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校名师】雒江生：读书治学忆往

雒江生

男，汉族，生于１９３８年，天水市秦安县人。１９６４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天水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国学研究所所长，西北师大中文系兼职教授，天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１９９５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其《论汉字声符削繁》、《释蓐食》、《陇南方言本字考》等，极能体现其研究功力与学术价值。《略论＜桃花源记＞与系诗的关系》一九八四年在古典文学研究权威学术刊物《文学遗产》发表。《秦国名考》在文史考证权威学术刊物《文史》第三十八辑发表。学术专著《诗经通诂》，对前人的《诗经》训诂作了总结与修正。这是近几十年来国内学者对《诗经》全书专从训诂作注的一部书，已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现在他正在撰写另一部学术专著《尚书校诂》。

读书治学忆往

雒江生

我已年过七旬，俗言至古稀之年。但今逢盛世，生活安定，衣食不愁，我只知埋头读书，潜心治学，而不知老之将至。回顾既往，虽于学无所大成，而有幸壮年得名师指点，读书治学之道略知一二。且性甘寂寞，不善交游，唯喜独坐书室，默读经典，辨讹证疑，务得新义，而快乐也在其中。

我于1938年生在甘肃省秦安县叶家堡村。幼年家贫不能上学，1950年十二岁始入小学。乃刻苦用功，用四年半学完六年课程，而以第一名毕业，1954年考入秦安中学。1956年秦安一中建成，我们全级转入一中。1957年初中毕业，因成绩优秀免试保送升入高中。1959年学校派我课余到一中附小教课并主持教务。附小即邢泉小学，环境幽雅，有果木成荫，花蔬成畦，院外即秦安名泉“可泉”，泉溪穿流学校庭院。院角另筑高台，上盖房舍，名为“高房”，有台阶上下，既是教员办公室，也是我的宿舍。放暑假我不回家，住守附小，专心读书。我从县新华书店买来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中下三册，日夜阅读。那详实的论述，流畅的语言，深深吸引着我。书中引诗词名篇甚多，夜阑人静，孤灯明月，溪声蛙声，我走下高房，漫步溪径，背诵名作。这是我喜爱中国古代文学之始。后又从上海邮购来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和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课余阅读这两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名著。这又是我喜爱中国语言学之始。初读这些学术名著，对我后来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国学”起了启蒙作用。

1960年高中毕业，考入甘肃师大（今西北师大）。先在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一年，第二年转入中文系。当时师大中文系名师荟萃，尤著者有音韵学名家赵荫棠先生，国学大师黄侃的弟子彭铎先生，古代汉语大师杨树达的弟子郭晋稀先生，文艺理论家陈涌先生等。首先指导我读“国学”名著的是梁启超先生的《清代学术概论》。上大学二年级时，我反复阅读梁先生这部书，对清代乾嘉学者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治学态度与学风深感兴趣，开始选读乾嘉学术名著与继承发扬乾嘉学风的现代国学大师名著。梁先生在《概论》中说：“以极严正之训诂家法贯穿群书而会其通者，则王引之《经传释词》最精凿。”但当时买不到《经传释词》这部书，我就借来一部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精装本抄录。除部分例证引文，其余都抄在一硬皮笔记本上，名曰《经传释词抄略》。如此抄写一遍，对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即有领悟。虽然我后来有了五种版本的《经传释词》，但这个抄本至今保存着。

1962年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第一、二分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彭铎先生即以此书为教本给我们讲授“古代汉语”课。彭铎先生在开讲时说：“我的老师黄季刚（侃）先生教育学生要读基本书，学习古代汉语要熟读《说文》、《尔雅》、《广韵》三部书，黄先生对这三部书最为精熟。”黄侃先生研读这三部书的学术风范，俱见近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黄侃手批说文解字》、《黄侃手批尔雅义疏》、《黄侃手批广韵》，那批语的精细深微，古今少见，堪称绝作。讲汉语文字形音义的书，许慎《说文解字》为形书之首，《尔雅》为义书之首，《广韵》为音书之首，是古代汉语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最重要的代表著作。只有熟读《说文》，才能由小篆向上识读战国文字、两周金文与殷商甲骨文字，向下考察由小篆到汉代隶书、魏晋以来楷书的演变，所以学习《说文》是通晓古今汉字结构流变的桥梁。《尔雅》是古代词义书鼻祖，只有熟读《尔雅》词义，才能够通读《尚书》、《诗经》一类古代经典，所以晋代郭璞作《尔雅注》的序中说：《尔雅》是《六经》（《五经》加已佚的《乐经》）之关键。《广韵》虽是隋唐以来著作，但保存古音古义甚多，因魏晋以前韵书俱亡，所以研究汉语古今变音，要以《广韵》为桥梁，上推汉魏音至先秦古音，下推唐宋元明以来今音。而且《广韵》也是重要的词义书，收字二万六千多，是《说文》九千多字的近三倍。著名文字训诂学家沈兼士教授，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曾用十年主编《广韵声系》一书，把所收文字以形声字声符为纲系联排列，以见其词义联系，对研究古汉语词义非常有用。此书现有中华书局重印本。而对阅读古书来说，《说文》、《尔雅》、《广韵》都是重要的词义书，因为阅读古书最要紧的是词义，如果不知道古诗文的词义，也就无法读懂其文意，所以彭铎先生给我说：“古代汉语学习的重点是词。”而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以“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为教学目的，把选文、常用词和古汉语通论三部分有机地结合编写，让学生通过学习文选范文掌握词义文法，增加感性认识；通过学习常用词掌握古代汉语重点词的各种词义与用法，既增加感性认识又增加理性认识；又通过学习通论掌握古代汉语基本知识以增加理性认识，这样就突出了词义教学而又不偏废理论教学，避免了前人把“古代汉语”课或讲成文言语法，或讲成文字音韵训诂，或讲成汉语史的教法。所以这是一部体例最完善的划时代的古代汉语教科书，我们有幸在名师指导下最先读此书。这部《古代汉语》全书四册，第一、二分册讲先秦汉语，第三、四分册讲汉魏至宋元汉语。从1963年春季到1964年我们毕业，彭铎先生用一年半三个学期讲完第一、二分册。当时第三分册刚见到书，第四分册尚未出版。彭先生在课程结束时说：“古代汉语学习的难点在先秦，学习先秦汉语打好基础，汉魏以后的就可以自学。”所以我在毕业以后就自学了第三、四分册。

在上大学三年级时，我感到要结合古代经典学习古代汉语与古代文学，《诗经》是最重要的一部书，不像《尚书》有那么复杂的真伪问题，所以准备读《诗经》全书。我请彭铎先生开《诗经》必读书目。彭先生开的书目是：《毛诗正义》，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诗集传》，宋朱熹集传；《诗毛氏传疏》，清陈奂撰；《毛诗后笺》，清胡承珙撰；《毛诗传笺通释》，清马瑞辰撰；《诗三家义集疏》，清王先谦撰。这些书我当时只有朱熹的《诗集传》，那还是上高中时买的。那时线装古书贱如废纸，我在县城旧书摊用一元钱买来线装书八册，其中朱熹《诗集传》四册，蔡沈《书集传》四册。所以我就从兰州古旧书店买来明崇祯年间毛氏汲古阁刻《十三经注疏》中的《毛诗注疏》（即《毛诗正义》），线装两函二十册，把课余的主要时间用来读这部书，直到第二年毕业前才读完。而同时向老师学习《诗经》研究方法，其中赵荫棠先生的《诗经》研究使我深受教益。赵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学从国学大师钱玄同先生学习音韵学，毕业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解放后到兰州西北师院（西北师大前身）任教。他的第一部音韵学名著《中原音韵研究》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6年重印修订本。1957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赵先生的第二部音韵学名著《等韵源流》。在完成出版这两部蜚声海内外的音韵学名著后，赵先生把研究重点转向了《诗经》。1963年赵先生给我们作了一次《诗经》研究的学术报告，专驳闻一多先生的《诗新台鸿字说》。《诗经·邶风·新台》一诗第三章的“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的“鸿”字，自汉代郑玄《毛诗笺》解释为鸟名，历代学者从之不疑。而至1935年闻一多先生在《清华学报》发表《诗新台鸿字说》一文，考证出“鸿”为“苦蠪”之合音，“苦蠪”即蛤蟆，否定鸿为鸟名之说。此说颇为新颖，影响很大，学者从之，几成定论。而赵先生反复论证，驳闻说之非，维护鸿为鸟名之说，有理有据。这对学习研究《诗经》很有启发，说明在学术研究上，对古人之说是者要维护，对今人新说非者不盲从。所以后来我在写《诗经通诂》时就没有采用闻先生的新说，而且注明“其说虽新，但未必诗义”。赵荫棠先生的这篇学术报告稿，十多年后经整理以《邶风·新台简释》为题发表在《甘肃师大学报》1980年第一期。

我上大学时中文系不开“目录学”课，而我最喜欢读目录学著作，这也是受老师指点。彭铎先生在授课时说：“目录学是指导读书治学的一门课程，1958年调整课程，取消了中文系的目录学课，学生就不知道怎样读书了。”清代学者治学最重视目录学。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而章学诚在《校雠通义自序》中把目录学的功用概括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都强调说明目录学是指导学术入门，考辨学术源流的一门学科。我首先购读的一部目录学名著是清代纪昀（纪晓岚）主编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点校平装本上下册）。当年鲁迅先生在给好友许寿棠先生长子许世瑛考上清华大学中文系所开的十二部应读古书名单中就有这部书，而且特为注明：“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见许寿棠《亡友鲁迅印象记》）清代乾隆年间编辑《四库全书》，由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也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介每部所收书与存目书（未收入书）的内容，是一部二百卷的中国文化学术史巨著。但卷帙浩繁，非初学者所适用，所以纪昀又主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删繁就简，且不录存目书评介，故篇幅仅为原书十分之一，是一部适合初学者阅读的目录学著作。我在读这部书的基础上，进而购读古今目录学名著与学术史名著。后来在我书桌常备翻检的两部书，一部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另一部则是最切合实用的《书目答问补正》，张之洞原著，范希曾补正，都是中华书局影印本。

传统的目录学也称校雠学，校雠即校勘之意，是根据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雠古书，订正文字，编定篇目之学而名校雠学。所以目录学本来就是校读古书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发展至清代乾嘉时期达到极致，王念孙著《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其子王引之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用校勘方法解读了许多古书疑难。后学继承发扬王氏父子学术学风，晚清学者俞樾著《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孙诒让著《名原》、《古籀拾遗》、《札迻》，民国学者黄侃先生校读《白文十三经》、《昭明文选》与前述《说文》、《尔雅》、《广韵》三书，都充分运用了校勘方法。彭铎先生早年在前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师从黄侃先生。他遵循师法，校读汉代王符的《潜夫论》，在清代汪继培《潜夫论笺》的基础上，校订文字训诂而成《潜夫论笺校正》一书。此书于1962年定稿送中华书局出版，但因“文革”于1979年出版，即受到中外学者好评。著名学者唐长孺，王仲荦、张舜徽先生及美国的一些汉学家都说，《校正》是近年来中国古籍整理方面卓有成就的著作之一。中华书局即决定收入本局出版的《新编诸子集成》丛书重印。彭先生在教学中坚持用这一方法指导学生提高阅读古书能力。当他的名作《古籍校读法》一文于1961年11月18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就给我们中文系的学生作专场学术报告，详细讲解这种校读古书的有效方法。后来彭先生又扩充内容，写成论文《古籍校读与语法学习》，在《中国语文》1979年第五期发表。当然通过学习“目录学”要达到校读古书，还要有一定的古代汉语基础，但学习“目录学”起码能学到一些选读好书的知识。彭铎先生给我说：“读书要读精校本。民国年间渭南严氏在成都校刻《音韵学丛书》，是由赵少咸先生一个字一个字校对的，所以错误很少。”赵少咸先生是著名的汉语音韵学家，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文革”前写成《广韵疏证》与《<经典释文>集说附笺》两部巨著，各三百万字，已誊清即将出版，而遭“文革”浩劫，今仅存残搞。赵先生之子赵吕甫是四川南充师院历史系教授，著《史通新校注》与《云南志校释》（《云南志》即唐代樊绰所著《蛮书》），两书都详备。赵先生之孙赵振铎是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任《汉语大字典》常务副主编，三代皆学者。严氏《音韵学丛书》汇刻宋、明、清代音韵学名著，其中包括顾炎武《音学五书》、江有诰《音学十书》等大著作。这部丛书校刻精美，有195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影印线装本。我后来给中文系学生开选修课“目录学”，也是本着起码让学生具有选读精校善本好书的知识，然后进入校读古书的学术研究领域。

我在上大学时即喜逛书店，选购名著，也是受老师熏陶。老师中郭晋稀先生富于藏书。郭先生青年时代在湖南大学从杨树达、曾运乾先生学习文字音韵训诂，是杨、曾两位古汉语学大师入室弟子。郭先生准备撰写《说文解字集注》，所以广购图书。他的名著《声类疏证》一书，是对清代大学者钱大昕《声类》一书的详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而郭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早已闻名于世。1963年出版《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因很有特色而风行海内外。后又注译全书成《文心雕龙注译》，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几部《文心雕龙》著名注本之一。中华书局出版曾运乾先生《音韵学讲义》，由郭先生整理编校并写《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杨树达文集》，其中有两部由郭先生编校并写《校后记》。1963年郭先生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课。一个星期一早上八点钟来授课，一上讲台还未开讲就高兴地给我们说：“昨天进城在古旧书店买到了一部程瑶田的《通艺录》，实在太好了，太难得了。”老师那种买到好书的喜悦之情感动着我们学生。程瑶田是清代乾嘉考证学派的著名学者。他的著作集名《通艺录》，“通艺”即通经之意，是一部考证解释古代经书的名著。《通艺录》中的《考工创物小记》、《九谷考》等学术著作，除了征引古代文献，还参考地下出土文物与田野实际调查材料写成。如对戟的形制考证就参考了出土文物。而对黍、稷区别的考证是结合古代文献记载与田间地头实际考察并通过向老农请教才得到确解，为学者所信服。郭沫若先生推崇程瑶田是近代考古学的开山。王国维先生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据地下出土新材料与纸上文献结合研究古史的方法，实是对程瑶田治学方法的继承发展。《通艺录》一书很难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曾据《安徽丛书》本影印一版，但印数很少。黄山书社点校本的《程瑶田全集》精装三卷本已预告多年，想也应即将出版面世。

而赵荫棠先生辛勤买书的情景也使我感动。赵先生在《等韵源流新序》中记述他在北京任教时买书的情景说：“原来我的书分三个系统，即《诗经》参考资料，《楚辞》参考资料与文字声韵参考资料。在搜集的过程中，是费了许多劳力与精神的。在旧序上说：‘在买书方面，我常常去琉璃厂与隆福寺各旧书店找寻，又要从北新桥徒步走到崇文门，或者从宣武门徒步走到护国寺及后门，所有沿街的小书摊都被我翻查到了。’这是当时的实写。”我上大学时常去兰州古旧书店，后来参加工作，凡去兰州也必至古旧书店，书店经理特许我入库挑书。晚清大学者俞樾的全集《春在堂全书》，浙江图书馆校刊的章太炎先生著作集《章氏丛书》，临啸阁原版的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以及徐锴《说文系传》，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王引之《经义述闻》，严可均《说文校议》、《说文声类》，庄述祖《说文古籀疏证》，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孙诒让《名原》、《古籀拾遗》，陈澧《切韵考》、《东塾读书记》，《史记》等前四史，丁福保汇编四十家诗文集的《汉魏六朝名家集》，阮元与王先谦先后汇编清人解经名著四百种的正续《清经解》等线装书，都购自兰州古旧书店。我从上大学到后来工作，与兰州古旧书店有二十多年的交谊。而近二十年主要从北京买书。我去北京出差查阅资料，为便于看书买书，就住在琉璃厂。中国书店读者服务部的负责同志给其他同志说：“这位先生每年来买书，凡库存有的就找给他。”所以总是满载而归。除了选购新印文史古籍，也注意搜购绝版书。如在琉璃厂中国书店买到章太炎先生作序的胡以鲁《国语学草创》，朱师辙《商君书解诂定本》，王泗原《离骚语文疏解》，在隆福寺中国书店买到黄节《魏武帝魏文帝诗注》，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书摊买到赵荫棠先生《中原音韵研究》，都是绝版半个世纪的书。我一直想读赵先生这部书而苦于无书，所以一旦买到欣喜非常，特在书后题记说：“甲申仲夏，余游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于书摊购得赵荫棠憩之先生《中原音韵研究》一书，因欣喜而志之，雒江生。”潘家园旧货市场的书报市场书摊约有几百家，常能见到绝版好书，所以我去北京必至潘家园。

我在大学毕业后的十几年中，仍以读书打基础为主，不敢轻写文章，这也是遵守师训。彭铎先生在授课时说：“黄侃先生当年告诫学生，五十岁以前不要着急发表论著，学问还未成熟，功力不足，会被人笑话。”我铭记在心。196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天水师范任教，按规定有一年的农村劳动实习锻炼，我就背着一部线装十六册的段氏《说文解字注》到了农村。每天四点多起床，孤灯寒窗，用心阅读，直至上工时分，晚饭以后又读到深夜，一年之内把《说文解字注》细心通读了一遍。1966年夏季“文革”开始，学校停课，我就闭门点读郝懿行《尔雅义疏》与陈奂《诗毛氏传疏》。后又通读王念孙《广雅疏证》与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等，钻研文字训诂，为进入学术研究打基础。1978年我四十岁，写成《论汉字声符削繁》一文，全文九千字，运用汉字结构理论评议当时公布的第二批简化汉字。文章寄呈彭铎先生审阅，彭先生来信肯定此文说：“胜义纷论。”文章于1979年在《甘肃师大学报》第二期发表。此文发表二十年后，国内几家学术团体进行论文评奖，此文被评为一等奖或特等奖。2004年人民日报社选编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理论文选，此文以“立意新颖独到，具有较高的指导和参考价值”选入《盛世中华·理论动态篇》一书出版发行。1984年写成《释蓐食》一文，综合使用古今文、古方言、古文献材料，比较互证，抽绎考释了《左传》、《史记》、《汉书》等古书所用“蓐食”一词本义，对自汉代以来直至清代训诂名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训诂成说提出来修正意见。文章寄呈彭铎先生审阅，彭铎先生来信说：“足发千古之疑。”此文于1985年在《语文研究》第三期发表。在此同时写成一篇研究古代文学的文章《略论<桃花源记>与系诗的关系》，在《文学遗产》1984年第四期发表。此文论证陶渊明《桃花源记》与后记的一首诗本非一文，而是后人误合。中文系几位同仁看了文章说：“考证结论正确，可为定论。”我晋升副教授主要送审的论文是这篇文章。省教育厅高评会学科组评议时，西北师院中文系著名教授郑文先生说：“我研究魏晋文学，每读到《桃花源记》总感到有些问题，这篇文章把问题说清楚了。”而《秦国名考》一文的研究写作历时十年，三易其稿。最初是在1981年天水师专《教学研究》（《天水师专学报》前身）创刊号发表的《成纪辑闻》一文中，从甲骨文金文字形结构、古代汉语同源字以及古方言、古史地理等方面，考证“秦”字本义为古代养马的饲料“谷草”，也名“毛谷”，秦人祖先因种“草谷”为周王朝养马受封而立国，故国号为“秦”。此说一出，天水一位研究地方史的同志托人向我要去一份《教学研究》，把“秦”字本义为“草谷”或“毛谷”的说法引入几年以后出版的《天水史话》而未注明出处。后又经数年研究，写成一篇八千字的单篇文章，题为《释秦——西周国名考之一》，于1987年在《天水师专学报》第一期发表。当时西北师院中文系著名教授李鼎文先生来学校，看到了这篇文章。李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去看望李先生，李先生勉励我说；“《释秦》是篇好文章。”后来又经过两年研究考证，于1989年写成一万五千字的长文，改题为《秦国名考》，寄给中华书局《文史》编辑室。中华书局决定在《文史》第三十八辑发表。文章校对时我在中华书局见到《文史》的责任编辑汪圣铎先生，汪先生对我说；“你的文章我们送到外边去审查，专家对你的文章很感兴趣。”此文综合使用甲骨文、金文与古史材料，不仅考证了“秦”国名的由来，实际也考证了“周”、“齐”、“晋”等西周国名的由来。其立意是中国社会至西周时期，由于农业的长足发展，以农立国，以农为本的重农思想占统治地位，立国称名就多用“禾”类字，所以“周”、“齐”、“晋”、“秦”国名都用“禾”类字。我晋升教授主要送审这篇文章。学校人事处送到西北师大，师大送郭晋稀先生审查，郭先生在鉴定评语中说：“这是用自己的独创写成的长篇巨制。”

我从上大学时即已用心读《诗经》重要注本，后来又长期钻研《说文》、《尔雅》、《广雅》等文字训诂著作，为准备写一部《诗经》训诂注本努力打基础。从1986年至1996年用十年撰写成《诗经通诂》，全稿六十多万字，意在为大学文史学科的学生提供一部《诗经》训诂读本。此书于1998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2000年重印，获甘肃省教育厅高校社科成果一等奖。而近十年来我把主要精力用于撰写《尚书校诂》。王国维先生说：“古经多难读而《尚书》为最。”（《尚书覈诂序》）我明明知道《尚书》很难读，而又偏偏选了《尚书校诂》这个研究课题，就是表明在学术研究上我要知难而进。经过长时间艰苦磨研，终成五十多万字的书稿。我在《尚书校诂自序》的开头说：“《尚书》为中国最古之史书经典，是夏商周三代统治制度史之概要。”前一句不需要说明，后一句应该说明一下。《尚书》中的名篇，如《禹贡》记我国最早的政治区划与田赋经济制度及水陆交通枢纽，《盘庚》记商王盘庚以迁都图谋发展的政治动员报告，《洪范》记治国思想大法，《康诰》记执政尚德慎刑，《酒诰》记执政改造恶俗，《梓材》记执政治民良策，《无逸》记执政防腐、居安思危，《立政》记周代官制与机构设置，《顾命》记周初礼制，《吕刑》记最早刑法，《秦誓》记执政用人之道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国家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历史文献，所以《尚书》是《五经》中写成最早而又最重要的一部经典。现在《尚书校诂》即将出版，而《尔雅正诂》也已开始撰写，力争三年左右写成五十多万字的书稿，以完成我原计划的《尚书校诂》、《诗经通诂》、《尔雅正诂》经书训诂注本三书。我名其书室为“诂经室”，今自题诂经室云：“继昼夜读五十年，文字训诂勤钻研；嗜书如命满三屋，皓首穷经乐其间。”

来源：公众号「天水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冯小强

邓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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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编辑：刘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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