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故事||吴玉章哭妻

20世纪50年代末，上海越剧院到中国人民大学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学校特意请出80岁的老校长吴玉章观看演出。演到“哭坟”一场时，工作人员不安起来，他们发现前排正中一直笑容可掬的老校长神情变了，只见他微微低下头，眼睛闪出泪花，进而泣不成声！吴老为什么哭呢？

原来，吴老触景生情，想到了已去世10多年的妻子——自始至终深爱的爱人游丙莲！

1946年，游丙莲重病已久，一再传书带信，盼望正在重庆的吴玉章回家相见。老妻已经70岁高龄，这一病，怕是要不好了。

可是这时中国内战阴云正浓，国共对峙一触即发，办事处工作人员正在安排紧急撤退，减少人员。吴玉章作为公开了身份的四川省委书记，正是需要坐镇指挥、应对一切的时候，又怎么能走得开呢？

为此，他一边命儿子回乡侍母，一面等待转机。

这一等，就等来老妻去世的噩耗。这让吴玉章极其痛苦。

在吴玉章看来，老妻对他恩义深重。

他18岁那年，娶了20岁的寒门女子游丙莲，一个旧式农家女儿，裹过脚，几乎不识字，但是两人却能互敬互爱，婚后3年多，育有一女一子，正合一个“好”字。

可是这样的生活只持续了6年多。为了谋求国家的出路，吴玉章不顾“妻贤子幼”，于1903年东渡日本，从此，他与妻子游丙莲开始了长达44年的分居生活。新媳妇变成了晚辈口中的“幺婆”(吴玉章排行最小，被称为幺公)，少妇变成了老妪。

而吴玉章自己呢，虽说将妻子留在家乡，自己革命在外，但是他的身边始终未有他人，多年来颠沛流离，形同单身。所以他说:“我是对得住我的妻子的。”

吴玉章之所以视游丙莲为婚姻的最后归宿，做到平生不二娶，他曾在《六十自述》中谈及三点理由。

“第一，是因为我既从事革命，不能顾及家庭。我有一儿一女，家里又穷，全仗她为我教养儿女。我在日本留学时，家曾断炊数日，终赖她勤俭得以使儿女长成。古人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何忍负之？！”吴玉章几十年奔走革命，很少能顾及家庭，家中全赖游丙莲含辛茹苦，勤俭度日，免去了后顾之忧。因而，妻子对他，不仅夫妻情重，而且恩义难负。

在四川荣县的旧居里，至今仍然挂着两张游丙莲的照片。第一张全家合影，吴玉章西装革履，风华正茂，而她面对镜头略略侧坐，姿容秀丽，姿态娴雅，是吴玉章从日本归国返乡所照，时间在1911年左右。在第二张照片里两人凭几而坐，她微微佝偻，发式后梳，脸窄而长，两颊内陷，已然年华逝去，与仍旧盛年的吴玉章坐在一起，显得并不般配，是20世纪20年代吴玉章回乡所照。也许在吴玉章的眼中，妻子的衰老正是她为家庭辛苦付出的证明，值得他尊重爱护。

而他的第二点原因是:“乡里贫贱之人一到都市，或稍有地位，则狂嫖滥赌，抛弃妻子，另纳新人，往往使可怜的原配孤苦伶仃或饮恨而死，为世诟病。我为挽救此种恶风气，以免青年人受到家庭的阻碍而不让其远行，故以身作则，以塞顽固者之借口。到了我相信共产主义，并听到以共妻来诬蔑共产党以后，我更以共产党的道德，坚强我的操守，以打破敌人无稽的谰言。”这是多么质朴和真切的理由啊，正说明他的婚姻道德源于自觉的养成。

而第三点原因更令人感佩:“真正要以共产主义打破人压迫人的制度，除了消灭财产私有而外，还有男子压迫女子、欺负女子的问题。这是一个道德问题，这是数千年习惯的问题，不是空言解放女子、男女平等就可以转移风气，必须有一种坚忍不变、人所难能的毅力以移风易俗才会有效。我觉得我生在这新旧过渡时代，以我个人的苦痛来结束旧的道德，过渡到新的道德，使在我以后的人不至再受这种苦痛，就要建立共产主义的婚姻道德如马克思、列宁的婚姻道德一样，以解放今后世界的女子。”这是何等的道德教化意识！后辈女子读到此处，当为之叹服，继而起立鞠躬，深深感谢这位为妇女解放以身实践的老人。

所以，他一直觉得，自己婚姻是幸福的。自己的幸福，不在于世人所羡慕的“富贵双双到白头”，而是他和游丙莲尚健在，等到革命成功，可以家园团聚，乐享太平，“贫贱双双到白头”。他还很朴素地想:“不敢妄自比拟马克思、列宁两大伟人的夫妇于万一，而夫妇同偕到老这一点是堪与同庆的。”

如今，革命尚未成功，自己还在，妻子已撒手人寰，夫妻却再不能偕老，他怎么不为之一哭，哭自己老年失侣，哭她付出的牺牲！

吴玉章在写给妻子的祭文——《哭吾妻游丙莲》中伤感地写道:“40年来，中国的革命前途虽然走上光明，而迂回曲折，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你既未能享受旧时代的幸福，又未能享受新时代的光荣。今别我而长逝，成了时代的牺牲品，怎能不令人伤心。”这话是说游丙莲，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区别仅在于，他更自觉、更甘愿付出牺牲。鲁迅说，宁愿“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而吴玉章，让游丙莲活成了她想要的贤妻良母，是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成员，终生受人尊敬。

作为父亲，他还为痛失爱母的女儿而哭。长女吴春兰，1898年出生，中年失夫，一个人抚育二儿四女，使六个孙辈得以成长，都参加了革命。所以他说她“受人欺凌，艰苦奋斗，不愧贤能”。更可贵的是这个女儿还常伴母亲左右，帮助操持家务，既慰母亲之孤苦伶仃，又安自己天涯海角之牵挂。而现在女儿失去了形影相依的母亲，怎能不为她一哭！

还有儿子吴震寰，这是吴玉章最看重的孩子，秉承了夫妻俩“勤苦耿介的天性和为人服务的精神”。这个孩子生于1900年，17岁就离开母亲，18岁赴法国勤工俭学，1930年在法国参加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归来参加祖国建设，用自己的水电技术为人民服务。现在，儿子因为忙于国家人民的事业，未能及早侍奉病弱之身的母亲，这怎能不使他抱憾！

他还为吴家失去一位宽和忠厚的长辈而哭。“我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我二哥因为倒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悲愤自缢而牺牲。我大哥因为大革命而牺牲。这种种不幸，犹赖你能安慰寡嫂、团结侄辈，使家庭和顺、生齿繁荣。你待人忠厚、做事谨慎，使亲友称誉，得到人人的欢心。你不愧为贤妻良母的典型。”在他的眼中，贤妻良母一般的她，正是革命家庭的基石，她个人的奉献，因此就有了更大的意义。吴玉章自己就是一个讲奉献的人，常常乐于出来收拾残局，干脏活累活。对于跟他有同样禀性的妻子，他怎能不敬之爱之、珍之重之呢？

然而，艰危的时局，紧张的局势，让他没有时间沉溺于失偶之痛。翻翻《吴玉章年谱》就知道，那段时间吴玉章要面临的工作是多么繁重，要应对的局面是多么复杂。在国共和谈已经破裂的时候，他要率领已经公开的四川省委在重庆坚持战斗，一边要安排撤退，一边要坚持工作，还要应付特务不时的干扰，而他在同志们的眼中，是一面革命的旗帜、一面党的旗帜，只要有他在，大家就能安心。所以他说，“亲爱的丙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哭不能了事，哭无益于事”，“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于是，10月24日这天，在同志们眼中，他像往常一样忙着各种事务，没有人知道，他于怎样的心情中，无人处独自写下的哭妻书。

时过10年，这位失去伴侣的老人家终于当众大哭，流出了他当年不愿哭、不能哭的泪水。这使我们终于得以解释为什么看《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出戏时，老人会如此的悲痛欲绝。也为我们解释了经历了这样的人间悲剧，吴玉章还能一如既往，坚守一个革命者担负的时代使命的理由。

每日学习

我们要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习近平在参观“英雄史诗，不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主题展览”时的讲话（2016年9月23日）

文案：詹诗雨

主播：张爽

校审：李新怡指导老师：张敏丁飞

责任编辑：章权

排版：李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