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先生

三位先生

在这里，我想补记我所认识的几位先生。

闻一多先生是清华学堂留美学生，入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他在留美期间到美术馆观摩了许多世界名画，结识了芝加哥大学罗曼语系学生罗伯特温德。闻先生是“五四”以来重要新诗人之一，对英诗韵律很感兴趣，想要借鉴来创作我国的新诗。我上清华大学一年级时，曾旁听闻先生为中文系学生讲授的“唐诗”。他常用英语的某些术语来形容某些诗句，如passionate（热情）delicate（精致），glorious（壮丽），romantic（浪漫）等。他和吴宓先生都主张中文系和外文系学生要对中西方文学都有些研究，相互借鉴，可以开阔视野，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在昆明时，我和他有过几次来往。有一次，我们在图书馆阅新生试卷。闻先生拿反内战的宣言请大家签名，我签了名，表示了我的政治立场。

朱自清先生是扬州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毕业后，他来到清华学堂教国文。我读过他写的文章，关于如何与教务长张彭春先生见面，讨论工作，写得十分生动。^[1]我在南开中学时已读过朱先生写的散文，对先生清新的文体非常喜欢。在清华读书时，有一次我乘校车进城买书，买了一本朱先生写的《你我》和凌叔华女士写的小说。在返校车上遇见先生，一起谈过话。到了昆明西南联大，1942年，我搬到北门街71号清华大学单身宿舍，日夕和先生见面，有了一些交往。先生知道我爱好英国文学曾问我西方有什么小说理论。我回答说有一种理论是小说必须描写感情的复杂性（emotional complexity）先生很感兴趣，劝我多写文章介绍西方文学理论。

1935年，我上清华大一时，分在大一国文B组，由朱自清先生讲授读本。朱先生和我有师生之谊。1946年3月24日《云南日报》发表了我为该报写的星期论文《口味和标准》。我的文章过分强调高雅，贬低普及和大众化。朱先生不同意我的观点，曾委婉地给我以批评。这是老师对学生的真正爱护。

我上清华和西南联大期间常去拜访的一位父辈，是政治系教授张奚若先生和他的夫人杨景仁女士。奚若先生和吴宓先生在宏道书院是同班同学，当时的英语教师是日本人，不称职，被学生轰走。奚若先生自告奋勇，年20岁出潼关，到上海去请教员。到了上海，他想自己先把英语学会，于是上了中国公学^[2]。当时胡适先生尚未出国，在中国公学教英语，所以奚若先生说适之比他小一岁，却是他的老师。后来胡适、徐志摩、金岳霖、张奚若都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成为好朋友。他们回国后，对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初见奚若先生，是在1935年北平国会街清华大学考场上，他负责监考。我见了吴宓先生之后决定转入外文系学习。我父亲主张我学理工科，奚若先生也曾劝我上政治系，但我决心已定，他们也只好任我去发展。当时奚若先生每周到清华上课两天，住在工字厅一间单身宿舍，我时常去拜访他，他喜欢在谈话中夹杂英语。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英语。例如，他谈到“慢性病”，就随口说出“chronic disease”。有一次他谈到一本新出版的英文政治理论书，不赞成作者的观点，随口说出：“I don't follow him.”他的习惯是每日下午4时喝午茶，和家人或客人谈天。即便是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期，生活艰苦，仍保持这个习惯。

据我了解，张先生从美国留学回国后，曾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大学院（相当于“高教部”）工作，他曾谈到蔡先生待人彬彬有礼。张先生后来又到欧洲去留学：在巴黎住的时间最长。他爱吃法国月牙形面包，曾告诉我法语叫“croissant”，我也就记住了这个法语词。在这期间，张先生到爱丁堡大学探望他的未婚妻杨景仁女士。当时英国社会风气仍很保守。女生管理员坚持他们成婚才能来往，因此他们在爱丁堡举行了结婚仪式。

张先生后来到清华大学政治系教书，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他赞成英美的议会政治，主张自由、平等，反对专制、独裁。在西南联大期间，他目睹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民不聊生。国民党请他去重庆参加“参政会”，他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腐朽。他不顾特务横行，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草地上发表攻击蒋介石的演说，至今为人称颂。

我这一生能考取清华大学是十分幸运的。清华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已成为国内第一流的学校，超过许多美国的大学。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南开联合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我有幸在这所学校先当学生，后当教师共达八年之久。这里有做学问的样板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楷模，对我的成长极为有利。许多人都称赞西南联大培养了杰出人才，事实的确如此。

在物质条件贫乏的情况下，师生们能够坚持教学和科研，持续不断地出成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开始教书时和黄昆同一宿舍。他小我两岁，浙江湖州人，北平生长。抗战初期，他在北平读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来到昆明，任西南联大物理系助教。他非常勤奋，改学生的物理习题非常用心，不断查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杨振宁上清华研究生，常来我们宿舍与黄昆讨论物理问题。这种讨论是十分有益的。

回想我在蒙自上三年级下学期时，曾与同班同学王佐良、许国璋、李博高，以及十级政治系同学方钜城学长等人组织“湖畔绅士”英语演说和辩论会，对于促进学业、培养和锻炼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很大的好处。后来在昆明，我们已当了青年教师，历史系九级丁则良学长和王佐良发起研究学问和讨论问题的学会，请潘光旦先生取名为“十一学会”。潘先生解释道：“推十合一谓之士。”我们知识分子有能力对事物做出规律性的评论。后来我到美国留学，以及后来访问耶鲁和康奈尔大学，师生在饭桌上和散步时往往讨论学术问题。这种风气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已很盛行，希望今日我国高校能继续提倡发扬。

黄昆对英语也感兴趣。他看我给学生改英文作文，让我给他一份试改一下。他改了两个小时，十分认真：满头大汗，说比改物理习题难多了。黄昆后来考取庚款留英，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究半导体物理。学成归国后，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授。他的贡献很大，我对他十分敬佩。他娶了一位英国夫人，是他在曼大的实验员。她和黄昆感情十分和谐，对黄昆的成就有很大的帮助。

西南联大的学术空气很浓厚，时常组织讲座，请各学科的专家讲演，去听讲的师生很踊跃。我记得吴宓先生曾讲过晚清章回体小说，邵循正先生讲元朝的中国社会结构，曾昭抡先生讲苏联的改革，雷海宗先生讲地缘政治，等等。各方面的观点自由讨论，师生的头脑十分活跃，这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是很不容易的。

西南联大有两大传统：学术传统和革命传统。二者结合起来对推动中国的进步起了一定的作用。当年西南联大培养了各方面的杰出人才。中国需要革命，也需要建设，西南联大在两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有幸能在西南联大学习和教书，对我的人生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注：

[1]即朱自清的《初到清华记》，原载《清华周刊》副刊1936年第44卷第3期。

[2]中国公学，1906年4月在上海创办。1906年2月，因大批留日学生返抵上海，没有着落，留学生中的姚洪业，孙镜清等各方奔走、募集经费，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租民房为校舍，筹办中国公学。

本文节选自李赋宁先生《我的英语人生：从清华到北大》·第六章-昆明北门街7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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