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满满丨一个让北体大学子受益的系列讲座，都讲了什么

从2019年10月，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体大2016级研究生冠军班重要回信精神，贯彻落实学校“双一流”建设与“三个转型”综合改革要求，切实推进体育与人文深度融合，提高体育大学学生人文素养，加强人文学院学科建设，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开设了“人文论坛”，立足文学、语言、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学术前沿，邀请国内外人文社科领域成就卓著的名家大家莅校讲学。讲座受到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陆建德：莎士比亚笔下的民众

陆建德研究员指出莎士比亚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特点——非个人化（impersonality）倾向。他认为，莎士比亚之所以具有不朽的魅力，正在于他以某种超越个人的视角塑造了千差万别的人物形象，迥异于以表达自我情感为主的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这种非个人化写作的倾向，类似于济慈所说的“消极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或者说“去自我化”（unselfen），即作者将自我降到最低，从而有助于进入不同人物的内心，创造出丰满立体的“圆形人物”。莎剧里的人物大多是这种具有丰富阐释空间的圆形人物。

尚杰：爱智慧——问题与方法

讲座中，尚杰研究员相继举例出了帕斯卡尔、笛卡尔、休谟、康德等哲学大家。帕斯卡尔对人情感维度的强调、笛卡尔以彻底的怀疑挑战一切权威，这些构成了近代哲学的开端——以“我思”为中心的近代主体性的凸显。在近代哲学中，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对因果性的怀疑则展现了近代哲学的另一条路径：强调感觉经验的基础性。卢梭则从认识论、教育学、政治学等各个层面展现着人性的独特价值。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康德也正是在笛卡尔、休谟与卢梭等哲学家的影响下建构了其以三大批判为代表的庞大的思辨哲学体系。

程光炜：新时期文学初期的“现代文学传统”

程光炜教授指出他在阅读贾平凹、王安忆、张承志、铁凝等作家的早期小说时，发现他们在新时期初期创作阶段，都曾谈论过沈从文、孙犁、汪曾祺对自己的影响。这个小题目并不引人注意，因为当时普遍认为外国翻译作品才是影响新时期初期青年作家创作的主要因素。但程光炜认为，作家创作资源是多方面的，如果仅谈外国翻译作品, 很多问题说不清楚，尤其在那个历史动乱刚结束的年代。所以，他决定研究以沈从文、汪曾祺、孙犁为代表的现代抒情小说传统对贾平凹、王安忆、铁凝等人早期小说创作的影响。以贾平凹、王安忆和铁凝等为代表的新时期青年作家们在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寻找新的文化偶像和创作资源的过程中之所以没有选择鲁迅、巴金这一脉，而是从国家层面转向个人层面，选择沈从文、孙犁和汪曾祺这一类的温馨抒情小说为热烈追捧对象，并重构他们对人生和文学的新理解，其原因有三：

一是因为时代局限，新时期初期涌现的一批青年作家走上文学道路主要阅读的是“十七年文学”中的红色经典和西方文学作品。

第二个原因是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青年作家中产生的不同于“十七年文学”的新的审美意识， 新的文学阅读对象，也决定了他们在新时期最初几年创作上的走向和趣味。

第三个原因是是那代青年作家不约而同的使命。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创作贴近中国人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的小说， 使他们师法前人创作手法，而这些被他们推崇的作家们，正是现代文学史上那些非主流的、写抒情性的、地方题材的作家, 如沈从文、孙犁和汪曾祺等。这可能是受到了香港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华裔美籍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传播风气的影响和引导。

熊晓正：体育的初心与使命

熊晓正教授在讲座中回顾了从民族救亡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阐述了体育发展的宗旨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让听众一起从历史的角度去回顾体育，从而更清晰地了解当下之体育研究。

内田庆市：东西语言文化接触诸相

谈到文化接触，内田教授指出，异文化接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三个要素为物、人和语言。所谓“物”，内田教授认为包括物质与非物质两个方面。物质层面主要指异文化接触过程中的器物交流，如西域物产的传入；非物质层面主要指思想、文化交流，如汉语中“世界”“圆满”“因果”等词最初均为佛教用语；传教士将西洋画的焦点透视法带到中国，最终被国画所吸收等。内田教授通过回答“什么是翻译”这一问题，强调了文化接触过程中客体内涵和形式都会受到主体的影响。比如绘画、电影、照片、音乐等，由于表现者的立场、视角不同，最后呈现的作品也不尽相同，这是“人”赋予它的主观性。内田教授着重对《伊索寓言》的汉译史及圣像画的演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通过《伊索寓言》和圣像画在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表现形式，指出异文化接触与传播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到尊重对方的文化，将本族文化置于对方文化背景之中进行传播，才能取得最优效果。

李今：张爱玲的文化形象

李今教授以《倾城之恋》为例，指出其小说叙述的圈圈结构暗喻人生悲剧的反复和轮回，在冷眼旁观中透视无限的人性苍凉。她用日常生活审美消除了封建人伦神话，传统女性以及新时代女性神话，让读者看到人跳不出饮食男女的世俗圈子和朴素的底子，由此阐明张爱玲是日常生活精神的发现者和揭示者，站在普通市民的立场，演说其文化形态。

陈奇佳：AI时代的AI艺术问题

陈奇佳认为可以从“AI从事既有艺术”“AI创造独特艺术”以及“AI改变艺术生态”三个方向把握和评判AI的艺术问题。其中，AI可以在既有的艺术如诗歌、绘画中展现意想不到的要素组合与效果；AI创造的独特艺术，则可呈现为海量拼贴、交互艺术和沉浸参与三种可能形态；最后，AI艺术的现状与潜能还将反哺现有艺术观念，进而对艺术生态产生影响。

除了这几位教授讲授的“人文论坛”，为推动学校国际化转型，扩展师生的国际视野，在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科学技术处和人文学院的共同推动下，人文学院还邀请了海德堡大学历史系和基尔大学的苏珊·里希特（Prof. Dr.Susan Richter)教授进行题为“什么是跨文化性？——从海德堡大学视角的诠释尝试”和“跨文化视域下欧亚建筑的奠基仪式”的讲座，米歇尔·罗斯（Dr. Michael Roth）博士来校讲授“欧洲公共艺术的奠基仪式及其在早期艺术中的体现”。

“什么是跨文化性”

里希特教授从“跨文化性”的学术史背景谈起，指出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而跨文化性是在考虑文化动态性基础上的学术理论，促使人们找到新的研究方法。她强调文化一直在自我适应、自我发展来引出建立跨文化性观念的原因。她指出“文化是一条流动的河流”，且各种文化之间是会交互的，因此在文化变化进程中，不能将两种文化割裂开来。里希特教授从正反两面来探讨关于研究跨文化性对学术研究的重要影响有哪些。它可能会固定思想预设，也可能催生新的研究方法与视角，从而产生生产力。她提出：“界限是生产制造出来的，我们要做的是跨越界限。”对此，我们需要找到普世性视角——所有文化都是具有跨文化性的。

欧洲公共建筑的奠基仪式及其在早期艺术中的体现

罗斯博士指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如今人们对一座公共建筑开工典礼上举行的奠基仪式似乎已习以为常，但是对这一现象的历史图景却是知之甚少？所以他试图从历史学和艺术史学的角度这一现象进行探讨，揭开这奠基礼仪背后复杂的历史内容，分析奠基仪式作为重要的宗教仪式的形成过程。

他认为，即使历经千年，奠基仪式所传递的基本信息没有太大变化——僧侣或世俗官吏积极参与建造施工，赋予建筑物以政治和宗教意义，进而得到社会重视。同时，这种象征性的建立承认了建造活动的经济和法律基础。建筑物的所有者可以借助奠基仪式通过象征性地交流和精心策划的礼仪，向所有参与者以及公众传达政治意图。罗斯博士引用了海德堡大学学者Jan Assmann的观点，即“奠基石是‘文化和政治记忆’的一部分”。作为捐赠物，奠基石向后人传递历史信息，这些信息能通过某些细节而影响和塑造后人的认知，所以奠基石也具有与时间胶囊类似的功能。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欧洲政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此时的奠基礼仪早已成为欧洲的“热门出口产品“，被世界采用或改变，但它至今保持着明了简明易懂的象征功能。

跨文化视域中欧亚建筑的奠基仪式

里希特教授带领大家回顾了十六至十七世纪早期的相关历史。他表示，在当今中国，奠基礼仪俨然成为教育、医疗或商业机构建筑动工之时向媒体展示的主要部分，这一礼仪的功能已经被大众熟知，并成为公共庆典的规范，体现了文化上的适应和统一。这种典礼通常体现官方的支持，并通过一起安放基石的仪式，将委托人、捐助人、设计者和使用者塑造成一个团体。通过奠基仪式，我们能看到语义上和礼仪上的跨文化交流。随之而来的是将新的文化元素融入自身的中国社会传统和政治语言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自身文化，另一方是广为人知的程序和仪式。

北体官微丨20191127

内容来源丨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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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丨张耀予（大学生记者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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