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师魂丨胡德海教授再谈“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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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师魂丨胡德海教授再谈“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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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什么是儒家传统修养问题的学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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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海,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学术顾问,甘肃省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胡德海先生一生潜心学术,专心育人,93岁高龄依然著书立说,再谈“修养”,为教师“立业”树立了典范。

修养

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说,在悠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据主体地位,具有主导作用。而修养理念在儒家学说中又具有核心地位。修养,从教育理论上来分析,实为一种自我教育,即指人的学习、求知活动是以学习者为主体主动地进行的。通过对传统文化、儒家学说、修养、自我教育四者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作系统的梳理与解读,从学理上,修养即指人们在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过程中,鉴于自身在道德、知识、技艺等方面实际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为提高自身在真、善、美、德、智、体、知、情、意、行等方面的精神文化素养所自觉付出的努力活动和过程,以及通过这种努力和过程在自身业已取得的积极成果。传统修养思想在我国历史上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影响深广,是其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赖以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的结果。

“修养”,即古人所称的修身。它和修己、克己、成己等词的含义是一样的。它原本是一个传统的概念,确切地说,是先秦儒家学说所主张的一种思想理念,限于伦理道德的范畴。

先秦儒家传统修养理念,集中反映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根本要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不仅源远流长,影响深广,而且其本身就具有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其思想理念涉及我国古代哲学、伦理、文化、教育等诸多人文社会学术领域。几千年来,它与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及整个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密切相关。它的理论与实践不仅为历代知识分子所熟知和广为应用,并有其深刻的思想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值得人们把它作为一项专门课题来研究和认识。

“修养”一词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具有广泛性,它可以应用到思想、政治、道德、知识、技艺等各方面。它不光指道德品质,还包括一个人在待人、接物、处世过程中所显现的风度、仪表、言行、举止等方面的文化内涵。在今天,它由于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和使用,而有了与往昔相比更为丰富的内容和崭新的含义。

正因为传统修养在现实生活中一贯具有重要意义,笔者欲对其从学理上作较为系统、完整的梳理、解读和深究已非一日,因虑及这必然是篇涉及面极广的大文章,操作起来费时费力,难度之大不难想见,故不无踌躇与迁延。之所以终有此项课题,既是一种知难而进,勉力为之之举,又是长期以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藏之内心的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和占主体地位的儒家思想文化由衷敬仰和热爱之情使然。幸学界方家硕彦有以鉴之并教正焉。

这里所说的“学理”二字,主要是指哲学和教育学方面的学术理念,其意就是要从哲学和教育学的角度来对流传于中国历史上数千年之久的传统修养理念作大致的梳理与解读,以使其更显系统、完整和清晰。

一、“修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概念

“修养”是一种传统文化,并非来自外国,而是中国的土特产。在中国,它是悠久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传统概念,并且是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所反映的是先秦儒家有关道德思想的根本主张。这是我们对什么是修养问题所作的第一个回答。

在这里,我们不妨首先探讨、了解一下“传统”是什么。

“传统”二字,简言之,就是过去流传到现在的东西。历史是一条长河,是一个不断纵向发展的过程。传统就流动于人们生活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历史过程之中。传统在时间上当然是和过去相联系的,但它并不等于过去,它虽然产生于过去,但必然是仍然影响甚至决定着今天生活的东西。这种东西,既可能是行为准则、思维方式,也可能是价值取向等,因为任何人都不是从零开始,都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活的。正如黑格尔所说,“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

“传统”从其内容和性质上来看是人类文化的积聚,人类精神所创造的每一种文化成果都积聚在传统之中。而文化的流变有如一江春水,总是处在不断的吸收、融合、变化、发展之中,不可能停止或中断。必须懂得,传统并非只有守旧性质,它和创新不是对立的。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一个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的过程。每一种创新都以传统为根基,而每一种创新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都将会构成传统的组成部分。因此,传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如果我们把文化看成一个系统,那么,可以说传统与现实同在。古人的智慧对现代人类活动依然产生着影响,具有指导作用。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绚丽的传统文明之一,其思想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影响至今。

所以,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生命史上具有相对恒定的文化特质。其内在结构和深层因素是不会发生根本变化的。它是一种肇始于过去,融通到现在,直达于未来的价值趋势和观念之流。新旧交融性是其第一个特点,相对稳定性是其第二个特点。它能超越朝代的更迭与学派的争论而长久延续,不随时光流逝而被历史所淘汰。广泛的社会性是其第三个特点,伦理的认可性是其第四个特点。

但是,对20世纪和21世纪的中国来说,人们谈到的传统文化,主要还是对今天在中国客观存在着的一种外来文化即西学而言的。正因为此时的中国有了西学,才出现了与之相对称的中学,中学也就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精神文化和学术文化。所以,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今天,人们说到传统也就有原有、固有的意思,而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成为中国原有的、固有的文化了。

我们固然不能说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没有受到过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在19世纪之前,主导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本土的固有的民族文化,这是可以断言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西学东渐,封闭的国门被打开,情况就不同了,西方文化自此不断从欧美传入中国。在20世纪的百年里,显然其中有20多年中国坚拒西方文化的流入,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但从总体上看,欧风美雨袭来,以致外来的西方文化充斥中国社会,到底已成现实。所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我们讲文化,必须承认不仅存在着原来就有的,由中国人自己所创造的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也大量存在着一种原来中国社会所没有的,并非由中国人所创造的外来文化。所以,在20世纪后人们的观念里,所谓传统文化首先是相对此时中国社会中所出现和存在的这种外来文化而言的。否则,如果此时的中国社会也和19世纪之前那样,只存在单一的本土文化,也就不会有什么传统不传统,传统文化和非传统文化这样的话语出现了。

总之,所谓传统文化,在当今中国,是相对于外来的西方文化而言的。而从根本上来说,它是指几千年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由中国人所创造并广泛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一种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存在,亦即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儒家在中华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了解儒家便无法了解中华文化,无法了解中华文化的特质、优点及其局限。

正像西方思想文化的源头是希腊一样,在先秦儒家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文明,发端于尧、舜时期。孔子以为,中国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化文明的内容,大都可以从尧、舜那里找到源头。《中庸》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两句话来概括孔子思想的渊源是十分恰当的。

而中国从尧舜时代开始的古代文化文明,是一种以人生道德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伦理型文化。这个特点在《尚书》一书中就有清楚明白的表现。《尚书·尧典》中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尚书·舜典》中的“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和《尚书·太甲下》中的“德惟治,否德乱”等反映的就是这种以人性为基础,以人生道德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伦理精神。而中国古代文化文明主要体现在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之中。“六经”之名,始见于《庄子》,是指总结古代文化遗产的六种经典著作(后来《乐经》散佚,只剩下五经)。六经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丰碑,全面反映了上古时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科技生产各方面的情况,代表了当时世界文化的最先进水平。

《汉书·艺文志》说儒者“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孔子以前,中国文化已经有两三千年的漫长历史。韩非说:“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韩非子·显学》)孔子的工作正是对于尧舜以来夏商周三代文化积累重要的总结。这具体表现在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最高成就六经的整理工作上。

孔子崇敬六经,对六经相当精通,并用以授徒。六经中的不少内容,也是儒家思想文化的直接来源。《诗经》这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就是由孔子删定的。其中《烝民》一诗中所说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意思是人人生来不是有罪而是有德,人人具有朴素的好德之心,应发扬好德之心,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这首西周时代的古诗和之后孔子的仁德思想一致,应视为儒家伦理思想的渊源。

春秋(前770-前476)及战国(前475-前221)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时期学术思想上的发达,主要表现为“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局面。

先秦百家,扼要而归纳之,实为两大派。一派是法先王的,如儒、道、墨等;一派是法后王的,法家以外,还有兵家、纵横家。法后王的学派,是一种适应于战时体制的学术。作为对比,法先王的学派则是从夏、商、周三代和平时期历史条件下概括出来的学术。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智慧与激情四射,群贤毕至,佳构迭出,魅力闪烁,百家争鸣,互为对峙,互为呼应,自由发挥,又互为吸收,为中国文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尽管这个时期多是冲突、动荡的乱世,然理论之繁茂和学术之昌盛,典型实在,令人着迷。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在商周时代,到了春秋战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已经奠定下来,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较早地摆脱了“神”的统治,脱去“神”的痕迹,表现出浓重的人文气息。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国人较早地把眼光从“神本”转移到“人本”上来。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当我们沿着大河溯流而上,追寻源头时,就会发现那里原来是质朴无华的远古暨三代。自这源头开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大河一路“纳西川于巨流”,形成气势磅礴、一泻千里的壮阔景象。

儒家最主要的特色是:传统主义、文化主义、教养主义、人本主义和主仁爱。儒家也反聚敛,反苛政。由于儒家是从整理三代历史出发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的(道、墨诸家近于儒家)。所以,若是就君权制约与自由议政的思想素材而言,儒、道、墨诸家才是不折不扣的改革派,它们其实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未来学,所以天下统一后,儒学昌盛并非偶然。

儒学是古老的,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一,几千年来都是支撑中国人的主流思想,是人类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又是年轻的,它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现实意义,在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文明交往的过程中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营养。儒家思想自孔子创立以后,主要朝着两个方面发展。一个是孟子的“反求诸已”,一个是荀子的“以礼显仁”。汉以后到宋明时期,孟子思想的传承成为儒学发展的主流。“反求诸已”从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整个儒学,因而,孟学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儒学的代名词。

孟子自幼受儒家思想的熏习,对儒家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又“私淑孔门后学”,以继承和光大儒学为毕生追求,形成了以“民本”“仁政”“王道”和“性善论”为主要内容的孟子学说,为儒家学说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孟子学说在儒家学说的传承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它与孔子学说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儒家学说的基础——孔孟之道,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孟子有渊博的知识和很高的道德修养,在中国学术史上影响至深。他的思想对中国哲学政治教育思想的发展、民族道德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之后,对发展儒家思想贡献最大的是孟子。孟子的基本主张是“仁义内在,性由心显”,特别注重心的作用。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内容和根本性质问题,梁启超曾有“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体,旨在内足以修养而外足以经世,应该说这是对儒学的核心精神极其准确和十分妥帖的概括。

“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它由两个命题组成:一是“内圣之学”,主要是指个体的道德和学问修养;二是“外王之道”,主要指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治理国家的规范。它实际上是历代儒家的“治世”主张。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外王之道”,把个人品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统一起来,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以“德”治天下,是道德介入政治,并为政治服务,成为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德治”观念即以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并建立起一个人们普遍遵守的,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规范的理想社会。

其实,由“内圣”以至于“外王”的思想,儒家创始人孔子在《论语》一书中早就提到了。孔子曾说,他对人最感忧虑的,就在于“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论语·述而》)。他认为,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不仅应当“修己以敬”,即修养好自己的品质,严肃认真地对待一切事物,而且应当“修己以安人”,以至于“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即养成高尚的道德品质之后,还必须使他人、使百姓得到安全和安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正是“内圣外王”之道的真谛。他的“修己”是起点,做的是“内圣”的功夫。“安人”“安百姓”是理想的实现,完成的是“外王”事业。“修己”的含义与“克己”“成己”相同。“以安人”“以安百姓”可以说是儒家“外王”思想的初始。后来,《大学》所说的“治国平天下”是对上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一致与和谐,是孔子理想人格的最高层面。由内圣通向外王,是内圣的延伸,这是儒家学问的基本纲领。内圣外王是孔孟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他们作为这一理想人格的开辟者,对内圣外王之间的不同,尚欠清楚明晰的认识,往往以为随着内圣之学的实现,外王的社会政治事功也就自然跟着实现,对内圣外王之学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是《礼记·大学》。《大学》的三纲领与八条目,对先秦儒家而言,代表着内圣外王之学的阶段性总结,而对宋明理学而言,又构成新的起点。 儒家道德修养文化,最终具体地反映在《大学》之中,节录如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面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大学》经一章的文字,朱熹认定: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后的传十章,则为曾子之意,而由其门人记之(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共1751字。 这是一段总结性的文字,对于修身的目的、意义以及达成方式等问题做了概括性的阐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九个字充分说明了修身的重要意义:只有修好了身,成为“内圣”,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理想。这也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 孔孟认为,人生的辉煌和价值取决于个体的主观努力,更取决于人自身的修养与教育,修养与教育本身是人的价值的体现,它是伴随人生的。人首先要意识到自己与禽兽的区别,人为万物之灵,五行之秀,人在世界上最伟大、最崇高,人是世界的中心,社会的主体,人有自己的自立、自尊和自重的人生准则,原因在于人有仁义、道义。 自孔孟以来,“为己之学”确以“制心”为第一要务。宋明理学,无论程、朱、陆、王,莫不以此为要旨。“为己之学”是传统儒家思想的精粹。孔子之学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呢?现代儒学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曾说他到晚年才体悟到,原来是“为己之学”。 不仅是儒家,在先秦时代,号称百家的诸子争鸣,除法家外,其余墨、道二家代表人物,对于人类社会的道德都持积极的肯定态度,对人的道德修养也都具有共识,他们也都主张和倡导人应有道德修养。

在先秦曾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代表人物墨子,曾著有《修身》《习染》等文,专门谈论道德修养的问题。他说:“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他说:“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则愠。”(《墨子·贵义》)他还说:“谮慝之言,无入之耳;批扞之声,无出之口”,“所令:非身弗行”,即自己知道不对的不要去做。此外,他还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提倡勤劳和节俭,反对“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提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

老子的《道德经》是道家主要经典,认为“重积德,则无不克”,“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蜂虿虺蛇弗蛰,猛兽不据,攫鸟弗搏”。老子很强调“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他还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以上这些都足以说明修养是一种传统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不仅反映了儒家有关道德思想的根本主张,也反映了先秦时代墨道各家的共识。

“修身”的原义大概是指身体的外在修饰,如衣服冠履之类。中国古代有“礼”的传统,古人行礼时是很讲究的。今存《仪礼》一书所收“士冠礼”“士相见礼”等篇,都对“士”的外在修饰有很详细的规定。“礼坏乐崩”后,各派思想家都对“礼”的传统加以改造,其结果是使原来讲身体外表修饰的“礼”变成了精神上的修养。前引孔子、墨子、老子三家的话,显然都是精神上的状态——“家”“义”“德”。不但如此,孔子的“修己以敬”和墨子的“修其身”,又同是以“君子”为对象。“君子”在孔、墨时代则是以“士”为主体。这不是说“士”以外的人完全不需要修养,荀子便说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荀子·君道》)。《大学》也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但是先秦诸家论精神修养,特别是以知识人为对象,则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在今天来说,修养对一个知识人,特别是教师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就是毋庸置疑的了。

二、“修养”是一种自我教育

“修养”作为一种教育思想,从教育理论上来讲,是一种自我教育。这是我们对什么是修养问题所作的另一个回答,也是本文对什么是儒家传统修养问题所作的教育学解读。

笔者以为,现代儒学著名学者徐复观说他到晚年才体悟到,孔子之学最核心的部分原来是“为己之学”,这个见解是十分准确且深刻的。儒家修养理论在道德实践上要求自律,在求学、求知、技术、文化上主张自求自得,具有“为已之学”的根本特点。什么叫“为己”,简单地讲就是一切求之于自身。一个人有没有道德,有多高的品行操守,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决定,一个人有没有知识文化、技术技艺,有多高的知识、文化水平,也要靠自己去求去得,才有结果。所谓“为己之学”,所持有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主张。既然如此,它作为一种教育思想或者从理论上来说,成为一种自我教育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所谓自我教育,是指人的学习、求知活动,是以学习者为主体主动地进行的。尽管教育和自我教育这两者在实践上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但自我教育和以外因为主的教育活动在理论上是有区别的。

在教育理论上,教育和自我教育是一对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并列概念,其共同的上位概念是文化和知识、技艺、思想、理念等。教育和自我教育都是人类文化的传承手段,它们的共同点就在这里。但二者又都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而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具体来说,教育的根本特点在其文化、传递、继承过程中的师授性、他控性;而自我教育与此不同,其根本特点是对知识、技艺、思想、理论等精神文化的继承吸收的自控性与自授性。前者从社会整体出发,后者则从社会个体着眼。对人接受知识、文化来说,前者具有被动性,后者则有主动性;前者以外因为主,后者则是以自取、自求、自助的内因为主。

人非生而知之,这一特点决定了任何人都要接受一定的教育,否则他就不能成人,不能成为生活中合格的一员,也决定了人类社会不能没有教育。然而,由于人的境遇不同,接受他人的教育的时间和层次都会不同,有的人能有条件在学校接受很好的教育,使得自己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但也有人无此条件,是靠自己努力学习,取得学业上、技艺上的成就,而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的。这些自学成才者就是靠自我教育的结果。著名历史学家钱穆仅小学毕业,没有上过中学、大学,但他后来成为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的教授,这完全是靠他努力学习,不断进行自我教育得来的。著名文学家沈从文仅是初中毕业,他后来之所以成为著名文学家和西南联大的教授,同样是自我教育的结果。

沃特·斯科特爵士曾说:“每个人教育的精华部分,就是他自己教给自己的东西。”本杰明·布隆迪爵士回忆起这句名言,也常常庆幸自己进行过系统的自学。而这一名言其实适用于每一个在文、理科或艺术领域内的成就卓著者。一般来讲,学校里获取的教育仅仅是一个开端,其价值主要在训练思维并使其适应以后的学习和应用。别人传授给我们的知识远不如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坚韧所得的知识深刻久远。靠劳动得来的知识将成为一笔完全属于自己的财富。它活泼生动、持久不息、永驻心田,是仅靠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教诲所无法企及的。这种自学当然需要才能,但更能培养才能。一个问题的有效解决有助于探索其他问题的答案,这样,知识也就转化成为才能。无须设备、无须老师,自己积极的努力学习就是唯一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孔子、孟子也是接受他人教育很少的人,他们都是自学成才者。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个“学”,不是在学校读书求学,而主要是自学,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入太庙,每事问”。孔子学无常师,到处访求名师指点,“问礼于老子,习乐于师襄”。他的学问精神是很感人的。他不认为自己是个圣人,但他自认是个“诲人不倦”“学而不厌”的人。孔子不仅刻苦自学,而且懂得怎样去学,“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些他都努力做到了,他的渊博的学问和深邃的思想学说都是自求、自得、自学的结果。

这种情况说明,在人类社会中既有教育这种传承人类文化的手段,也有自我教育这种手段。二者缺一不可,并且都是客观存在着的,人们是不应对之视而不见、置身于其中而不顾的,必须在教育理论上予以肯定和作出充分的说明。

根据以上内容,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在教育学史上,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教育观: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教育观,而且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教育家:主张由外而内和主张由内而外的教育家。

教育学史上,表现为由外而内的教育观,把教育比作制造物品的过程,有“铸人”之意,instruction一词其意与此一致。instruction一词词头的in有“注人”(instill)的意思,再从此意出发,在教育理论上,又自然产生“教师本位”或“教师中心”的教育思想。

由内而外的教育观,把教育比作植树种地,有“树人”之意,education一词其意与此一致。education的第一个字母e有“引出”(elicit)的意思。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思想反映的就是这种教育观。在苏格拉底看来,人是有思想的。知识是一种“自我认识”。他采用问答法(谈话法)进行教学,其意是让学生自己去寻找答案。所以苏格拉底的教学原则是“教师的暗示”和学生的“自助”。夺美纽斯在《大数学论》中讲得更加生动形象,他把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作为一条原则提出来。他说:“凡是强迫孩子去学习功课的人,他们只是给孩子们很大的害处,因为他们能够期望着什么呢?假如一个人胃口不好,却又被迫吃食物,结果便是疾病与呕吐而已,至少也会不消化,不痛快。反之,假如一个人饿了,急于要吃食物,他就立刻可以把食物加以消化,容易把它变成血肉。”夸美纽斯在这里十分强调教师要注意学生的求知欲望和热情,由此到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的“展开说”“形成说”,并发展到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

这种情况不仅在西方出现,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有各执一端的类似表现,其中可以以荀子和孟子二人作为代表。荀子提出了性恶论,他认为人生来本性是恶的,人之所以为善全靠后天努力。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在人性中生来就有“好利”“好声色”等不好的情欲。他明确指出天性是天生的本质。他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明》)由此,荀子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认为人与禽兽的分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不取决于天生本性,而取决于人的学习和教育。他说:“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荀子·劝学》)他甚至认为人的贵贱、智慧和贫富之分都取决于教育。“我欲见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荀子·儒教》)由此,荀子特别重视教师的地位与作用。

和荀子相反,孟子是个非常重视学习和自我教育的教育家。孟子是一位“性善论”者,他认为人性生来就是善的,人生来就有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仁、义、礼、智等道德都是人原有的本性。他由此得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结论。孟子从性善论出发,论证了教育在人性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既然生来就有仁、义、礼、智各种善端,教育的第一步功夫就是引发原来的善性。“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孟子主张“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而“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孟子·离娄下》)。这说的是,学生要得到高深的造诣,必须依靠正确的学习方法;有了这种方法,就能自觉地有所得;自觉地有所得,就能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就能积蓄很深;积蓄很深,就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达到自觉地学、灵活地用的境界。

正是因为孟子和荀子这两个人的教育观并不相同,在修养这个问题上,孟子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为什么能“为仁由己”?而荀子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必须对人“约之以礼”?

孟子着眼于解决修己与安人的可能性问题,而荀子所要解决的是修己与安人的必要性问题。在荀子看来,只有肯定人性是恶的,“约之以礼”才能成立。修养作为一种儒家学说,一种思想文化传承的手段,主要靠自己的主观努力,靠自己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不靠外力、他律。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又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这些都表示了孔子的同一思想。他的“为己”不是要人自私自利,而是要人修己,做一种身心修养自家受用的学问。“为人”则是以智求知于他人的学问,是时流风尚,不是孔子所关心的学问。《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里的“物”和“事”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在明明德”和“在亲民”二事,指的是“修己”与“安人”二者,而这里的“本”和“始”指的则是“修己”“明明德”和“内圣”,从教育理论的角度看,其本质都是一种自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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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养的含义和主要特点

(一)修养的含义

以上要表达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先秦儒家思想文化固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中国传统文化历史长河中的主流和主峰,但它也不是无本之本,无源之水,是有其产生的历史原因的。从尧舜开始到春秋战国这两三千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存在与发展的过程,便是其思想文化得以产生和出现的根源所在。而传统修养也一样,它固然是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但儒家思想文化和传统修养之间也同样存在着一种“体”与“用”的关系问题。传统修养对传统儒家思想文化是“用”,用孔子的话来说,它是“仁之方也”,用现在的语言来说,是指它是用来传承儒家思想的手段。二是表明儒家思想文化的中心内容是以“修身为本”的“内圣外王”思想,是一种用来克己、成己、修己的为己之学。这是我国历史上所出现的一种重要的道德教育理念,也是很重要的教育思想。这种教育思想,从教育学理论上来讲,是一种自我教育。由于这种教育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影响与地位,致使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明显的以学论教、以学代教的传统心理习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理论著作被称为《学记》,而不叫《教育论》或《教学论》,清末中国成立的统管全国教育事业事务的教育机构被称为“学部”而不叫“教育部”,便是两个明显例证。

至此,我们对什么是修养这个问题,也就可以作出如下的理论概括和界说了。所谓修养,在学理上,简而言之,即指人们在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过程中,鉴于自身在道德、知识、技艺等方面实际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为提高自身在真、善、美、德、智、体、知、情、意、行等方面的精神文化素养所自觉付出的努力活动和过程,以及通过这种努力和过程在自身业已取得的积极成果。或者也可以这样来界定:修养是人们为了完善、充实、提高自己在身心方面的精神文化素养所自觉采取的一种自我调整、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文化手段和所取得的文化成果。

对于以上的概括和界说,有必要做以下两点说明。

1.我们可以把“修养”一词作为一种活动、一种过程来看,也可以把它作为这种活动、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结果来看,在社会生活中,当人们说到“修养”二字时,常常是从这两个不同视角来认识和看待的。然而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的。前者是动态的,它表现为一种努力、活动和过程,是个动词。而后者则是非动态的,是个名词。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的“修养",是把它作为活动和过程来使用的,所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实际上也就等同于论共产党员的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而如果把“修养”二字作为人们所已实际取得的成果和成就来理解和使用,如人们常说的此人有很高的政治修养、艺术修养、学术修养、道德修养等,则此“修养”和人们常说的水平、素质、造诣、成就等概念同义。把“修养”作为人们所付出的一种努力、活动和过程,可用self-cultivation来表示,把“修养”作为人们所已取得的成果和成绩来理解,则可用accomplishment一词示之。

2.我们所讲的“修养”,主要是指以思想、政治、道德为中心的人们文化知识、精神上的全面修养,事实上在肉体上、自身形态上也需要不断充实、完善、调整自己,而且人类从来就是这么做的。所以,修养是包括身心内外两个方面的,晨练、跳舞、打太极拳、做保健操、化妆,就是从生理上、形体上对自己进行调整。居里夫人曾说:17岁时你不漂亮,可以怪罪于母亲没有遗传好的容貌;但30岁了依然不漂亮,就只能责怪自己,因为在那么漫长的日子里,你没有往生命里注入新的东西。居里夫人所说的往生命里注入新的东西是什么呢?很明显是知识、文化、思想,也就是读书和自我修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读书其实与化妆有着一定的关系,读书是引申意义上的化妆。读书注重的是内在,而化妆注重的却是外表,一内一外,目的均是为了获得“美的享受”。单纯从读书和化妆的关系上论,两者既相统一又相矛盾,从统一面看,读书与化妆均是为了美的表现,可谓是殊途同归,目的一致;却又具有本质上的区别,一个注重内在的长远恒久,而另一个则追求的是“短、平、快",靠美的外在形式来追求别人的认同,忽略了美的积淀给人的愉悦本质。

其实,读书与化妆辩证存在,读书是化妆的升华,是化妆最高层次的追求。林清玄在《生命的化妆》-书中提到,女人化妆有三个层次,其中第三个层次就是改变气质,多读书、多欣赏艺术、多思考、对生活乐观、心地善良。其实,无论男女,读书才是美的最高享受,外在的化妆可作为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点缀,切勿舍本逐末,得不偿失。

颜值高不是天生的,父母给的再美好的颜值也不能保你一辈子。一般来说,颜值高,最终要靠读书,靠读书得来的品位和气质,要靠人的自我修养。其实动物、植物也在不断进行机体和性能的自我调整,不然就难以适应环境,难以生存和发展。

(二)修养的主要特点

1.修养是先秦儒家思想家、教育家为人们生活、社会环境的安宁、和谐,而着眼于社会个体道德完善的社会伦理安排和文化教育设计。它在理论上确认,强国先要强民,强民先要强魂。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讲道德、都讲道德修养,国家、社会自然会得到安宁与和谐。它实际上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为协调个人与他人、社会的关系,以使自己更加完善并加强自主性、自为性、自强性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由于这种“修养”的结果必然直接有利于社会生活的优化与健全,所以,它无疑对任何人都具有普遍性、永恒性,就是说任何人在客观上都需要进行自我修养。但是,人们对此缺乏自觉的清晰的认识。

2.就如人们常说的,修养实际上是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的自我改造。但这种改造,完全基于自觉和自愿,而不加任何外力,这是一种基于对人的尊重的自我教育。一位哲学家曾提到,凡只讲改造他人而不讲改造自己的人,都是狂妄之徒或“愚而自用”的人,是任何有独立精神和主体意识的人所不能接受的。

3.任何修养活动,对每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社会文化的内化过程,都是以文化为手段进行自我补充、自我充实、自我调整的活动过程。因此,进行修养活动,需要有一定的知识、理论和文化作基础,并且要十分注意向他人学习、向书本学习、从实践中学习,不学习就不能把握和认识道德的知识和原则。孔子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君子学以致其道”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4.永不自满、永不知足、反身内省、反求诸己,是人们进行自我修养的重要特点,是修养者主动性、积极性产生的基础,也是修养者所必备的重要品质。孔子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讲得都是一个意思:人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唯恐自己无能,不为别人不了解自己而忧愁,而且要了解别人,以便向别人学习,即“患不知人也”。所以孔子又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种自谦、自责的品质和态度,确实是道德修养上人人应有的。还有“吾日三省吾身”,“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说要经常检查自己、督促自己,并虚心向别人学习。诸如此类,都是他或他的学生的经验之谈。

5.人们进行修养,目的是为了正确认识自己,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展自己,不断充实、完善自己,以成为善待他人、实现时代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积极成员。说到底,修养是做人和做事的需要,也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能求得更好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一个人担负的社会责任越多越重,修养的要求也越高,而社会在不断变化、发展,社会的文化在日新月异地进步,社会对人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决定了任何人的修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永无止境的,可以说生命不息,修养不止,这是人生的基本特点,也是修养的基本特点。一个真正懂得修养的人,应该始终抱定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的勇猛精进、自强不息的积极态度。

西北师大

四、传统修养的哲学基础

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五千年,虽然经历了盛衰变迁,但始终绵延不绝。从文化角度来看,必然有其足以自存的思想基础。

中华民族不是靠血缘,也不是靠宗教凝聚的,而是靠文化凝聚的。中华民族特别是其中人口最多的汉族的形成,正是由不同血缘的的宗族、部族、种族逐步在文化上认同的结果。而这个中国文化的源头在先秦时就已基本形成,以后只是某些损益而已。先秦文化是后世民族整合的基础和出发点。

中华文化首先把握“生命”,而希腊文化则首先把握“自然”。《尚书·大禹谟》说:“正德、利用、厚生",这当是中华文化生命里最具根源的观念形态。因为向生命处用心,所以对自己要正德,对人民就要利用、厚生。正德、利用、厚生这三件事就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两件事。正德是道德的,利用、厚生是政治的,这就开启了后来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正德是内圣事,律己要严,利用、厚生是外王事,对人要宽。这个观念形态也可称之为“仁智合一”的观念形态。

周公的制礼,最基本的就是确定人伦。人伦的两个纲领则是亲亲之属、尊尊之等,由此衍生出五伦。亲亲、尊尊是文制,人道由此确定,故前人有云:“人统之正,托始文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点出它彻上彻下的“意义”,此即由亲亲以言仁,由尊尊以言义。这是仁义的文制根源,其涵义不为亲亲、尊尊文制所限,而广大无边。遂从这里开辟出中国文化生命的全幅精神领域。

传统修养思想在我国历史上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影响深广,这同样并非偶然,是其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赖以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的必然结果。

古人曾说“国有与立”。一个国家必有立国的基础。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中,总有一些思想观念受到人们的尊崇,以致成为人们生活行动的指导原则。这些思想观念能够激励人心,所以称为民族文化的指导思想,亦可称为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够激励人们前进,促进社会健康存在与正常发展。

一个民族应该对自己的民族精神有比较明确的自我认识。那么,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是什么?表现在哪里呢?

我认为,中华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在《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传统修养恰好反映了中华民族赖以自立自强的这种民族精神。

孔子的学说何以能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孟子说他是“集大成”者。清初学者陆陇其认为“孔子集列圣之大成”。总之,孔子融合了前代的优秀文化成果,继承、总结了原始社会后期和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传统,其中就包括上面所说的这种民族文化精神。

《周易·大传》是一部饱含中华智慧的哲学著作,是儒家哲学的先驱。《周易》的“经”是孔子以前就有的,它的“传”,如《系辞)》《文言》等,也是儒家所作。《周易》的哲学思想就出现在“传”中。早期儒家学派的哲学主要反映在《周易》里。孔子现实的人生追求与《周易》是一致的。

《周易》乾“大象”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大象”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说天道的特点是乾健,地道的特点是坤顺。君子要像天道那样自强不息,要像地道那样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对天地来说,是自然本性,不须思为,本然如此。对人来说,则非自然本性,必须通过思与为方能达到。人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有一定的内容,不是虚玄空洞的。自强是说君子应该用我之强,不断修养自己的德行,完善自己的人格,以达到君子乃至圣人的大境界。厚德载物也是这样的意思,提示人们要培养自己广大宽厚,克让包容的人格。乾坤两卦卦辞和爻辞讲的全是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这两种德性若融合于同一个人身上,那便是《周易》中理想的君子。一个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人,必然具备仁义礼智四德,《周易》中其他关于德行修养的要求也都不出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这两条范围。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后来成为儒家学派理想人格的中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基石。

西北师大

五、传统修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传统修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可以这样说,不了解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就不可能深入了解传统修养,而不了解传统修养,也就谈不上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有真正的认识。

中国文化是一种以人生道德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伦理文化。中国人谈论道德问题甚至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之前。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们有关道德教育的思想,其主要特点是集中、落实到个人的道德修养上。在中国历史上,致之以求社会政治的清明,个人道德的充实,人格的伟大,情操的完美的,莫过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了。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孔孟之道”,就十分重视道德修养。

几千年来,从孔子到孙中山,思想家、教育家们在论述他们的伦理道德思想,论述教育和道德问题时,无一不是首先着眼于“修养”问题的解决,并以此为基础的。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人的道德思想表现进行评论时,也无不以有无“修养”为标准和根据。我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道德、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并且把这三者融为一体。这就决定了“修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重要地位,也决定了如果离开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和中国传统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甚至可以说不可能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基本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基线。儒家文化之所以能植根于神州大地,与儒家在文化整合功能上所具有的容纳百川的巨大活力有关。先秦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是儒学历史衍变中的几个主要形态。儒学在历史上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有其身质的规定性,即不变的一面,也就是为各时期儒家不同流派共同认可的内容。无论哪一派儒学都重视道德的价值,强调道德修养与伦理教化,并以“圣人”这一理想人格作为努力赴任最高标着。孔、孟、荀都以此自勉,并教育其学生,其核心内容是以德性为主体的自我完善。

成为“圣人”,不仅是儒家,也是道家、法家的共同主张,不仅为历代帝王所提倡,也普遍为士大夫所憧憬和认同,成为众多世人的处世哲学。其强劲的贯穿古今的渗透力实在令人惊叹不已。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先贤在五千年里生存,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积累下来的智慧,它传授给它的子孙们如何与天、地、人和平共处,如何遵循自然规律,发挥人创造美好生活的才能。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古希腊文化和中东文化(古希腊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东文化注重人与神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与人的关系,把人与社会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传统修养偏重道德水平的提高,相对忽视对自然的探索和研究,这也是事实。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尚虚倾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道、佛三家,在认知和价值取向上,都重内求轻外知,重主观精神轻客观世界,重道德完善和社会和谐,轻实事功利和自我存在。在诸如主观与客观、精神与客观、道德修养与功利追求等一系列对应范畴中,前者相对于后者为“虚”。所谓中国文化之虚倾,即中国文化在这些价值取向上,宁取其相对“虚”的方面,而轻其相对“实”的方面。但是,中国传统修养经历几千年的不衰,就足以证明其自身的价值。它那雄厚的哲学基础,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圆而神的智慧,温润而恻怛的悲悯之情和天下一家的情怀,使多少专家、学者为之倾心,它培养出来像范仲淹、文天祥那样一大批顶天立地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他们那种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坦荡胸怀,又倾倒、鼓舞了多少有志之士。不仅如此,儒家文化和传统修养也吸引了各行各业的志士仁人,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数不胜数的确有优异素质的儒将、儒臣、儒商、儒医。他们都以具有儒家所倡导的精神气质、儒者风度为荣,并以修身养性等道德规范来严格要求自己。儒家思想作为中国过去的传统思想而言,乃是尧,舜、禹、文、武、成、康、周公、孔子以来最古最旧的思想,然而,就其精神实质,就其所蕴含的人文价值和其在现代及今后的发展而言,也可以说是最新的思想。在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在修养问题上,得到现代与古代的交融,最新与最旧的统一。

在我看来,“克己修身”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值得宝贵的思维经验与真正值得珍惜的思想财富。它应该作为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而起到有利于人类发展的作用。更应当通过教育,大力唤醒长眠已久的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与精神道德境界,如仁义、诚信、博爱、自我约束、对物欲的正反意义的认识,以及天人合一的字宙观等,使这些古老的民族文化智慧在国民伦理道德中发挥其强大的感化作用,使中国人民在全球化的今天有自己精神上的立足点。既与世界各种优良文化广泛交流,又不随波逐流、盲目效仿,在强势大国的商业文化中,我们的世风能保持自己的道德伦理的文化精髓,在现代化的转型中能走出自己民族特色的道路。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其中包含着许多值得我们继承和汲取的精华。

其一,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它把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众多民族融铸成为一个血肉相连的整体——中华民族。

其二,爱国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特别突出的主题。

其三,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论语》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荀子》的“人定胜天”等都提倡积极进取精神。霍去病的“国家安宁,乐无央兮”,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韩愈的“以国家之务为己任”,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等都是以国家社稷、民生民瘼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其四,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注重世界的整体性、系统性,注重事物的变化、发展和相互联系,具有朴素的辩证思维方法。

其五,中国的伦理道德,提倡尊老爱幼、与人为善、豁达大度、谦虚谨慎、勤劳俭朴、克已奉公,反对专横跋扈、损人利己、蝇营狗苟、鼠目寸光、骄奢淫逸、图谋私利。

其六,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肯定知识的价值,认为获取知识是人生的乐趣,肯定劳动技能价值,尊重劳动成果,主张在为国家、为社会的贡献中实现个人价值等。

中国文化基于德本文化,德本文化基于人性向善,人性向善基于人性本善。

孔子在中国古代确实是一位非凡的智慧的集大成者。在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初期,他就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纲,对当时的社会制度、文化教育、道德修养、礼仪风俗诸多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思考,并做了言简意赅、精辟深邃的表述,以至于他的政治学术思想一直影响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他的许多为人处世的见解和教育求知的思想,至今仍对人们生存的价值取向,生活的风俗习惯起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孔子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艺术的力量,相信文化传统的力量,相信人与人之间高度的道德标准。

儒学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生命过程到家、国、天下的组成与治理,都在儒学考虑的范围之内,儒学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

迄今为止,还的确没有第二个人像孔子这样深刻长远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不仅影响着中国,还投影到境外,两千多年来,朝代更迭,帝王更像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从总体上讲,孔子都受到尊崇,他的思想,他的学说,被代代传承。正是因为这样,正是因为孔子能得到多数具有良知者的崇拜与崇敬,中国的历史才减少了多少兽性与血腥,而使人入了正轨,也使社会增添了一些亮色和暖意。有一位叫张甲坤的学者曾在其哲学著作《中国哲学——人类精神的起源与归宿》一书中这样说:中国哲学作为中华民族之总的智慧,绝不是封建王朝的东西,它既产生于封建王朝之前,也不会因封建王朝之结束而结束。这确实是一个正确的论断。

20世纪是我国传统精神资源饱受摧残的世纪。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激进主义或其他流派思想,都把民族的文化视为现代化的绊脚石,不加分析地毁辱传统,极大地伤害了民族精神之根。在欧风美雨和强暴政治势力的冲击之下,中国文化陷人深层困境:价值系统崩溃,意义结构解体,自我意识丧失,精神世界危机。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儒家思想妨碍了中国20世纪的民主转型。进人21世纪后,仍然有一部分论者认为,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民主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基于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决定论逻辑的观点,除了有其逻辑和事实方面的问题外,还有一个错误的理论前提,即对于儒家思想本身的歪曲与误解。

管好一个社会,人好重要还是制度好重要,历来有所争论。当然,我们是很希望中国大地上能实行真正的法治的,能实行民主、自由、宪政制度的。但其实这两者是可以双管齐下、并行不悖的。因为,民主政治制度,是制度,传统道德修养,是道德。这是两个不同的独立主体,是两码事。它们的功能与作用不同。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谁修正谁、谁影响谁,而是相互补充、相互协作。就像建房的木匠和瓦匠一样,不是木匠修正、影响瓦匠,也不是瓦匠修正、影响木匠。他们修正、影响的是房子,而不是他们彼此。他们只是各司其职、同心协力把房子建好。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不会偏废一端,忽略二者之一的作用。民主制度与道德修养二者共同针对的对象是人。他们要修正、要影响的是人,是执政的人、掌权的人。当道德修养对政治制度实际运作中的人不起作用时,民主制度的实际运作就会起到强制的作用。因此,民主制度比道德修养重要得多,它的作用遥遥领先于道德修养。当然,民主制度也很需要道德修养的配合补充。改造人性之恶,是民主制度和道德修养的共同使命。其实,关于道德与法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孟子就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这样的话。何况,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道德不是太多了、太泛了、而是太少了、太缺了,道德永远不会太过,道德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又似春雨细绵,润物无声。人作为万物之灵离不开道德维系。中国文化的精深处在于把道德推“慎独”,“慎独”之极致,可以使人仰无愧于天、俯无怍于人,可以使人执着于人之尊严的最大化,以求事事处处凸显“人之为人”的庄敬自强。须知,人间的美德永远是最美好的东西,永远值得人们为之肃然起敬。

中国先哲有言,“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归之,故尚自然”,“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归之,故尚让”,“以功劝民者,民亦以功归之,故尚政”,“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归之,故尚争”。说明国家有道,民情和顺,国家无道,民意乖戾,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判断一个社会的好坏,最重要的是标准,要看居于社会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善行的多寡及整个社会对公认的恶行的容忍程度。这是判断一个社会道德状况的基本尺度。

在人类历史上,对良善社会的向往,在各民族都是一致的。两千余年的探索使我们明白,良善社会的根基是权力不能为恶。

以上所述邵雍的这些话,揆之于中国的民心走向和民情民性的情况,大抵如此,这既是一种历史的经验,也曾是一种历史教训,实应引以为戒,尤其值得执国柄者认真再三思之。

但是,从历史纵向走向和广大人群的人情人性来看,狂悖也只能是一时的、短暂的,总要让位于理智,清醒总要代替蒙味与无知。200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为了庆祝这个日子,一场由几万人参加的晚会在北京大学一个广场举行。其间主持人分别请北京大学一位男教授、一位女教授和一位男大学生各说一句最想说的话。男教授说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九个字。女教授说的是“自重、自爱、自立、自强”这样八个字。男学生说的是“为国学习、努力自爱”这八个字。三个人说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说的都是儒家学说中的修身养性的话,而共同传达出的信息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无比热爱的心声。

1999年秋,我曾到设于北京密云县(今密云区)密云水库旁边一个镇上的“圣陶实验学校”参观。这所学校的校长告诉我,这里是培养学生国学知识的,读的就是四书等传统典籍。年龄最小的学生仅七八岁,大的也才十二三岁。这些学生均从全国各地送来,有的学生因年龄太小,生活尚不能自理,需要成人照料。这些照料学生的人也就由家长花钱请来。这种情况也自然地使我看到蕴藏在中国人民内心的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这好比尽管有人很起劲地反对中医中药,可老百姓有了病照样会去请中医、吃中药、搞针灸、拔火罐,而不去理会那些反对中医中药的声音一样。也好比社会上尽管西医西药到处可见,可同仁堂这个中药铺照样开门营业,顾客盈门,门庭若市,生意并不萧条一样。

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完全可以并且应该是这样:市面上既可以有西医西药,也可以有中医中药;人们既可以西装革履,也可以着唐装便服;既可以到西餐馆吃西餐面包,也可以在家吃中餐馒头、饺子。用不着反对人们吃中国饭、穿唐装便服、看中医、吃中药,就是要反对也是反对不了的,因为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习惯和民情、民性、民心如此。在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此,他们的文化生活特别是他们精神上的需求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是否底蕴深厚,一个重要的尺度就是看它是否有海纳百川、包容万象的气度。

从治国的层面来看,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就更是这种正确历史走向的重要说明了。

“以人为本”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治国理念之所以正确,正因为它反映了社会存在的根本要求和真谛所在。因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文明进步的社会,原本就是要以人为本与和谐的,而不是以非人为本和争斗为本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这样告诉人们的。其实,不仅人间正道是和谐,就是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应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征服和掠夺的关系。这个道理,当今的中国人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多次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源泉,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华。他特别指出:“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这些话同样表明了党中央有关文化理念的清醒、理智与正确。

20世纪的学术思想昭示我们,真正深刻的、有见识的思想家不是浮在潮流表面的声名赫赫的人物,而是潜光含章、剖视时俗之弊,把握民族精神底蕴的人物。

孔子已矣,遗韵流芳!人类的先行者身后留下的浩然正气永远值得我们敬仰,人类之长成从兽性、人性发展到人格性,人类之轨迹从生物进化、智力进化发展到精神进化,人类之精神从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发展到天地境界,应该归功于这些先行者的殉道苦行,他们净化自己,也净化人类,成为人类尊严的旗帜。

孔子去世时,鲁哀公致悼词:“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

子贡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孔子去世后几百年,第一个走进孔子故里,向孔子作拜谒和礼敬的著名史学家是司马迁。他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袛回留之不能去云。”又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仡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他引诗经上的诗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表示了他对孔子真诚的崇敬。

笔者接触西学名著不多,究其可敬之处不少,但总觉得不及中学名著之可亲可爱。我读孔孟的书,身上常感有一种暖意,捧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著作,感受着他们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既有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切实的百姓日用的伟大思想,常感浑身通透气爽、神为之旺、气为之壮。正是读了这些书后,为避免徐复观先生说他一生尊崇孔孟儒学,而不曾前往孔孟故里拜谒三孔而留下终身的遗憾,我于2001年春专程从兰州到山东曲阜、邹城二地。我在那里待了七八天,在曲阜师大几位老师朋友的陪同下,去曲阜的三孔等处,心中不止一次地背诵着司马迁的《孔子世家》“赞”。走在当年孔孟生活过的土地上,我感到无比亲切,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情绪时时洋溢心间,也不止一次想到孟子曾说的“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二十多年前,我著作《人生与教师修养》一书,连同今日写的这篇文字,从内心深处来说,也是崇敬孔孟之情所使然也。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科学》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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