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未来总和想的不一样

为什么未来总和想的不一样

去年年底，麻省理工学院发现一个来自1957年的时间胶囊，其中有这样一封信：“我们不知道世界下一个千年是何等景象……”实际上，近些年打开的时间胶囊，里面或是泛黄的报纸，或是硬币，或是学生手册、建筑执照，常常给人一种“愚蠢”的感觉。

《时间胶囊：一种文化历史》一书中提到：“新近发现的时间胶囊都装满了无用的废物。”书中悲情地告诉我们，过去原来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遥远。同时，未来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先进。但是，当谈到文化时，人们倾向于相信未来和现在没有大的不同。试着想象一下未来的自己，你会生活在哪里？你会穿什么？你会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有可能，那是一个与今天的你很相似的人。未来学总是抱有一种“投射偏见”，很少考虑行为的变化。比如，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前往工作的交通方式，而不是工作的具体形态；我们只看到科技本身，而不是我们的行为如何被科技改变。这样的结果是，预测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比预测我们将有能力做什么事，要困难得多。

就像饥饿的人总会点过多食物，预测者也倾向于预测那些当下显著的事物，并假定它们在未来将扮演重要角色。那么，如今最显著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具有“颠覆性”的、极易看穿的东西—新科技。正如《反脆弱》一书中写道：“我们对水的依赖大于手机，但是水不会改变，手机却会，所以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手机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此外，人们更多关注正在发明的东西，而不是真正使用的东西。但未来不全是新的技术，而是新旧技术的掺杂。比如，亚马逊正在实验无人机送货服务，但它的产品能在纽约市内自由穿梭，却多亏了一种19世纪的工具—自行车。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活在数十年前几乎无法想象的世界里。但是真的无法想象吗？其实其中充满对“前辈”的傲慢。当我们谈论信息技术时，我们遗忘了电话和电视；当我们赞美网上购物时，我们忘记了邮购目录；当我们乘坐地铁来到咖啡馆，然后电子传输给远方的编辑，这种事情在上世纪20年代同样能完成—乘坐一辆电车，去咖啡店发电报，虽然效率低了点。

在技术上，我们期待的改变，总是多于未来真正会发生的改变，但是不同时代的文化差异却很惊人。正因为如此，电子游戏《刺客信条》的历史顾问Flanders一直提醒编剧们把“cheers”（干杯）一词从剧本上删掉，她说：“20世纪才开始用这个词。”编剧们想知道，过去人们不说“干杯”，那说些什么？其实，在之前，人们觉得在喝酒前没有说什么的必要。而在历史学家Lawrence Samuel看来，忽视社会领域的进步，也是“未来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20世纪60年代有一部讲“未来办公室”的电影，作出了一些和现实类似的科技预测，例如传真机等。但是，此电影也有着明显的疏漏：办公室里没有女性的存在。同样的，20世纪50年代人们想象坐自动驾驶汽车的画面是：家人们在自动驾驶汽车上玩着棋盘游戏。如今，我们却怀疑自动驾驶汽车只会延长人们的工作时间。

为什么未来总和想的不一样？因为我们预想的只是新型科技，而不是现代文明。

（来源格言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