场内，他们要在3首歌、大约1.5公里的路程内调整好总共5000人的方阵，以“凹”字形的阵势包抄到标有“祖国万岁”的花车的左、右、后三周，控制住和上一个方阵之间的距离，然后站定在天安门核心区前，伴着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和《歌唱祖国》开始表演。

（金盏合练场景）

“这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黄婕笑道：“从北向南，大家的身高由高到低……所以实际上要跑起来围住花车的是我们这群小个子的人。北边的高个子同学们总希望我们再快点儿，我们又希望他们能等等我们，非常考验大家的默契程度。”

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很快调整了队形。路旭竹的位置靠北，刚刚走出拐角时他“急得不行，扯着嗓子跟队友们喊‘向右看齐’”。但走出一段，他发现最初时混乱的情况有所改观：南北两侧的同学渐渐走到了一条直线上，而排与排之间的间距也开始变得稳定。行至出发线——游行起始点时，队伍“已经不能再齐了”。那一刻，路旭竹“一颗悬着的心真的就放下来了”。他突然发现，此刻自己不用再去担心其他人，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往前走，相信自己的队友们都能够对齐：“能在出发线排齐真的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说默契也对，说磨合也对。不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大家不可能能走得这么齐，就是心往一处使的感觉。”

16日凌晨，整体演练圆满结束。张明曌转发了北京日报的报道，一次次点开里边的视频，把手机音量调到最大，贴到朋友们的耳朵边儿上，兴奋地和他们说：“你听，最后几秒的背景音里边有我们唱歌的声音，你听！”

共同的目标

进入九月以后，老师上课，学生开学，操场重新对外开放，师生们的生活都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大大小小的集训和合练进入尾声，张明曌反而开始怀念起和同学们一起训练的时光：“大学是一个人的世界，你很难有这种机会和那么多人，在同一个时段里一直待在一起。大家一起唱歌、胡侃、出去玩，这时候没有年级的区分，不知道谁是学长学姐，也没有什么学弟学妹，这个集体里没有竞争的存在，每个人为的都是同一个目标。”

路旭竹在训练时也常有这种体会。暑假期间，在全体骨干前往房山区良乡机场进行第一次合练的大巴车上，睡醒了的路旭竹看了一眼表，凌晨三点。这时，大巴车刚下四环，由东往西向杜家坎的方向开。坐在第一排的他向车窗外看去：一排大巴车——至少有好几百辆——全部打着双闪往前开，保持着整齐的队形。“这种感觉没办法形容，特别震撼。第一次觉得真的有那么多人和你一起，在同一时刻为了同一个目标和梦想和你一起努力。”那一刻，看着前边的双闪灯和座位后排熟睡的队友，路旭竹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因为“陪伴的力量，会让你觉得不再孤单”。

（训练结束后返回宿舍）

春节和国庆——除此之外，你很难找出第三个能够如此紧密地将全中国人的心调动到一起的日子。前者是小家的团圆，后者是大家的欢庆：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想要尽全力，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呈现出来。由个体到集体，就像小水珠汇入大海，最终成就波涛汹涌之势。

9月15日凌晨的天安门大合练，黄婕就被这样一群小小的“小水珠”感动了。方阵快走到天安门时，队员们可以远远地从竖立在那里的电子屏幕上看到转播。放远景时，黄婕还以为被拍的是三军仪仗队一类的队伍，因为“太整齐了”。镜头拉近，她和同伴们才意识到这支“仪仗队”实际上是走在自己前边的中小学生们。

在这之前，黄婕和同伴们已经在王府井候场了好几个小时，很多人“倒在地上就睡着了”，尽管满心期待这次合练，却难免有些急躁。但看到这群“小自己很多的小朋友”，想到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还要一边走一边耍那些“比他们自己都高”的棍子，却依旧做得这么好时， 黄婕觉得“自己就像上了一课一样”：“小朋友都这么努力，我们更没什么理由抱怨，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好。”

“祖国万岁！”

9月8日凌晨，一次骨干合练刚刚结束，大家开始疏散时，丁俊峰突然听到队伍中有人大喊了一句：“祖国万岁！”紧接着，四周相继开始有人回应这声“告白”。后来他才知道，第一个喊出这句话的是来自同院的学长。

被问起“为什么”时，学长说“那是介于‘兴奋’和‘开始回想’之间的感动。这是自己第一次，可能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走在会场的正中间上。看着周围所有刚刚撤下来的游行人员，心里感到无上的光荣，只想喊出点儿什么表达这份情感”。

光荣、自豪、激动、爱国和坚持，这是在我们所有的采访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五个词。人们往往期待着能够用最精致的措辞来描述那些让他们毕生难忘的场景，但话到嘴边，却总会变成这些朴素至极的词汇。没有什么比最简单的词语更朴实的倾诉感情的方式，也没有什么比实际行动更直接的表达爱意的方法。

黄婕至今难忘的是在某基地进行的一次集体合练。酷暑、长时间、高强度，她觉得这是大大小小所有合练中“最苦的一次”，“很多同学直接躺在地上睡着了”。每个人在这之前都领到了一面小国旗作为游行时的道具，但没有一个人因为怕地上脏而把国旗压在头低下，“全都是拿在手里或放在身上”。

（怀柔）

这是许多年轻的一代第一次以这样认真的态度无声地对祖国说出“我爱你”这个词，也是他们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切身体会“来之不易”四个字。和仅仅是走过天安门的游行队员们不同，张明曌和合唱队的同学们要“唱完整场大庆，纵穿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风风雨雨”。

站在天安门的另一侧，她能够清楚地看到象征着不同时代的方阵一个接一个地走过：从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从奥运会到如今的新时代，张明曌觉得自己在短短的演唱过程中体会到了几十年的变化：“你就会突然有一种感觉，祖国好像真的强大了。当我们站在那个位置上，唱着那些歌曲——从壮烈到青春再到洋溢，你会真的意识到有些东西是来之不易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幸福的时代。这七十年不容易，我们要倍加珍惜。”

最初决定报名参加游行时，路旭竹给决心要坚持训练到最后的自己准备了三个问题：

“你会累吗？”

“会苦吗？”

“后悔吗？”

如今，他如约给出了答案：

“会累。”

“会苦。”

“不后悔，

因为没有什么是比在‘十一’时

走在天安门前更好的献给祖国的礼物了。”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翔宇东方新闻社

文案 | 胡香赟

图片 | 呼效磊程门立雪

编辑 | 曹程 邹佳怡 王婉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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