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苑讲坛 ｜ 田澍 孙文婷：概念史视野下的“丝绸之路”

【内容摘要】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是对中西贸易史认识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李希霍芬选择了中西贸易中最具特色的“丝绸”为中国通往西方或西方通往中国的道路命名，正式提出了“丝绸之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该词迅速传播，其内涵不断被丰富，其意义不断被深化。而中国学者对“丝绸之路”概念的接受，则意味着该词被世界所普遍认可。

【关键词】赛里斯 丝绸 李希霍芬 丝绸之路 中西交通

“丝绸之路”是十九世纪晚期才出现的一个词汇。自张骞“凿空”以来，人们对中国与西域交往的通道就有各种各样的称呼，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自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首次将连接中国与河中以及印度的贸易之路称为“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以来，该词迅速传播，不断完善，最终取代各类称呼而被普遍接受。李希霍芬从众多贸易物品中选择“丝绸”作为命名的核心要素，反映了他能够继承西方重视中国丝绸的传统和前人研究的成果，在19世纪终于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

一、赛里斯与通往中国之路

在古代中西贸易中，丝绸是重要的物品之一，“游牧部落极为看重这种丝织品，因为它质地好、分量轻，铺床做衣都用得上。丝绸同样是一种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它作为“一种奢侈品的同时，还成为一种国际货币”，具有特殊的影响力。“丝绸之路”的提出并不是突兀的，而是丝绸的特殊影响力和西方学者长期研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西方正是通过“赛里斯”来关注和认识中国的。

古代西方世界对通往“赛里斯国之路”的追寻

“赛里斯”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作家克泰夏斯（Ctesias）的作品中，而西方人第一次见到中国丝绸是在公元前53年的卡莱之战。正是这次战斗中，罗马人见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丝绸军旗。以此为开端，西方古籍中开始出现有关赛里斯织物的记载。当时的西方人认为赛里斯织物是产自树上的羊毛。直到公元六世纪，西方人才弄清了丝与蚕的关系。正如杨共乐所言，西方人大约用了六百年的时间彻底弄清了丝与蚕的关系，对丝和丝织品才有了正确的认识。

在古代西方，人们主要围绕“通往赛里斯国之路”来认识中西交通的。如1世纪末由古希腊佚名商人所写的《厄立特里亚航行记》（又译名《红海环航记》），是较早的将中西交通与丝绸贸易相结合的著作。2世纪，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所著《地理志》中，明确描述了通往赛里斯国的具体道路，并且标注了赛里斯国的详细位置。托勒密根据古希腊地理学家马利奴斯的记载，即用丝绸贸易描述中西交通：这条道路，是西方商人为了贩运丝绸为目的，从幼发拉底河渡口出发，向东前往赛里斯国的一条商路。这条商路途径一个叫石塔的中转站，最终到达赛里斯国都城赛拉（Sera，洛阳）。6世纪，古希腊作家科斯马斯在其著《世界基督教风土志》中进一步对中国的位置进行了详述，并且描述了丝绸之国到波斯的道路，可以分别取道陆路和海陆。

欧洲对中国的向往及对“通往中国之路”的描述

9世纪，波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道里邦国志》中对丝绸之路西段的道路走向进行了描述。到了13世纪，世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将中国描述为地域广袤、物产丰殷的富饶之地，无疑更加激发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向往。西班牙的犹太艺术家亚伯拉罕.克里斯奎于1375年绘制的《加泰罗尼亚地图集》，描绘了一支沿着连接中国和波斯的丝绸之路旅行的骆驼商队。航海家哥伦布正是由于受到《马可波罗游记》以及《加泰罗尼亚地图集》的影响，踏上了寻找游记中的东方帝国之路。1615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进一步证实了欧洲人所说的“支那”（Sina）以及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Cathay）就是指中国。1866年，英国地理学家、东方学家亨利·玉尔在其著作《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中世纪关于中国的记录汇编》中站在欧洲的角度首次明确提出了“通往中国之路”的概念。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从对赛里斯织物的探索到对赛里斯国的追寻，自古以来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探索从未停止过，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认知的不断深入，通往中国之路越发清晰地展现在西方世界面前。特别是亨利·玉尔明确提出的“通往中国之路”观点，为尔后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李希霍芬正式提出“丝绸之路”

与马利奴斯、托勒密和亨利·玉尔等早期研究赛里斯之路的学者最大的不同点是，李希霍芬氏是较早亲自到中国进行考察的著名西方学者。在1861年和1868年，李希霍芬先后两次到中国进行考察，特别是第二次来中国的考察，历时四年，在参考大量中外文献的基础上，制定了详细的研究方向和工作方法，设计了7条考察路线。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做研究的成果》一书中，李希霍芬根据亨利·玉尔《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一书，再次讨论了马利奴斯记录的“赛里斯之路”，并两次提到“马利奴斯的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 des Marinus），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使用Seidenstrasse一词，他还在此基础上绘制了历史上第一幅“丝绸之路地图”。从“丝绸之路”一词出现的具体语境中可知，该词源于马利奴斯的“赛里斯之路”。这样，李希霍芬就历史性地完成了由“赛里斯之路”到“丝绸之路”的转化

丝绸贸易并非李希霍芬关注的重点

就汉代张骞凿空西域而言，当时汉武帝的初衷是通过张骞的出使，联合月氏沟通西域各国，夹击匈奴，巩固汉朝的西北边疆安全。所以说，汉王朝开辟“丝绸之路”本意是要建立一条政治意义上的“外交之路”，而其中的经济、文化交流只是随之产生的“副产品”。在《中国》一书中，李希霍芬对丝绸贸易的叙述极少，不到一页的篇幅，大多篇幅用来记载黄金，宝石和香料贸易。由此可见，丝绸贸易并非李希霍芬关注的重点。美国学者米华健指出，欧亚跨大陆交流——这一现象被概括为“丝绸之路”一词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丝绸贸易本身，“丝绸之路”一词所指的不仅仅是中国和罗马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丝绸贸易，而是指通过贸易、外交、征战、迁徙和朝圣加强了非洲——欧亚大陆融合的各种物品和思想的交流，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则是意外收获，在时间上始自新石器时期，一直延续到现代。武士、传教士、游牧民、密使和工匠都和商人一样，为这一持续的碰撞交流做出了贡献，这种交流在帝国和宗教统一的时期愈加兴盛。

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是地理学背景下的“中国与中亚的沟通之路”

李希霍芬作为一名地理学家，“在涉及中国领土的各方面情报时，其地理学的学科背景及思维方式始终贯穿他对中国的研究。”刘东生认为李希霍芬正是以地理学为视角，按空间和时间变化的序列，从中西方交流之路的自然环境及其变化入手，讨论了人与环境的关系之后，将以上所述综合起来，最终把东部的和西部的交通与交流之路称为“丝绸之路”。从李希霍芬的学科背景及其学术观点出发，他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以及他对此所做的研究，都是基于地理学和地质学的综合研究。因此，李希霍芬提出的这个概念并不是强调丝绸贸易的交流，而是出于一个地理学家对道路的探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将“丝绸之路”理解为“中国与中亚的沟通之路”更加符合他的本义。

虽然李希霍芬已经认识到广义的“中国与中亚的沟通之路”不仅仅是一条路，而是多条路构成的一张网，这其中不仅仅包括陆路，还应有海陆可沟通中国和西方世界，但就“丝绸之路”这一具体的概念而言，他仅仅将其限定在这些众多道路中的核心通道之上，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在时间上，李希霍芬根据《史记》中汉武帝于公元前138-115年间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之史实，为这条道路加以具体的时间限定，即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在空间上，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将其范围划定在中国与中亚，充分意识到了该段在东西方商品贸易核心通道的作用和地位。这一认识与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上通过的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遗产线路基本吻合，可以说是对丝绸之路这一黄金路段的再次肯定，自然也是对李希霍芬学术贡献的充分尊重。

总之，“丝绸之路”一词最终由李希霍芬提出并不奇怪，是丝绸对西方长久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必然反映。李希霍芬明确肯定了汉代凿通“丝绸之路”的开创性贡献，也充分认识到中国到中亚之路在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所起的关键通道作用。对李希霍芬的这一特殊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尊重和积极的肯定。后人对于这一概念的不断丰富，也都是围绕着李希霍芬的核心思想来展开的。即使在今天，西方历史学家与李希霍芬的认识一样，对汉代开通丝绸之路之功给予充分的肯定，并一再凸显这一历史之举。如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认为：汉帝国“首先夺取河西走廊，控制农业富庶的西域地区，接着经过近十年的多次征战（结束于公元前119年），将游牧部落赶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河西走廊通向西部的帕米尔高原，高原以西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国为一条横跨大陆的交流通道打开了大门——‘丝绸之路’就此诞生。”

三、赫尔曼等人对“丝绸之路”内涵的再丰富

在李希霍芬之后，“丝绸之路”一词得以迅速传播，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对相关问题的考察和探究热潮，使该词在空间、时间和内涵等方面得以不断丰富，由狭义逐渐走向广义，由两汉逐渐走向中西交流的全时段。

赫尔曼的贡献

1910年，德国的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赫尔曼（Albert Herrmann）在所著《汉代绢缯贸易路考》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李希霍芬创造的“丝绸之路”一词，他明确指出：“‘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是由李希霍芬首次使用的，确切地说，即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阿姆河和锡尔河畔的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道路。我们应将这条路向西延伸到叙利亚，因为虽然叙利亚在这条路上与这个东方大国从来没有直接联系，但是我们从前面赫尔斯夏德的研究中可以得知，叙利亚就算不是中国丝绸最大的销售地区，但也是较大销售地区之一，而叙利亚主要就是通过中亚和伊朗的这条道路获得丝绸的。”

由此可见，同样是以两汉时期的贸易之路为研究对象，与李希霍芬不同的是，赫尔曼的研究着重考察丝绸贸易，对“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补充也是以丝绸贸易所能到达之地进行探讨的，自此 “丝绸之路”从李希霍芬的本义逐步发展到了丝绸贸易之路的含义。

斯文赫定的贡献

如果说是李希霍芬创造了“丝绸之路”之名的话，那么赫尔曼则赋予了其魂，而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Sven Hdhin）则将神形合一，为“丝绸之路”插上了翅膀。斯文赫定对“丝绸之路”做了重新界定：在时间上取消了李希霍芬主张的时代限定，不再特指汉代；在意义上赋予了“丝绸之路”广义的文化阐释。他认为“丝绸之路”是穿越整个旧世界的最长的路，是连接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1936年，斯文赫定在瑞典出版了《丝绸之路》，用李希霍芬创造的新词作为书名，具有特殊作用和意义，对传播“丝绸之路”做出了极大贡献。该书一经出版，便在西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先后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文字而广泛流传。与此同时，被斯文赫定所阐释的更为广义的“丝绸之路”的概念也随之进入了大众视野。当时，《泰晤士报》认为“丝绸之路”是“从中国边境到欧洲的诸多道路。”

斯坦因等人的贡献

同样是来中国进行科学考察，与斯文赫定出于对中国的钟情和向往不同的是，另两位丝绸之路考古先驱英国人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和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出于盗取文物的目的，分别于1900年至1931年、1906年至1908年，对中国进行考察期间掠夺大量中国文物运往国外。在对其窃取中国文物行径谴责的同时，人们对他们发展与传播“丝绸之路”所作的贡献也给予充分的肯定。随着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从罗布泊沙漠到敦煌》和伯希和所著《交广印度两道考》等书的出版，使学术界对丝绸之路发展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中国文明西传史日益重视，也促使了“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更进一步的传播。1942年，法国科学院院士、东方学家格鲁塞（ReneGrousset）在其著《中国史》第四版中增设“丝绸之路”专章，意味着“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已被学界逐步认同并开始广泛使用。

从李希霍芬到赫尔曼再到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与格鲁塞等，可以清晰地发现，“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之所以被大众接受，并流传下来，且不被其他概念代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与社会发展、时代变迁共同前行的概念，其内涵的不断丰富与演变也正是中国与西方世界不断沟通和全球一体化过程的真实写照。西方学者以丝绸为中西交通命名，充分反映了以丝绸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巨大影响，同时说明他们对以丝绸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充分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抓住了中西交通中最有代表性的元素，为东西方学者共同认知丝绸之路找到了最大公约数。

四、中国对“丝绸之路”的认知与接受

与西方“丝绸——丝国——通往丝国之路”的研究路径不同的是，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就中国人而言，并不存在那层神秘的面纱，因此研究路径是以中西交通道路为重点来展开的，故称呼五花八门，难以形成共识。

古代文献和20世纪50年代之前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称呼

自两汉以来，中国史籍对“丝绸之路”的称呼就多种多样，从未形成统一的称呼。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虽然研究中西交通史方面的成果日益增多，但极少使用“丝绸之路”一词。当时学者大都以“中西交通”、“通往西域的商路”，“东西商路”，“中国——罗马商路”等词来称呼，指向性不明，内容宽泛，实为中外关系史。如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所依据的还是亨利·玉尔的《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一书，即好望角航路发现以前中西交通状况的综述。与李希霍芬不同的是，向达的重点在于探索中西交通的政治背景及文化交流。向达的另外一部著作——《中西交通史》也是以中国民族西来说作为开篇，站在文化的角度上讨论中西交通史的。又如郑寿麟在《中西文化之关系》中，第四章作为全书的重点，在中国民族与文化由来问题中提到了李希霍芬的观点即中国文化外来说，并做了否定。1954年方豪出版了《中西交通史》，该书被誉为中国学界第一部对中西交通史进行全面论述的学术专著。该书同样以“中西文化关系”作为第一章，并对“中国人种西来说”大力抨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就在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中国学界关注的是文化交流的内容，并反对中国文化外来说。在这一背景下，“丝绸之路”不可能被中国学者轻易接受。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逐渐采用“丝绸之路”的概念

随着中国文化外来说被逐渐否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逐渐使用“丝道”或“丝路”，并零星地采用“丝绸之路”一词。如1955年季羡林使用“丝道”一词。次年，齐思和在《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中介绍了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以后，说“此东西通商大道，号称‘丝路’”。陈竺同在《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介绍汉代通往西域的陆路时，称南道为“丝路”，北道为“毛皮路”。1962年，蔡英在《世界知识》杂志上发表《友好邻邦阿富汗》一文，开始使用“丝绸之路”全称概念。1963年夏鼐所撰《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织锦和刺绣》一文并附有“丝路”地图。1964年的《世界知识》杂志上，世明又使用了“丝绸之路”这一名词。197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是较早以“丝绸之路”为名的专门著作。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丝绸之路”概念被中国学术界完全接受

中国学者完全接受“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并逐渐形成了“丝绸之路”的研究高潮。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丝绸之路”的认识主要依据李希霍芬等人所主张的陆路交通为核心来展开。如1980年《新疆史学》杂志第一期以“丝绸之路”为主题发布丝绸之路专辑；1980年，陈振江在《丝绸之路》中谈到“近几十年来，在东起长安，西至地中海东岸的广大地区，陆续发现了大批我国古代的丝织物。这不仅反映了东西商路的繁荣景象，而且说明，把这条陆路交通要道称之为丝绸之路，是十分明确的。”1980年，郭嗣汾在台北锦绣出版社出版的《千里丝路》中认为：“长安通向西方的‘丝路’”，从地理上来讲“则为由长安至我国西陲的葱岭，也就是今日的帕米尔高原”。1981年杨建新、芦苇在《丝绸之路》一书的前言里写到：“编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为读者粗略地介绍丝绸之路这条古代中外陆路通道的开辟、发展和变化；介绍古代中国与中亚、欧地区，以及中国内地和边疆通过丝绸之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来往和交流。”1981年，成一、赵昌春等人在《丝绸之路漫记》中指出：“这条总长七千多公里的古代东西方交通干道及其支路，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前十五世纪海陆运输蓬勃发展时止，曾经把古老的黄河流域文化、恒河流域文化，以及著名的古希腊文化和波斯文化联结起来。”1983年，武伯纶在《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中谈到：“丝绸之路是从汉、唐时代中国的都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开始，经过中亚、南亚、西南亚各地，又联结了欧洲、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陆路交通线的总称。”1988年，杨建新、芦苇在《丝绸之路》再版序言中指出：“近若干年来，又有不少学者研究认为，古代中国的丝绸不仅通过陆路远运亚欧，而且还通过海上交通远运各地，所以又把从中国东南沿海到日本、东南亚和南亚等地的海上航线，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这个看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海上航运确实是中外之间丝绸等商品贸易，以及中外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为此，本书专门用一章的篇幅介绍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情况。但是就‘丝绸之路’一词传统的、公认的含义来说，仍主要是指古代从中国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联结非洲、欧洲的古代陆路交通线，以及通过这条线路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学者在认识“丝绸之路”时，经历了从独重陆路到陆路、海陆并重的转变过程。

从词条的设置变化看“丝绸之路”概念的接受史

中国学术界对“丝绸之路”一词的认知过程还可以通过《辞海》对该词由无到有、由片面到比较全面解释来做进一步的说明。1936年版的《辞海》中没有收录“丝绸之路”一词。在1963年版中，开始出现“丝路”一词直到1979年，《辞海》修订时删除了“丝路”，正式采用“丝绸之路”一词，并言：“丝绸之路”亦称“丝路”。但该版只是将“丝路”改称“丝绸之路”，其词意基本上抄录了原“丝路”的内容。1989年版《辞海》对“丝绸之路”的释义与1979年版一致，未做改动。1999年修订时，才第一次指明李希霍芬是该词的最初使用者，并大幅度修改了“丝绸之路”一词的内容，明确了丝绸之路包括陆上、海上两类以及草原之路、绿洲之路和海上丝路三大干线。至此，《辞海》对“丝绸之路”做到了相对客观和全面的诠释，说明学界对“丝绸之路”的认识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从1999年版《辞海》对“丝绸之路”的释义中可以看出，此时对“丝绸之路”的认识已臻于完善。同时借助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考察”十年规划与活动，该词“从书斋走向大众”，“变得家喻户晓，知名度大为提高。”

在半个多世纪中，“丝绸之路”一词在中国由零星的使用到最终取代所有称呼，成为各界通用名词，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巨大变化。其中既包括改革开放的兼容并包，又包括学术研究的理性自信。只有当中国全面接受了“丝绸之路”一词，就标志着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被世界普遍认可。

综上所述，“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从诞生到不断演变，是用“丝绸”一词来高度概括这条商路上所发生的一切中西方物质文化乃至精神文化的交流，中国自始至终在这条商道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丝绸”将中国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丝绸之路”一词的形成过程中，“丝绸”属于中国，但“丝绸之路”属于世界。“丝绸之路”一词的迅速传播并被世界普遍接受，就在于她能准确地表达通过中亚、西亚、印度、北非将中国和欧洲连接的这一历史通道。“丝绸”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她像一条丝带，将沿途的人民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她像一条彩虹，架起了中西方交流的桥梁。不论学者如何认识“丝绸之路”的终点，但作为起点的中国都是没有异议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丝绸之路”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也早已超出了李希霍芬、赫尔曼、斯文赫定等人对“丝绸之路”的理解。目前中国对“丝绸之路”的认知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二十一世纪“丝绸之路”的中国表达，是中国对“丝绸之路”认识的超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丝绸之路精神的发扬光大。

田澍（1964—），甘肃通渭人，历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史研究。

孙文婷（1987—），女，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播。

来源：《新华文摘》2018年09期

责编：宋嫣然 孙 心

编辑：费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