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英超：把一生献给体育教育事业

编者按：悠悠岁月，弦歌不辍；淙淙时光，历久弥新。伴随着共和国奋进的脚步，北京体育大学作为体育教育战线上的排头兵，始终与国家体育教育事业同向同行、同频共振，贡献北体力量和北体智慧。在66年办学历程中，学校孕育了大批立德树人、潜心治学的名师，积淀了深厚的学术传统，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文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值此庆祝建国7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梳理北体老一辈名师名家的事迹，追忆他们高尚品格和勤勉精神，彰显他们学术之路的辉煌足迹，以求传承好北体学术命脉，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殷切期望，为建设体育强国多做贡献，为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今天，我们带来第一篇《徐英超：把一生献给体育教育事业》

徐英超

徐英超（ 1900～ 1986）北京通县人，教授。生于190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科和英文系，后考入美国春田学院，获硕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1953年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委员、北京体育学院副院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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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体育救国之志

徐英超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师范大学前身）体育科。1919年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河南会馆办的河南中学谋得一职。由于训练有方，他组织的学校第一个篮球队夺得北京市中学篮球比赛的冠军。从此，河南中学出了名，徐英超也出了名。一时好几个大学、中学争着请他任教，但是他还是回到母校——北平师范大学任教。作为讲师的徐英超好学肯钻，讲课又好，被学校看中，送他去美国留学，并作为中国体育考察成员到柏林参加第11届奥运会。

中国队比赛的相继失败失利，唤起了他体育报国的初心。奥运会结束后，他西行美国，在春田学院攻读体育专业。2年学习期间，他铭记使命，埋头苦读、分秒必争，汲取体育学识。每逢假日，同学们远足郊游、舞会、电影，他都留在图书馆与知识和理论为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内音信杳无，经济来源断绝。1938年他被迫辍学回国，看到被日本占领的北京到处是苦难和屈辱。他以养病为由抵拒了北京伪师大的优厚职位，与家人绕道香港与越南奔赴大后方。行程中他接受了筹备四川体育师范专科学校的任务，在四川江津平整校园，河滩背沙石、建场地、搬器械、装设备……内迁西安的母校几次来电催促，体专师生们仍不舍其离开。徐英超一直说:“我回去一阵还会回来的!”同学们把行李扣下，才依依不舍地送别他，不断地叮嘱他早些回来……

1936年8月徐英超教授随第十一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访问丹麦，第三排左一

徐英超跟随母校先后在城固、兰州西北师院任教，完成了“体育测验”初稿，并将留学时学到的概率论引入到体育研究中，首创了“体育统计”课程。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余徐英超开始反思，多年来，他从事体育是为了救国，但体育能否救国,欲达此目的，必须另找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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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解放区之行是徐英超思想大转折的开始，也是大转变的关键。1946年9月2日，在徐英超的率领下，由200多人组成的“国立北平师院复员师生赴平团”乘坐马车出发了。到了邯郸开欢迎会，由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致欢迎词。杨秀峰和徐英超同是师大毕业生，而且当年两人同在一个足球队。故知久别重逢异乡，恍如隔世。杨秀峰身着土布制服，脚穿家做布鞋，不知道的会以为是个工友，谁还看得出他曾是留法学生、师大教授！徐英超眼睛看着，心里想着，共产党里竟有这样有学问的人。他在邢台参观了北方大学。尽管缺少教授和图书仪器，但在内战日紧、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共产党还重视教育，重视知识分子的培养，这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北方大学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过客，举行了感人的欢迎大会，演出了话剧《白毛女》。大家无不为剧情感动落泪。十几天所见所闻无不感人至深，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受到深刻的教育。

在解放区的耳闻目睹发人深省，归来后，徐英超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回到北京以后，徐英超决心“要做一个志士”。他对国民党口诛笔伐；对共产党热情赞颂，支持学生运动，反动派恨之入骨，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48年4月9日深夜，100多名暴徒特务闯入师大，抓走8位同学。这就是学运史上罕见的“四·九血案”。徐英超义愤填膺，发动召开教授会，严加声讨，深夜带领学生到国民党行辕示威。当夜，8位同学被营救回来。同年12月23日夜，徐英超全家在睡梦中被敲门声惊醒，十几个暴徒的手枪对着他喊：“不许动！”把他架出去，押到西单舍饭寺“中裕旅馆”的一个秘密房间里。当天夜里，特务分子对他毒刑拷打一直到天亮。结果，敌人大失所望，什么也没有捞到。第二天，他被转移到西城府右街，又被长时间的酷刑逼供。更骇人听闻的是，敌人把他倒背着吊起来，用脚乱踹，用烧红的铁条乱烫全身，直到血肉模糊，几次昏死过去，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两天后，敌人又叫他写“坦白书”，他写的却是“绝命书”。徐英超在回忆中说，写完“绝命书”后反而轻松了，死我一个也不能连累别人。1949年1月13日，徐英超获得释放，接回家时已不能行走。师大地下党派穆静贞（体育系学生党员）、崔泽（体育系学生民主青年联盟盟员）等来看望。当他知道师大地下党通过学生自治会的党员设法营救，特别是“北京和平解放谈判”中共代表曾义正词严地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不许杀害徐英超教授”才得以出狱，他更抑制不住对党的感激和向往之情。他说：“共产党救了我一条命”。几十年来，历尽艰险，“如今才懂得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1949年7月12日，徐英超被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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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努力奋斗

解放后，体育事业呈现出兴旺景象。徐英超为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成立时，他又被选为副主任委员。1950年，他率领中国第一个体育考察团，前往苏联访问。教育部设想于 1952 年成立“ 中央体育学院”, 但是由于时间太紧迫, 所以根据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指示精神, 于7 月决定先成立“ 中央体育学院筹备处”由徐英超任主持筹备工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正是他几十年梦寐以求的，也是他毕生为之献身的工作，他把毛泽东同志这一题词挂在书房里，当作座右铭。

筹备处组建时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如何组成一支教师队伍, 二是需要选择校址。相比之下,教师队伍更重要, 组建难度更大。1952年时，不到30 人的教师队伍, 怎么承担得了次年即将招收的560 名新生呢? 教师问题迫在眉睫。因此, 筹备处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学校的教师队伍的组建上。经筹备组多次向上级汇报，高教部、教育部、国家体委、财政部于8月31 日下发了《为调整若干高师体育系科, 成立体育学院的联合通知》:“为了逐步解决目前全国体育师资与工作干部不足的问题, 拟以几个高师或大学的体育系科为基础, 在中央及各个行政区分别成立体育学院。… … 以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为基础在北京成立中央体育学院。” 这是三部一委批准正式成立中央体育学院。于是,时任北师大体育系主任的宋君复带领其几乎全班人马到先农坛体育场与中央体育学院筹备处合一, 教师队伍问题才算得到初步解决。

筹备处在临时地址先农坛体育场开始办公的同时,即开始着手选择新校址的工作了。徐英超亲自组织人力进行新校址条件的研究和选择, 并且带领人员到实地考察情况，左看右察, 最后从清华大学向北, 沿着圆明园旧址东沿的农田小路北下,先看到了一条从圆明园流进清华园的小河,继而看到从圆明园向东流去的一条小河,再走又看到了自西向东远远流去的清河。河的两岸平坦开阔,有发展余地,南岸还有两小片松柏桦林。这正和徐英超之意:远离城市喧闹,而且有水有树,适宜学生静心地学习,似乎是“世外桃源”。

1952年，现校址旧貌“荒凉的涝洼地”

徐英超先后在通县、北师大、四季青公社、小清河附近考察，最终勘定了这片为人熟知的土地：西傍圆明园，南倚清华大学，小清河流淌而过。图现为北体东南门。

1953年1月1日,中央体育学院在先农坛举行了开学典礼。1954年1月2至3日迁入新校址。1954年, 根据当时中等体育教育发展的需要, 学校还设立了3 年制中等专业科, 共招收了247人。学校对这一学制很重视, 由徐英超兼科主任。由于这批学生的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均较好, 所以当他们1957年毕业时, 允许报考刚刚设立的本科4年制运动系, 他们中的大部分成了运动系的第一批生源。根据这批中专科学生质量较好的情况, 学校总结出了“从小培养”的经验, 于是从 1958 年开始, 设立预科 (后又增设“小预科”,相当于初中)。

1957年6月， 北京体育学院研究部生理班毕业合影

1963年，徐英超对新中国成立后学校招收的首届统考研究生十分关心：他看到研究生宿舍里没有台灯，就把家里的台灯给学生，要求学生多读书、多记文献卡片、多写读书笔记、多写学术日记等。徐英超在生活上对学生格外照顾。但在学业上却对学生非常严格。徐英超要求学生要交两个好朋友，一是图书馆，一是运动场；要保持三点一线的生活轨迹，即“场（运动场）---馆（图书馆）---室（教研室）”（由于是一对一授专业理论课，因此都是在教研室上课）。徐英超经常说，“三点一线，线绷得越紧，三点越紧密，人就越有出息。”他毫不含糊地对学生说：“毕业论文一定要达到苏联副博士和美国博士的水平。”（当时，我国尚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政策）。

徐英超和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合影

1965年徐英超写出了一本20万字的学术著作《体育统计方法》初稿（1981年正式出版发行）。这本书创立了一个学科的新分支，被公认为体育科学中的权威性著作，他也成为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这个学科的学者。这本专著发行后，自此全国所有体育院校都开设了这门新课——该书已经被美国巴森图书馆永久收藏。

1971年，他又着手编写第二部学术著作———“论体育”。1972年借“复课闹革命”之机，徐英超提出下中小学做体育教育的调查研究。当年，徐英超走了三省两市(河北、山东、江苏、北京、南京)，调查了近70所学校；1978年为了筹备“扬州会议”，又调查了江苏、上海的53所中小学。这一系列的调查研究，他坚持不坐软卧、不乘飞机、不坐小卧车，而是坐硬卧、硬座，甚至每到一处都自己骑自行车调查。虽然年事已高，但徐英超不辞辛苦，白天调查、晚上整理资料，经跟学生反复多次商榷后，徐英超提出了“体质教育”的指导思想，并向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雪初提出对策建议。这为对学校体育工作产生深远意义的“扬州会议”打下了理论基础——提出了衡量学校体育质量的主要标准就是学生体质的好坏。

1977年至1978年间，徐英超不顾77岁高龄骑自行车调查了24所中学，取得了第一手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徐英超写了三个“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方案，得到了不少体育教师的称赞并在北京第十九中学进行长期的试验，使得这个学校的学生体质和精神面貌有了明显变化。大部分学生能够基本掌握自我测量方法，体质普遍增强。他根据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试验，写出了论文《体质考查的实验设计和鉴定》。这篇论文涉及了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的问题。

图为纪念徐英超教授在体育教育领域工作六十年，第一排从左至右数，左十为徐英超教授

1979年，徐英超在北京体院主持建立了体质教育研究室，把体质教育问题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此外，他还兼任北京师大体育系名誉系主任，亲自讲课。按他的“十年规划”，头五年自己亲自干，后五年带几个人。他希望看到中华民族的体质能一跃而居世界之巅。1983年又完成了《体质教育研究初论》。这本书总结他从教60多年的经验教训，为体质教育研究提供了一本必备的参考书。徐英超为增强中华民族的体质呕心沥血，晚年更加孜孜不倦，勤奋著述，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体育教育事业。

北体官微丨20190730期

文字来源|《现代体育文化教育家徐英超体育实践与思想评述》《怀念我的导师、老共产党员徐英超教授》《记一生献给体育教育事业的徐英超》《体育摇篮第一家》

校对监制｜卢 雪

责任编辑｜秦培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