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优秀教师天水师院雒江生教授 | 成纪辑闻

成纪辑闻

◎雒江生

一、地理述略

今秦安县城北三十里的阳兀川金城里（本地方言读音为“来”，即“里”字），为古代成纪县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成纪县属汉天水郡，始建于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元鼎三年）。在未建县以前，于秦于汉，均属陇西郡。因其地正处于大陇山（也名关山）西北坡下的陇水（葫芦河）下游河谷地带，气候比较温和，宜于农业生产；且又正处在从关中越过大陇山通往河西走廊到西域的大道（即所谓的“丝绸之路”）上，所以在汉唐以前，其地显得非常重要。

春秋战国以前，大陇山以西（今陇南至陇西），为华夏民族（后为汉民族之主体）和西部少数民族（西戎）杂居地带。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秦王朝，最初就是在这一带发展强大起来的。关于这一史实，司马迁在《史记》的《秦本记》和《始皇本记》里都有记载，但含糊笼统，多有疑似之处，夏殷以前的记载，只能看作是一些传说。后代学者继续研究这一史实的不少，但于人事变迁与地理分野考证精核的，要首推近代学者王国维。王氏在《观堂集林·秦都邑考》中说：

“秦之祖先，起于戎狄。当殷之末，有中潏者，已居西垂。大骆、非子以后，始有世系可纪，事迹也较有据。大骆之起，远在陇西，非子邑秦，已稍近中国。庄公复得大骆故地，则又西徙。逮襄公伐戎至岐，文公始踰陇而居汧渭之会。其未踰陇以前，殆与诸戎无异”。

对于这一段历史，范文澜同志有更加精要的阐述。他说：

“（周）孝王封给养马人非子一小块土地，地名秦（甘肃清水县），在戎狄间。宜王封非子曾孙秦仲做大夫。秦仲攻西戎战死，子孙都专力攻戎，国势渐盛。秦仲孙襄公救幽王有功，平王避戎东迁洛邑，襄公派兵护送。平王封襄公做诸侯，逐步收复周失地，成为西方强国”。（《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三章）

把以上两段论述比勘研究，即可明白秦的祖先在创业阶段，是从非子以一个管理养马场的小官受封地于秦（今清水县秦亭公社），作为周王朝的附庸，为其守卫西疆大门“陇口”（大陇山故关峡），几代人对戎狄作战中发展强大起来的。而这发展强大之迹，又可从秦都邑的不断向东迁徒，即疆城东渐的遗址来考察。王氏在《秦都邑考》中又说：

“有周一代，秦之都邑分三处，与宗周、春秋、战国三期相当。曰西垂、曰犬邱、曰秦，其地皆在陇坻以西，此宗周之世秦之本国也。曰汧渭之会、曰平阳、曰雍，皆在汉右扶风界，此周室东迁秦得岐西地后之都邑也。曰泾阳、曰栎阳、曰咸阳，皆在泾渭下游，此战国以后秦东略时之都邑也。观其都邑，而其国势从可知矣。”

王氏用断代的观点来考察秦都邑的变迁与秦势力发展的内在联系，在历来众说纷纭的秦都邑位置的纠葛中，整理出了一条清晰可据的线索，这是用科学方法治史的结晶。但“西垂”“犬邱”是否一地之名，至今仍有争议。王氏认为“西垂”“犬邱”“秦”为宗周之世秦之本国，并说“西垂殆泛指西土，非一地之名”；“余疑犬邱西垂本一地，自庄公居犬邱号西垂大夫，后人因名西犬邱为西垂耳”。（《秦都邑考》）这都是说得很中肯的。

按《说文·土部》：“垂，远边也。”今通用“陲”。“西垂”，即西部边疆。周王朝以中原为国土之基本，所以把大陇山以西的边疆统称为“西垂”。

又按“犬”是对戎狄的侮称。“犬邱”即戎狄居住的黄土高原邱陵地，与“西垂”同地异名。因其地在大陇山以西，又名“西犬邱”，与“东犬邱”（大陇山以东戎狄居住地）相对而言。所以在西周时期以前，所谓“西垂”“犬邱”“西犬邱”，都泛指大陇山以西之地，并非一地之名；秦人占领经营的一部分，因其地包括在这一广泛的地区之内，所以仍依旧名，也叫“西垂”“犬邱”“西犬邱”，也非一具体地名。总之，王氏之说不可易。而近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的《西周时期全图》，却根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的说法，定“西垂”与“西犬邱”为一具体地名，位置在今天水县天水公社，这是没有可靠的历史根据的。因为在西周时期，秦的势力还比较弱小，还只能作为周王朝的附庸，依靠周王朝做后盾，依凭大陇山山口的险要为根据地，与比较强大的诸戎相对抗，所以它的势力范围不会是很大的。当时大陇山以西至朱圉山一段的渭河沿岸，被绵渚部族所占据。要从渭河至今天水县天水公社即史家所谓的“西犬邱”（西垂），中间又有嶓冢山隔阻，弱小的秦要越过诸戎把势力范围扩展到嶓冢山以南是不可能的。所以秦在西周时期的实际势力范围，说得具体些，可能只限于渭河以北，陇水以东的大陇山西北坡，即大陇山以西至成纪这一依山环水的地带，包括今清水县、张川县与秦安县葫芦河以东、天水县渭河以北的地方。而秦的势力范围扩展到嶓冢山以南，朱圉山以西，这只能到秦穆公称霸西戎以后才有可能，那已是公元前622年（秦穆公37年）以后的春秋时期了。

至于秦的祖先的封地与国号为什么要叫做“秦”？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今试释如下。

《说文·禾部》：“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益禾，从禾，舂省声。一曰：秦，禾名。，籒文秦，从秝。”按许慎以地名为第一义，以禾名为第二义，这是颠倒的。但因“地益禾”而地名叫“秦”，却是说得对的。今清水县、张川县、秦安县与天水县渭河以北仍宜于种谷子（《说文》：禾，嘉谷也），未变三千年以前的这一种植特点。而“秦”字甲骨文作。郭沫若同志说：“疑秦以束禾为其本义，字不从春省也。”（见所著《殷契粹编》1576片释文）郭老认定“字不从春省”，纠正了许慎之大错；但“疑秦以束禾为其本义”，则释义仍不确。其实从字形分析，“秦”的本义是丛生的谷子，“秝”象谷苗丛生形，象谷穗（因丛生密挤，故穗不下垂），象双手收获形。（按从“秦”得声之字，多有丛生漫衍义，如草丛生为蓁，木丛生为榛，水漫衍为溱等。）这种丛生的谷子，今农民叫“草谷“或“毛谷”。种植方法与用途是：撒谷下种，不事间苗除草，让其丛生，成熟后连草秆收割，喂养耕畜，是上等饲料。因专为饲草而种，因名“草谷”；又因密植如毛，又名“毛谷”。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的祖先非子是因在大陇山西北坡为周王朝养马，“马大藩息”有功被封于秦的。这马大繁殖兴旺的秘密是什么？从以上史事推断，就是他们已懂得种植“草谷”（秦）作为马的优等饲料了。这是我国农牧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今养马场种植的饲草虽然不一定是“草谷”，而多为大麦、青棵之类，但那密植丛生的种植方式，在三千年以前就有了。总之，秦的祖先是靠种植“秦”（草谷）而立国的，为了纪念创业根本，因国号为“秦”。

现在说成纪在古代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汉唐以前，以通商贸易为契机的中西交往，其交通干线（即所谓的“丝绸之路”）之一，是从今西安出发，沿渭水西行，至今宝鸡后，因大山所封，即折向北行，过岍山，到陇县，再向西通过大陇山山口（故关峡），进入今张川县与清水县交界地带。如无事不去秦州（天水），就从今秦安县陇城（汉陇县、唐陇城县）取捷道直达成纪，再西行十五里至马颊关，过关翻山进入甘谷县，沿渭水继续西行。这是古代中西交通的主要干线之一。写到这里，我们不难想象，古代要从关中越过大陇山，要走多少弯路。而今天要从关中越过大陇山，只要从宝鸡乘上西行的快车，在卧铺上睡一大觉，就会不知不觉已通过南北纵亘的“陇坻”（大陇山），而达西北重镇天水。岂知古代要从宝鸡到天水，须爬山绕道而行，没有六七天风尘仆仆的艰苦跋涉，是不能到达的。难怪唐朝大诗人杜甫，在“安史之乱”后从关中爬越大陇山故关峡避难秦州时，要发出“迟迥度陇怯，浩荡及关愁”的慨叹了！

二、神话传说

在中国古代神话史上值得大书的，莫过于伏羲、女娲的故事。据传说，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缔造者——始祖。而他们的故乡，据说就是古代的成纪。唐代史学家司马贞辑述的《三皇本纪》中说：

大皞庖牺（伏羲）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女娲氏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代宓牺立，号曰女希氏。无革造，惟作笙簧。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于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女娲氏没，神农氏作。”

这一段用封建正统观念写成的把神人格化的史传，虽然全面肯定了伏羲、女娲在中华民族开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但这实在是“真事隐去，假语村言”式的文艺塑造形象。它的价值，远不如散见于古籍中的富有历史意义的伏羲、女娲的真实形象。如果把人为地穿戴在伏羲、女娲身的冠冕衮服脱去，那剩下的就只是两条赤裸裸的蛇身人首的远古氏族图腾蛇。要了解这一历史真相，尽可以读一读闻一多先生的那篇体大思精的《伏羲考》。那征引材料之丰富，观察问题之敏锐，分析考证之精详，几乎令人目眩。不过在今天看来，这块“美玉”似乎还有必要再做些琢磨，使其更加完美。现在先把《伏羲考》的主题抄在下面，然后再作补充说明。

（一）“兄妹配偶是伏羲女娲传说的最基本的轮廓，而这轮廓在文献中早被拆毁，它的复原是靠新兴的考古学，尤其是人类学的努力才得完成的。”（《神话与诗·伏羲考》4—5页）

“其中心母题总是洪水来时，只兄妹（或姊弟）二人得救，后结为夫妇，遂为人类的始祖。”（《伏羲考》11—12页）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所以在故事中那意在证实血族纽带的人种来源——即造人传说，实是故事最基本的主题……”（《伏羲考》56页）

（二）“这神话不但是褒之二龙以及散见于古籍中的交龙，螣蛇，两头蛇等传说的共同来源，同时它也是那人首蛇身的二皇——伏羲女娲，和他们的化身——延倠或委蛇的来源。神话本身又是怎样来的呢？我们确信，它是荒古时代的图腾主义的遗迹。”（《伏羲考》25页）

（三）“总观以上各例，使我们想到伏羲女娲莫不就是葫芦的化身。或仿民间故事的术语说，一对葫芦精。于是我注意到伏羲女娲二名字的意义。我试探的结果，伏羲女娲果然就是葫芦。”

“然则伏羲与女娲，名虽有二，义实只一。二人本皆谓葫芦的化身，所不同者，仅性别而已。称其阴性的曰女娲，犹言…女伏羲也。”

“至于为什么以始祖为葫芦的化身，我想是因为瓜类多子，是子孙繁殖的最妙的象征，故所以相比拟。”（《伏羲考》59—61页）

闻先生的这些阐发，是前无古人的。他的功绩，在于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复原了伏羲、女娲的历史真面目。而我现在要做的补充，也只围绕着闻先生阐发的这些主题。

第一，闻先生大胆地肯定了“兄妹配偶”是伏羲女娲传说的最基本的轮廓，“血族纽带”：是造人故事的最基本的主题，这完全是对的。但是，这新兴人类学的最大发现之一——“兄妹配偶”，即“血族纽带”或“血族结婚”“血缘家庭”的完整的真实情形，闻先生却因历史环境的限制，没有全面揭示出来。我们知道，关于“血缘家庭”制度，经过摩尔根的考察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早已作为人类学公理公布于世了。我国新史学的集大成者郭沫若同志，在一九二九年写成的《甲骨文字研究》与一九三〇年写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两书中，就已把这一惊人的发现介绍给了我国学者。闻先生一九四二年写《伏羲考》，就是以这一思想作指导的。但当时生活在文禁很严的西南联大的闻先生，却在文字上不得不回避完整地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现在把这一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抄在下面，作为对伏羲女娲故事历史真相的完整说明。

“血缘家庭——这是家庭的第一个阶段。在这里，婚姻集团是按照辈数来划分的。在家庭范围的所有祖父和祖母，都互为夫妻；他们的子女，即父亲和母亲，也是如此；同样，后者的子女，构成第三个共同夫妻圈子。而他们的子女，即第一个集团的曾孙和曾孙女们，又构成第四个圈子。这样，这一家庭形式中，仅仅排斥了祖先和子孙之间、双亲和子女之间互为夫妻的权利和义务（用现代的说法）。同胞兄弟姊妹、从（表）兄弟姊妹、再从（表）兄弟姊妹和血统更远一些的从（表）兄弟姊妹，都互为兄弟姊妹，正因为如此，也一概互为夫妻。兄弟姊妹的关系，在家庭的这一阶段上，也包括相互的性交关系，并把这种关系看做自然而然的事。这种家庭的典型形式，应该是一对配偶的子孙中每一代都互为兄弟姊妹，正因为如此，也互为夫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1一32页）

享受着现代文明的人们，如果不用历史的眼光去看这一发生在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的事实，是绝对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情的。但是人类社会确实就是从这种低级阶段过来的。不仅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伏羲女娲们是“兄妹配偶”，生存到现代的哪个民族的祖先，都是经过这一阶段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嫌弃他们，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因为正是在那种“不文明”的会造成不良后代的血族配偶生活中，他们认识到必须改革“兄妹配偶”的婚姻制度，同时也创造了改革的办法，而把人类社会的家庭组织形式向高一级的“普那路亚家庭”阶段推进了，后又逐渐推进到一夫一妻制。

第二、闻先生认定蛇身人首的伏羲女娲是荒古时代的图腾，这无疑是对的。可以说，关于这一主题的考证阐发，是他的这篇长达四万多字的论文的最精采的部分。而我所要补充的，是伏羲女娲为什么产生在远隔中原的西北黄土高原上的成纪？在这里有没有伏羲女娲形象的遗迹？

据《水经注·渭水篇》记载：“瓦亭水又西南出显亲峡，石宕水注之，水出北山，山上有女娲祠，庖牺之后有帝女娲焉，与神农为三皇矣。”按瓦亭水即葫芦河，因发源于古代的瓦亭县，所以又名瓦亭水。显亲峡即成纪北七里的玉钟峡。石宕水出玉钟峡东北山的滴水岩，因水出岩穴宕石流下而得名。今水虽宕石如故，而女娲祠已荡然无存。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说明问题，因为这里的奇迹——白蛇蝙的白蛇——女娲的化身，直至最近还是存在的。这就是在玉钟峡的白蛇蝙，有一块大青石头，石面上天然镶着一条白石印子，约二尺长，形状极象一条爬行的蛇，头咀更为逼真，这就是当地有名的玉钟峡白蛇。民谣有：“行人从玉钟峡里过，不知道白蛇哪达卧？”《水经注》明确记载着这里有女娲祠，有祠就有神，可以断定，这神就是女娲的化身——青石面上的白蛇。其实这白蛇不仅是女娲的化身，也是伏羲的化身，因为他们的图腾形象都是蛇。况且天工难惬人意，不一定会像艺术家做绘画那样，在大青石面上镶绘出一对象征夫妇的人首蛇身石象的。以前闻一多先生写《伏羲考》，对这湮没在西北黄土高原的天然形象，只字未提，而引用的是武梁祠的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形象的壁画。这天然生成的镶石形象，与后人的艺术描绘相比，前者的价值当然更大些。现在我们可以肯定，伏羲女娲之所以生在成纪，就是这白蛇的缘故。而且这玉钟峡的名称，我怀疑原来可能本叫“玉龙峡”，与“白蛇蝙”是一地两名，两名同义，因“龙“与“钟”音近，被讹传为“玉钟峡”了。因为“玉”与“白（石）”同色，“龙”与“蛇”同物（我们的祖先把蛇也叫龙，现在许多地方仍叫小龙，蛇的名声不好，是后代人的看法），“峡”与“蝙”同义（两山夹水为峡；两山夹水，水急山陡为蝙），所以“玉龙”是白蛇之美称，“玉龙峡”是白蛇蝙之大名。可惜史无明文，难以相证！

传说中的女娲足迹

在写这篇文字前，我委托朋友把这白蛇形象拓印下来，想借此机会公布给学术界，作为研究伏羲女娲神话故事的参考。但这个愿望是永远不能实现了。我的朋友来信说：“关于白蛇蝙的白蛇，我到那里专门去了一趟，使人大失所望，……该处因修公路已炸成怪石嶙峋的悬崖。”所以对于这一很可宝贵的神话历史遗迹，我只能追记至此。

第三、闻先生在他的论文的第五部分，用民俗材料证明，在远古，葫芦因其避洪水救人的功能（今之救生圈），而演化出葫芦瓜再生人类的传说；又用词源资料证明伏羲女娲与“葫芦”同音，以及葫芦多子的生理特点，说明伏羲女娲即“葫芦”。这考证的过程是极谨严详密的，不必一一抄来。对此我要补充的有两点：一、关于伏羲女娲即“葫芦”的考证，闻先生对西南地区的材料考察特详，而对西北的材料，尤其对更能说明问题的成纪的现成材料没有注意到。这就是陇水又名“葫芦河”，根据“伏羲”即“葫芦”的考证结论，那“葫芦河”不就是“伏羲河”吗？河水而名“伏羲”，自然表示着纪念伏羲出生地的意义，这是很合理的。如果闻先生还健在，看到对他的考证结论增添这一条佳证，他是一定会含笑首肯的。二、闻先生说：“然则伏羲与女娲名虽有二，义实只一。二人本皆谓葫芦的化身，所不同者，仅性别而已。称其阴性的曰女娲，犹言……女伏羲也。”把草木瓜类分男女、雌雄、阴性阳性，这说法虽然听起来很新奇，但如果仔细研究起来，却也不是没有根据。对于这一问题，前人早有考察，考证具体详核的，要首推顾炎武。顾氏在《日知录》卷三十二《雌雄牝牡》条中，已证明古人把诸如“虹、风、干支、金、石、箭、草木、瓦”等都分雌雄。今人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第二册中说：“吾国旧说，于虹、雷、岁、月、草、木、金、石之类，皆分辨雌雄，……乃知《西游记》第三五回孙行者哄妖王谓葫芦一雌一雄，……虽捣鬼而非杜撰也。”（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865页）古人把草木瓜类分辨雌雄，这说明我国古代很早就开始研究植物生理了。

三、历史人物

汉唐以前，成纪杰出的人物中，武将以李广为代表，文学有李白，唐太宗李世民，则是少有的卓越政治家。

李广生于成纪，史家无异说，事迹行年，《史记》、《汉书》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以史汉两书本传推算，约生于公元前184年至前181年之间，卒于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元狩四年）。李广十八岁左右（公元前116年，汉文帝十四年）从军，在四十多年的军事生活中，与匈奴七十余战，以勇敢有谋略，威震边疆，赢得了“飞将军”的称号，是西汉著名战将。除了战功，李广又以廉洁爱人，受到部下和人民群众的爱戴。《史记·李将军列传》说：“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公元前119年，李广已六十多岁，仍坚请以“前将军”出征匈奴，保卫边疆。因大将军卫青的故意刁难，作战失利，李广怕卫青乘机打击报复，忧愤自杀。死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李广终身戎马生活，矢志保家卫国的精神，不仅受到当代人民的爱戴，也受到后代人民的敬仰。“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王昌龄《出塞》诗）历史上多少世代的人民，都希望有李广那样的“飞将军”，去守卫祖国的西部边疆。

李白（701—762）原籍成纪，经过郭沫若同志的考证，已经成为定论。下面是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新版的《旧唐书·李白传》的校勘记，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新唐书、李白传》作：（李白）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公元705年）遁还，客巴西。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土李公新墓碑文》谓其先陇西成纪人，隋末被窜于碎叶。李阳冰《草堂集序》所述大抵相同。据郭沫若同志《李白与杜甫》考证，李白原籍陇西成纪，隋末其先人迁居中亚碎叶（今巴尔哈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公元七〇一年他在那里出生。李白中年时曾在山东住过，故杜甫诗中有汝与山东李白好之句，元填《杜子美墓系铭》遂以李白为山东人，《旧唐书》沿袭了这一错误。”

《旧唐书》的粗制滥造，从李白籍贯的记载可见其一斑。（按《旧唐书》写成后，因错误很多，由欧阳修等再编写了《新唐书》。）关于李白的籍贯，李阳冰与范传正的记载，要算是第一手的材料。因为李阳冰是李白从叔，他在给李白诗文集《草堂集》作的序中明确写着李白是“陇西成纪人”，这必定是根据李白生前的自述记载的。而李白死后，范传正写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中说：“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牌。公之孙女搜于笼箧中，得公之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可见范传正所据的材料，是李白之子伯禽的亲笔手书。这两份材料，是李白原籍成纪的铁证。文史学家长期争论的李白籍贯问题，总算有了定论。

至于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用说的了。他被誉为“诗仙”，与“诗圣”杜甫齐名，同是中国古代诗坛的两颗明星。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李渊次子，据《新唐书·高祖本纪》记载，祖籍成纪。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开明皇帝，少有的卓越政治家。关于他的才能与政绩，世有公评，不必详论。这里想择其尤为卓越的几点，略作述评，以概其余。

第一、李世民能认识到创业难，守成也难，所以谨慎治国，休养生息，繁荣经济，发展文化，造成了“贞观之治”的强盛局面。他死以后，武则天等继续执行他的政策，使强盛局面持续了一百二十年左右（贞观元年至天宝元年）。从开国至亡国，前后二百八十多年。李世民的雄才大略，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哪一个有为君主相比，都是当之无愧的。如“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也是雄豪之主，但李世民的谨慎治国，与秦始皇的骄逸误国，统一大业只守成十五年相比，在历史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下面是李世民与大臣讨论守业问题的纪录，可见其远见卓识之一斑。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熟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观之，草创为难。魏征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贞观政要·君道第一》）

第二、李世民重用贤才，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贤才，所以有识有志之士，都能为国家竭立效劳。如魏征起初是帮助李建成出谋反对李世民的，但李世民杀李建成做皇帝后，不仅未杀魏征，反而倍加重用。魏征喜逢明主，忠诚奉国，做了李世民的第一号谋臣，被比作一面镜子。魏征死后，李世民亲临恸哭，自撰自书碑文，安排家属后事。后经常给臣下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联常保此三镜，以防已过。今魏征姐逝，遂亡一镜矣！因泣下久之。”（《贞观政要·任贤第三》）李世民的这种胸怀与作风，在封建社会的皇帝中是少有的。

第三、李世民能比较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统治集团内部出现的腐化势力是衰乱之根，并明确提出抑制，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贞观政要·君臣鉴戒第六》记载：“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司空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太宗曰：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咎于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藉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励子弟，使无想过，即国家之庆也。”

房玄龄注

李世民是一位封建社会的皇帝，他的思想意识当然是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但是在他身上表现出的以上优点，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四、方言小记

成纪为古代交通要冲，东来西往，四方杂集，南腔北调，殊语交际，所以民间语言，非纯粹本土方言。今择其要者，略作疏证，其所易晓，缺而不记。

第一、释名词

1.媳妇称婆婆为“阿家”。

按：“阿家”即“阿姑”，“家”是“姑”的音转假借字。《说文·女部》：“姑，夫母也，从女，古声。”这是“姑’，字的本义。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说：“古人读姑如家…，读鱼…收a者，魏晋以上之音。”（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这就是说，汉魏以前，凡“鱼”韵之字皆读“a”音，不读“u”音，这是一条音韵转化规律。举例来说，如东汉女文学家班昭，号曹大家，即曹大姑。不过这“姑”字的意义是“女老师”，是从“阿姑”引伸而来的。今通称父之姊妹为“姑”，与“阿姑”的本义全不同，这又是“阿姑”的假借义。（从段玉裁说，见《说文解字注》姑字条）。

2.兄弟之妻互相称“先后”。

按：《广雅·释亲》：“妯娌、娣姒，先后也。”颜师古注《汉书·郊祀志》：“古谓之娣姒，今关中俗呼为先后，吴楚俗呼之为妯娌。”都说得很清楚，尤其颜氏区别古今方域，有历史眼光。但这是汉唐以后的解释。如究本溯源，则“娣似”是上古通语，因与“妯娌”音相近，所以方言音转为“妯娌”，后代“妯娌”又由方言取得了通语的地位；而“先后”是比较后起的同义方言。《尔雅·释亲》说：“女子同出，谓先生为姒，后生为娣。”郭璞注：“同出，谓俱嫁事一夫。”姊妹同嫁给一夫，历史上有尧之二女娥皇女英俱嫁给舜的传说，而又有舜与其弟象共妻此二女的传说，郭沫若同志认为这是“彭那鲁亚”（今译“普那鲁亚”）的遗习。（参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可见“娣姒”之称是很古的。而《尔雅·释亲》又说：“长妇谓稚妇为娣妇，娣妇谓长妇为姒妇。”这里的“姒妇、娣妇”，显然已不是同胞姊妹，应是脱离“普那鲁亚”婚姻制度，进入一夫一妻制以后的称呼。今秦安等地称弟媳妇为“娣妇”，仍沿用着这一古称。而今通称兄妻为“嫂”，“嫂”当是后起字，与“姒”声近义通。古代称“姒”，后代称“嫂”，是一语之转。

3.鸡名称“喌喌”：音如“州”。

按：《说文》：“喌，呼鸡重言之，从吅州声，读若祝。”段玉裁注：“当云喌喌，呼鸡重言之也。浅人删之耳。…鸡声喌喌，故人效其声呼之。”后因效鸡声唤鸡“喌喌”，所以连鸡名也称“喌喌”。

4.称“牝猫”为“女猫”，“女”音如“米”。

按：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二：“山东、河北人谓牝猫为女猫。《隋书·外戚独孤随传》：“猫女可来，无往宫中。是隋时已有此语。”其实“女猫”即“牝猫”之声转。“牝”字得声于“匕”（音比），“匕”为“牝”之初文。（参看郭沫若同志《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姒》）秦安，天水读“女”音多如“米”，“匕”（牝）与“米”声近，故“牝猫”声转为“女猫”。今不知“女”为“牝”的声转字，而以为是男女字，失其本义了。

5.称“牝驴”为“草驴”。

按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二“今人谓牝驴为草驴。《北齐书·杨愔传》选人鲁漫汉，在元子总坊，骑秃尾草驴。是北齐时已有此语。”今推究名“草”之意，可能是根据牝驴的特点而言的。察母畜因生育哺乳有食草量比公畜大，肚皮大，而干活力气小的特点，所以牝驴叫“草驴”，牝马叫“草马”。今骂人曰“草包”，也是能吃不能干的意思。

6.晚饭叫“商餔”，吃晚饭叫“吃商餔”，“餔”读音如“务”。

按：孙星衍辑本《仓颉篇》卷中：“餔，夕食也，谓申时食也。”按照现在的计时法算，申时是下午三点至五点。古人可能常年每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九十点吃早饭，下午四五点吃晚饭，中午在田间千活不回家吃饭。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作息法（甘肃有些农村至今是如此）。后来群众感到常年这样作息不好，既不便于在中午天最热时能休息，又不能趁早晚天凉时多干活，所以就改为只在冬季和初春日短农闲时吃两顿饭，而春末至夏秋日长农忙季节，吃早午晚三顿饭，晚饭就叫“商餔”。考“商”谓“商星”，即“心宿”，也叫“大火星”。郝懿行《尔雅义疏》卷八：“火以三月始出，九月之昏始入，十月之昏则伏。”这说的是“商星”在一年之中出没活动的时间。农历三月至九月这多半年中，是农业生产最繁忙的季节，“商星”傍晚首先出现在天空，这时农民才收工回家吃晚饭。因“商星”出来才吃晚饭，所以把晚饭叫“商餔”。这是现在农村通行的作息法。

第二、释动词

7.谓折为“抈”音如“握”（wǒ）。

按：《说文·手部》：“抈，折也，从手，月声。”段氏注：“旧音云：音月，又五括切。”“五括切”即“握”音。《广雅·释沽》：“抈，折也。”王念孙《广雅疏证》：“《楚辞·九思》：车轨折兮马虺穨抈箭。轨与抈通。”因“轨折”与“虺穨”联绵对文，故王氏知“轨折”即“抈折”。今秦安等地把折断叫“轨折”，读音“wǒshé，可证王氏之说。

8.谓用软物扬起抽打为“”，音如“颗”。

按：《广雅·释沽》：“、击也。”王氏疏证：“卷二云：，椎也。椎与击同义。《说文》：，研治也。研治，犹言穷治，亦谓击问罪人也。”今秦安等地谓用鞭子、木条等软物扬起抽打为“”，谓用木棍、拳头等硬物击打为“捶”。“捶”或作“捶”，与“椎”声义并同。

胡缵宗像

9.谓夸夸其谈为“夸诧”，或重叠为“夸诧夸诧”。

按：“夸诧是叠韵联绵词，或作“过诧”。《方言》卷一：“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人语而过谓之遥。”戴震《方言疏证》：“《广韵》：述，过也，秦人呼过为遇也。”其实“通”与“过”字异体，“过”为“遇”的省文，与“夸”声近义通，《史记·司马相如传》正作“过诧”。赵岐《孟子·梁孝王章句》作“夸咤”。焦循《孟子正义》：“音义云：咤，丁丑嫁切，夸也。《玉篇》作诧。《史记·司马相如传》云：子虚过诧乌有先生。集解引郭璞云：夸也。《潜夫论·浮侈篇》云：骄侈僧主，转向夸诧。又《述赦篇》云：今恶人高会而夸诧。《后汉书·王符传注》云：诧，夸也。咤与诧通。咤，《说文》训叱怒，与夸连文。故亦为夸，夸亦垮也。”裴驱集解《司马相如传》，但释“诧”字，不释“过”字，其实“过诧”即“夸诧”，是联绵字，不得分释。

安维峻像

第三、释形容词

谓有智慧而狡黯为“鬼脉”，“脉”读音如“脉”；或为“虔”，读音如“奸”。按《方言》卷一“虔、儇，慧也。秦谓之懇，晋谓之倢，宋楚之间谓之捷，楚或谓之，自关而东赵魏之间谓之黯，或谓之鬼。（郭璞）注：言鬼衇也。”戴氏疏证：“鬼衇各本讹作鬼眎（视），衇俗作脉，因讹而为眎。后卷十内：衇，慧也。注云：今名黠为鬼衇。《广雅》：虔、谩、黠、衇、捷、鬼、慧也。义本此。“戴氏校“鬼眎”为“鬼衇”，今以秦安等地方言验证，至确。其实“鬼衇”即《方言》之“鬼”，也即《诗经·大雅·民劳》之“诡随”。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王氏怀祖曰：《大雅·民劳》篇：无纵诡随，以谨无良。诡，古读如果；随，古读如。毛传云：诡随，诡人之善，随人之恶者。按诡随叠韵字，不得分训。诡随，即无良者，盖谓诡诈欺谩之人也。按：王说至确。诡随即《方言》之鬼，毛传分训为二义，失之。”今按王氏怀祖（念孙）之说见其子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七。今以偷偷摸摸，不光明正大为“鬼祟”，实即《诗经·民劳》之“诡随”与《方言》之“鬼颇”、“鬼椭”的声转字。

第四、释虚词

11.发语先言“羌”，音如“臧”（zàng）；又为感叹词。

按：王逸《离骚章句》：“羌，楚人语词也。犹言卿何为也。”洪兴祖补注：“恙去羊切，楚人发语端也。《文选》注云：羌、乃也；一曰叹词也。”《广雅·释言》：“羌，乃也。”又云：“羌，卿也。”今按“卿”当作“庆”，“羌”与“庆”古书通用。张揖辑《广雅》，不加深考，沿袭王逸旧说，径以“卿”释“羌”，非是。今秦安方言“羌”除用作句首发语词外，又凡事物因不慎而败坏，则惊叹曰：“羌！”而通语则说：“糟！”“糟”当是“羌”的音转。

12.惊叹料想不到的变化日“夥颐”，读音如“果呀”，或为“歌呀”。

按：章太炎先生《新方言·释词》：“《说文》：地，黄恶惊词也，读若楚人名多移。《史记·陈涉世家》：移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服虔曰：惊而伟之，故称黔颐。其说是矣。又训移为多，则不知移为魁之假借也。今鄙人伟大其物犹叹日移颐。移者魁字，颐者余音。”古谓之“黔颐”，今秦安、天水音转为“果呀”，或为“歌呀”，而语则说“阿呀”，都是拟声叹词，一语之转。

第五、释鄙语

13.骂人可憎说“倯样子”，懒惰说“懒倯”，不开通说“淞”，没才能说“嚚倯”。

按：“倯”音“松”，“”音“猪”，“嚣”音”阴”。《方言》卷三：“庸谓之倯，转语也。”郭璞注：“倯犹保倯也，今陇右人名懒为倯，相容反。”又《方言》卷七：“倯，骂也。”郭注：“赢小可憎之名也。”今陕甘方言或以为“猪倯”，非其本义。又“嚚倯”亦作“嚚讼”。《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意思是尧要大臣推荐贤才重用，有一个叫放齐的推荐尧的儿子丹朱聪明有才智，尧听了很不以为然，说丹朱是个“嚚倯”——既没才能又不老实的人，这样的人还能重用吗？《尚书》的这段话说明尧是不任人唯亲的。

五营镇出土的铜镜

14.幼儿初学骂人曰“妈”，稍大骂人日“妈婢”，大人谩骂曰“你妈的屄”。

按：骂人而骂生殖器，殊为无义。其实“屄”是“婢”的传讹。《战国策·赵策》：（齐）威王勃然怒曰：叱磋！而母婢也！”考“而”与“尔”通，后代变为“你”；“母”与“马”古音相同，故“母”变为“马”，再变为“妈”。“而母婢也”，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你妈是奴婢”。可见这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阶级意识很浓的骂人话。今山东骂人日“你妈那个婢”，于本义尚未变。幼儿骂人，径称“妈婢”，语虽紧缩，但于本义也未变。而今西北许多地方讹变为“你妈的屄”，不仅语意愈变愈鄙，连句法结构也变了。对于这类骂人话，劝告今后不要用。至于初学说话的幼儿，因掌握的语言材料很少，只能模仿大人说一些极简单的语词，所以骂人日“妈”，是“妈婢”的再紧缩。《广雅·释话》：“马，骂也。”王氏疏证：“马，亦骂也，方俗语有轻重耳。”《广雅》记录的这句极简单的骂人话，可能就是根据幼儿的语言记录的。

15.称呆子（白痴）为“瓜子”。

按：关于“瓜子”的称号，顾颉刚先生在他的《史林杂识》中已有详细的考证，但释义不确。为了说明问题，先把顾先生的考证抄在下面，然后提出本人的看法。顾先生说：

“一九四八年，予在皋兰，九月五日游于西北师范学院，与其教授林冠一同志谈。师范学院由陕西城固迁来，冠一居城固久，为言洋县之北，秦岭之中，有民一族，一号曰‘瓜子’。其人甚诚悫，山居限于自给，多出外卖其身，作耕种、推磨诸事，极苦不辞。每有劳役，虽胼胝困顿，而操作终不辍。以其悫也，人谬溢之曰‘傻子’，而‘瓜子’之族号反隐。其人之所以傻者，大汉族主义压迫下之结果也。予闻之，跃而起曰：得之矣，是盖‘瓜州之戎’之裔也！洋县之北为太白山，即终南之最高峰，司马侯谓终南为九州之险，是其族当春秋时已有居于此者，倘以受秦人之迫逐，乃渡渭居南山以自隐耶？抑瓜州、陆浑诸地本在渭南，此固衍自当日孑遗之民耶？观司马侯所举六山，惟四岳在渭北，他皆在河、渭之南，则彼族自当以渭南为大本营，故秦人南行而逐，戎人东向而迁。其蔽于深山而体逃铁蹄者，是为今之瓜子。司马侯所言，不窗一部瓜州戎之迁徙史，惟次序稍为参差耳。予第二度游西北，获此新知，不特寻出一俗谚之原，且为我国民族史迹举一佳证。虽憾未亲接其人，亦未得其中间联系之史料，犹可谓不虚行已！”（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版《史林杂识·瓜州》51一53页）

读了这一段论述，对顾先生勤于探讨的治学精神深感敬佩。但于“瓜子”一事，顾先生根据林教授提供的材料，即断定“瓜子”是历史上的“瓜州之戎”的后裔，是少数民族，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

第一、在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春秋时期的“瓜州之戎”的后代，在两千多年中，是否能不受融合而生存到现在仍为少数民族，由于“未得其中间联系之史料”，所以顾先生的结论，只能算是一种推测，而不能看作是历史的必然。

第二、由于顾先生“未亲接其人”，所以未发现“瓜子”完全是地方病害者，而绝对不是由人种原因造成的。据生理卫生研究的结论说明，“瓜子”是“呆子病”（又名克汀病或呆小症）的后遗症者。“呆子病”的病理原因是，在有些山区，由于孕妇身体缺碘，引起甲状腺功能不足，影响胎儿发育，使胎儿甲状腺功能低下，智力发育不良，甚至成为“呆子”，即“瓜子”。这种病在世界上分布很广，我国西北、西南、东北、华北等地区发病较多。秦岭南坡和西北坡的陇南有些县，也是发病较多的地方。解放前，由于未采取治疗措施，所以一部分人变成了“瓜子”。本地人是这样，就是外地来的搬迁户，也会发病，生下的孩子也会是“瓜子”。所以民谚有“一代发（聪明，不蠢），二代瓜，三代四代连根拔”的可怕说法。（按我师彭铎先生给我说，此谚“发”字谓“聪明，即不蠢”。其说至确。考《诗经·长发》“元王桓发。”陆氏释文引《韩诗》云。“发，明也。”。又《论语·述而》：“不悱不发。”皇侃疏云：“发，发明也。”足证“发”有“聪明”义。今或相传以为“一代发（家）”、“一代发（病）”，均不确。）解放后人民政府非常关心山区人民，把防治“呆子病”作为地方病防治重点，采取食盐加碘的方法预防，效果很好。“瓜子”在逐渐减少，现在生下的孩子很少是“瓜子”的。所以“瓜子”与历史上的少数民族的“瓜州之戎”是两回事。事实上，多数“瓜子”是汉民族。

第三、“瓜子”既然不是“瓜州之戎”的后裔，那“瓜子”之名是怎么来的呢？

按“瓜子”即“蜗牛”。“娲”与“瓜”古书通用，“牛”古音如“疑”与“子”音近，同在古韵“之”部，故“蜗牛”传写为“瓜子”。（陈灸《释毛诗音》卷二《黍苗》篇释音：“牛，古音如疑，与哉韵，《绿衣》与鼒韵，哉鼒皆才声，音兹。《易·无妄》牛与灾韵，灾亦音兹也。”顾炎武《诗本音》卷七说同。）这是纯语源的根据。现在再寻事源，究竟为什么叫“瓜子”（蜗牛）？据马编《中华古今注》说：“蜗牛，陵螺也，形如螔蝓，壳如小螺，热则自悬叶下，野人为园舍如蜗牛，故曰蜗舍，亦曰蜗牛之子舍。”这里所谓的野人，即指山林中居住的“瓜子”。因他们搭盖的小茅屋扁园如“蜗牛”壳，名叫“蜗舍”或“蜗牛小舍”（“子舍”即“小舍”，从黄生《义府》说），所以把象“蜗牛”一样住在“蜗牛”壳式的小茅屋中的呆子，也叫做“蜗牛”（瓜子）。

总起来说，所谓“瓜子”，就是患“呆子病”变为“呆子”的人，因呆小软弱如“蜗牛”，愚憨诚悫如“蜗牛”，行动迟钝如“蜗牛”，又“蜗居”在小园茅屋中，所以给他们起了一个比拟性的又带有侮辱性的称号叫“蜗牛”；而“娲”与“瓜”古通用，“牛”与子”古同部音近，故“蜗牛”传写为“瓜子”。这就是“瓜子”之名的事源与语源的全部根据。

作者简介

雒江生：生于1938年，秦安县叶家堡人。1950年入小学，1954年入初中，1957年入高中，1960年考入甘肃师大（今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64年大学毕业，任教于天水师范学校，后任职于天水市教育局。1981年调入天水师专（今天水师范学院）中文系，先后讲授古代汉语、古典文学、训诂学、目录学等课程。曾任中文系主任、国学研究所所长、天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与音韵训诂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等职。一九九五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策划：党委宣传部

编辑：王宁

责编：张宇

编审：傅建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