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是我国所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
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
自1909年办学以来
华南农业大学累计培养输送了
共计12名院士
无论何时回顾
他们的事迹总是那么感人
他们的精神总是令人敬仰
今明两天,小新带你重温12位院士的故事
再一次,感受华农人的精神力量
丁颖:
一生求真务实的
“谷种佬”
丁颖(1888—1964),字竹铭,别名君颖,著名农业教育家、农学家,中国现代稻作科学的主要奠基人,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长期从事稻种的起源、演变、分类及稻作区域划分、水稻良种选育和栽培技术等研究。丁颖胸怀振兴祖国农业的伟大抱负,鞠躬尽瘁,为开拓、发展我国农业科教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我国农业科教事业发展道路上的一座伟大的历史丰碑,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
1888年,丁颖出生在广东高州的一个普通农家。父亲深悟“没文化是穷人倍受欺凌的根源”,于是借债供他读书。出生贫困农民家庭的丁颖曾为振兴中华农业而立志学农,他深知农民的苦,因此一生致力于解决农民温饱问题,扎根于稻田,奉献于科研。他曾在战火纷飞,国家动荡的时代,临危受命,肩负起兴办农学教育的责任。他曾对自己约法三章:不涉足官场,不积累财产,只当好教授。他深受农民兄弟的尊敬,他们亲切地称他为“谷种佬”。
丁颖从事稻作科学研究40多年,创造了多个第一,1927年,他创建华南第一个稻作育种试验场;1936年,他通过用野生稻同栽培稻杂交,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株“千粒穗”,并且首次将野生稻抗病毒、抗恶劣环境的基因转移到栽培稻,震惊学界;1957年,他首次系统科学地论证了中国水稻的起源和演变;1963年,他创建我国第一个水稻生态研究室……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稻作学界就有“南丁(颖)北赵(连芳)”的美誉,1989年日本渡部武主编的《中国的稻作起源》一书尊称丁颖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
“真诚的科学工作者,就是真诚的劳动者”是丁颖的一句名言。他经常教育后辈,要取得科学成就,就必须实事求是,深入实际,掌握第一手材料。每逢水稻早期插秧、生长中期调查、收稻的时候,他都会卷起裤腿,与学生、农民一起下田耕作和勘察。“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是他头戴草帽,卷起裤腿,不怕日晒雨淋深入田间地头的真实写照。
丁颖院士和卢永根院士在田里
振兴中华农业,培育农业专门人才是丁颖毕生执着的追求。“学农、爱农、务农”也成为丁颖经常劝勉师生的名言。在抗战中,丁颖随国立中山大学三迁校址,1940年迁址粤北时,他出任农学院院长,因他在农学界的威望,一批国内顶级的农学专家欣然冒着炮火来任教,使中山大学农学院一时才俊云集。
1952年,中山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广西大学畜牧兽医系和病虫害系的一部分合并成立华南农学院,丁颖担任首任院长。1955年,他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7年,他被推荐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1963年,经过丁颖建议,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华南农学院及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联合组建了中国第一个水稻生态研究室,他亲自主持了“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这一项规模宏大的科研项目,选用各稻区有代表性的品种157个,在8个省的10个试点开展了历时3年的实验。
丁颖如同自己一手培育的稻种一样,耐寒、抗旱、坚韧、高产。像所有米粒饱满的稻穗一样,他的腰杆很硬,头却埋得很低、很低。“笃学明德 躬行践履”的丁颖精神是丁颖一生写照,也是所有华农人的精神指引。
在丁颖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分别举行了纪念大会和“丁颖学术讨论会”,在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丁颖科学基金会”。1989年,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首次用科学家的名字设立“丁颖科技奖”。1990年邮电部发行了一套农业科学家丁颖的纪念邮票。2007年华南农业大学设立培育优质人才的“丁颖实验班”,学校还设立了“丁颖讲座教授”,修建丁颖塑像,在校史馆三楼建立了“丁颖纪念馆”,旨在继承他未尽事业,弘扬他光辉的业绩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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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焕镛:
焕镛木长青
韶钟风骨存
陈焕镛(1890-1971),字文农,号韶钟,著名植物学家,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发现在学术上有重要意义的观光木属、银杉属、任豆属等植物新属十个、新种逾百种,创办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和华南第一个植物标本室及图书馆。曾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植物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理学院院长等职。
陈焕镛祖籍广东新会,1890年7月生于香港。他的父亲陈言是清廷派驻古巴的公使,曾出使美国、秘鲁、古巴,母亲则是西班牙血统的古巴人,他是家中独子。1912年,陈焕镛进入纽约州立农学院学习,1915年获学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阿诺树木园,1919年硕士毕业,因表现出众,荣获了校方奖学金。他的导师授意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邀请他一起去非洲开展实地调查,但他心向祖国,委婉拒绝导师后毅然折返回国,从此开始从事中国植物科学研究及教育事业。此后近半个世纪,他为祖国植物分类学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19年秋,陈焕镛只身一人奔赴海南五指山,成为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动植物标本的第一位植物学家。当时海南岛瘴气(恶性疟疾)弥漫。在一次采集时他不慎从树上坠下,跌伤手腕后又感染了恶性疟疾,生病期间,曾高烧至40摄氏度,身上布满了蚂蟥叮咬的伤口。尽管条件如此恶劣,他仍然坚持开展工作,在岛上工作了近一年之久,发现了不少新植物,采集了大量珍贵标本。
1928年,在国立中山大学内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植物标本馆,建立初期他便提出要媲美世界著名标本馆。为此,他亲自订立了一套科学管理方法,涉及到每一张标本的采集,修剪、装订、制作、鉴定、贴标签,以及登记和库存等方面。后来,植物研究所发展成为拥有100多万号标本的标本馆,在研究中国植物区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陈焕镛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对植物新属新种命名前一定要查阅拉丁文相关记载,慎重发表。对待学术编著或者是学生论文,陈焕镛都会认真提出修改意见,学生因此要一遍一遍修改,也要一遍一遍地誊抄,直到先生满意为止。
陈焕镛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有国内外著名植物学家如秦仁昌,蒋英,陈封怀,侯宽昭等,以及大批知名教授如何椿年、张宏达、徐祥浩、陈德昭、黄成就、钟济新等。如今,他曾任教过的地方一批批植物林业人才早已遍地开花。
1958年陈焕鏞与著名植物系统学和区系学家塔赫他间院士(左一)、拉夫连科院士(右一)讨论学术问题
陈焕镛毕生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十分珍惜祖国的植物资源和植物标本。抗日战争期间,他为了保护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珍藏的标本,使图书不致落入日寇手中,历尽艰险。
1941年底日军侵占香港,植物办事处遭日军包围搜查。由于标本、图书均有国立中山大学标志,被视为“敌产”,办事处被日军封闭。20余年积累得来的标本、图书面临被掠夺的劫难,他心焦如焚。为保护这批珍贵的标本图书,他忍辱负重,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奔波于粤、港之间,使这批珍贵的文化财产得以完好保存至今。
陈焕镛,这位毕生耕耘在植物分类学领域的园丁,名副其实的爱国科学家,用他一生的年华建设了中国植物分类学的高楼大厦,他爱国的光辉形象,他的丰功伟绩永远令世人瞻仰、怀念,给予后辈无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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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善欢:
昆虫研究事业的
“灯塔工程师”
赵善欢(1914—1999),我国著名农业昆虫学家、昆虫毒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华南农业大学一级教授,昆虫毒理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原华南农学院院长兼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1998年6月5日,赵善欢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荣获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称号。
出生于广东省高要县(今端州区睦岗镇),赵善欢在年少时期便表现出了对动植物的好奇与喜爱。中学毕业后看到稻田因虫害而农作物连年歉收,他立志要掌握杀虫本领,投身生物科学。1929年,年仅15岁的赵善欢进入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农业专门部学习。
20世纪30年代,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动荡时期,当时远在美国留学的赵善欢始终放不下深爱的祖国。1939年,他毅然辞去康奈尔大学研究院研究员的职务,携带大批专业书刊回到在战乱中迁至云南澄江的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任副教授。赵善欢凭借其教学成果,在第二年被提升为教授,时年仅26岁,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年轻教授之一。1980年,赵善欢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赵善欢被誉为杀虫植物研究的开山鼻祖。他很早就意识到植物农药的研制和推广是生态农业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他的一生为植物性杀虫剂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精力。抗日战争时期,赵善欢就对我国西南各省的杀虫植物种类及分布状况作了广泛的调查,对一些植物作用于农作物害虫进行了毒力测定和防治试验。20世纪50年代,他又对华南杀虫植物中鱼藤的种类和分布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它们的有效成分进行化学分析和毒力测定。在此基础上,他用鱼藤根粉对蔬菜、茶树害虫进行防治试验及大面积推广应用。
赵善欢与卢永根
赵善欢在华南农业大学校园内开辟了杀虫植物标本园。这个小园子坐落于校园西南角,堪称中国植物源农药的发源地。为了收集各种杀虫植物,哪怕是在行程繁忙的出国访问期间,他也不愿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参观、了解植物标本园的机会,索取有关的杀虫植物。一旦找到一种新的杀虫植物,赵善欢连家门都未进就直奔学校的杀虫植物标本园,嘱咐工人将带回的植物种好,才肯放心离去。
赵善欢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昆虫研究事业,他从不喜欢被别人叫院士、院长或专家,一句“赵老师”就够了。“做学问要善于抓两头:一头是了解国际先进科技成果,一头是了解国内生产实际,包括学习和总结群众的生产经验。”赵善欢常说的这句话被雕刻在华南农业大学院士广场的铜座上,引导着一批又一批的华农学子。他严谨的学术风格,一丝不苟的科研精神,在中国农业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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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蛰龙:
华南生物防治之父
蒲蛰龙(1912—1997),国际杰出的昆虫学家、中国害虫生物防治奠基人,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历任广东省农业试验场场长,中国科学院中南昆虫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副校长、顾问,中山大学昆虫学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等职位。曾获明尼苏达大学授予该校最高荣誉奖“优秀成就奖”(首位中国籍学者),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的“广东省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
蒲蛰龙,广东省钦州县(今属广西)人,祖籍四川,出生于云南。在昆虫领域,蒲蛰龙学识渊博,成就斐然。因儿时经历,蒲蛰龙自小便对中国农村的贫穷及农业生产落后的现状耳濡目染,立志要为中国农业的改造和发展,为农民的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大学时,他选择了农学院的昆虫学科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
蒲蛰龙是虫害的救星,亦是农民的益友。早在20世纪40年代,蒲蛰龙就开始关注微生物治虫,为深入利用微生物防治害虫的研究,他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带领年轻教师进行了对昆虫类立克次氏体及昆虫疾病的理论和应用技术的研究。为弄清昆虫病毒的超微结构,他废寝忘食地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研究,并利用昆虫病毒进行了大量田间试验,该项研究为昆虫病理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蒲蛰龙对我国一千多年前“以虫治虫”的方法加以总结和改良,利用黄猄蚁很好地防治了柑橘害虫,解决了许多农业生产出现的实际问题,切实为农民排忧解难。
蒲蛰龙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当教师的,一定要设法让学生超越自己,否则,国家的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向前发展。”为此,他倾其所学,毫无保留地悉数教授给自己的学生。对于年轻人,蒲蛰龙是有所偏爱的。他积极扶持有才华的年轻人,鼓励他们深造学习,对学成归国的青年学者他会选贤任能,为其提供更多科研领域的发展机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内百废待兴,就在此时,蒲蛰龙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毕业后他毅然放弃了国外舒适优越的生活回到祖国,将自己的才华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的这份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学生。庞义是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后蒲蛰龙培养的首个博士研究生,“受了蒲老的感召”,他出国留学五年后毅然选择回国工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蒲蛰龙一直用行动默默感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蛰”本指动物冬眠。《说文解字》言:“蛰,藏也。”人如其名,终其一生,蒲蛰龙教授“深耕”于农田,“蜇伏”于民间。“蛰龙”即蒲蛰龙一生之写照。其朴素的名字扎根于大地,真实地镌刻在农民心中,永远被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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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永根:
布衣一生为稻芬
春蚕一辈献毕生
卢永根(1930-2019),著名农业科学家、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卢永根潜心治学,心系教育,淡泊名利。其一生奉献,奉献祖国,奉献学术,奉献华农。2019年,中央宣传部追授卢永根同志“时代楷模”称号。2020年,中共中央追授卢永根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930年,卢永根生于香港,祖籍广东省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在香港,卢永根成长的环境带有典型的西方色彩。1936年,他入读著名的香港粤华中学附属小学,接受了良好的中西方教育。那时候的卢永根,是“珍珠都无甘真”(粤语俗语,形容“比珍珠还真”)的“香港仔”。
1941年12月25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躲避战乱,卢永根被送到家乡花县。他亲眼见到日军的残暴无道,深深体味到沦为亡国奴的痛苦。1945年8月底,香港光复。国民党派遣军队入港维安。“国军”的腐败和肆无忌惮再一次让卢永根感到深深的失望。
1947年12月,卢永根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随后在1949年8月9日,卢永根又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这样,年轻的卢永根成了一名“地下党人”。随后,他回到内地升学,进入岭南大学深造。在大学就读时,他既是半个“洋弟子”又是一名“地下党人”。除了专注学业,卢永根还身负一项重要任务——迎接广州解放。
1952年11月,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农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和广西大学农学院的一部分合并为华南农学院,卢永根也随之成为华南农学院大四的学生。1953年8月,卢永根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并成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华南农学院第一任院长丁颖教授的重要助手。丁颖教授严谨的科研精神,献身农业、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和淡泊明志、虚怀若谷的高尚品格使卢永根深受教益,成为他一生学习的榜样。
1964年10月,丁颖教授因病去世。在卢永根的不懈努力下,学校保存下了丁颖教授生前收集的7000多份稻种,后来逐渐扩充到一万多份水稻种质资源,成为我国水稻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宝库之一。
1983年,卢永根担任华南农学院院长(1984年更名为华南农业大学),开始了12年的校长生涯,为学校各项事业起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据许多人回忆,在卢永根任职校长期间,对于每一位即将要前往国外深造交流的学者,他都要亲自面谈,鼓励他们学成归国。
他常常说“要求学生做到的,首先自己必须先做到;要求年轻人勤奋,首先自己要勤奋”,因为他坚信“榜样是无声的命令”。卢永根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他的谆谆教诲和伟大的人格力量深深影响和激励着后辈。
2017年3月,87岁的卢永根在身体抱恙的情况下,由夫人徐雪宾教授陪同,将平生880多万元积蓄捐给华南农业大学。两位老人将积蓄捐赠给华南农业大学的同时,决定逝世后将遗体无偿捐献给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事业。他们一生节俭,对国家教育事业的热爱,对党、国家、人民的一片忠诚感人至深。2019年8月12日,卢永根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9岁。
2019年,中央宣传部追授卢永根同志“时代楷模”称号。2020年,中共中央追授卢永根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在《关于授予周永开、张桂梅同志和追授于海俊、李夏、卢永根、张小娟、加思来提·麻合苏提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中,这样写道:
“卢永根同志是我国著名农业科学家、作物遗传学家。他对党、对祖国无限热爱,毅然放弃香港的优渥生活,把毕生精力都献给祖国的农业科学和教育事业。他学高德馨、治学严谨,满腔热情投身水稻遗传育种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他廉洁奉公、甘为人梯,担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12年间,大刀阔斧推动改革,不拘一格选人用人,从不为自己和亲人谋取特殊照顾,深受师生的崇敬爱戴。他一生恭俭、淡泊名利,将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的880余万元全部捐献给学校,并在去世后将遗体无偿捐献给医学科研事业,用模范行动践行了‘把一切献给党和祖国’的初心誓言,彰显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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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耀祥:
将心血凝入大地
开出一片稻花香
黄耀祥(1916-2004),广东省开平人,中国半矮秆水稻之父,我国著名的水稻遗传育种专家,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黄耀祥先后开展水稻“矮化育种”、“丛化育种”、“早长育种”等,提出“丛生快长”、“半矮秆早长”和“半矮秆根深早长”等株型模式,建立了水稻生态育种技术体系,并进而在艰苦卓绝的科研实践之上培育出特高产、超高产的水稻新品种,因而成为新中国早期贡献最为突出的水稻育种专家之一,并于1979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914年,黄耀祥出生于广东开平的一个贫农家庭。为维持生计,其父亲黄名启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到加拿大谋生,家中仅剩母亲一人照顾黄耀祥与他的四个兄弟姐妹。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黄耀祥自年少起便深知农民的艰辛不易,他下定决心奋发读书,立志以学问改变家庭和农村的境况。虽然求学条件艰苦,但他还是考取了国立中山大学物理系。但彼时国事维艰,中国内忧外患、战火纷飞,大学之大也难以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如何救国救民?黄耀祥心中得出了答案——农业兴国。
黄耀祥顶着他人的嘲笑与劝阻,毅然放弃受西方科学影响而大受关注的物理学,转入“吃力而不讨好”的农学系,并拜入我国著名水稻学家丁颖教授门下,主修作物遗传育种学。
1939年,黄耀祥随导师丁颖深入云南,从事稻麦育种工作。此后的几十年里,黄耀祥和水稻育种研究难舍难分,甚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都坚持水稻育种的科研实践,初心不变。据其助手回忆,晚年的黄耀祥即便因病卧床,行动不便,也坚持指导科研工作,其态度之严谨专注令人钦佩。
一朝在田,终身为农。身为育种科学家,黄耀祥常常脚踏大地,身入稻海,在民间田野开展科研工作,了解农民所需。哪怕到了80岁的高龄,黄耀祥还经常奔走在全国各地,小到指导插秧,大至观测农田状况并加以研究改善。农田里事无巨细,黄耀祥都亲自过问。于是,不知不觉中,在农民口中,黄耀祥多了一个称谓——祥叔。
黄耀祥从未用科研成果来筑就自己的名利场,而是将其落在土地中,铺在中国发展的道路上,填在普通群众的饭碗里。育成的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超8亿亩,增产稻谷845亿kg,增加产值845亿元;全国累计种植面积超过亿亩的水稻品种才四五个,黄耀祥选育的品种就已占据三席,其中广陆矮4号超过2.7亿亩。没有著作等身的论文和出版物,但“祥叔”黄耀祥却是真正实现将“成果在大地收获”的科学家。
“兴国为怀,‘两论’引路,构想实验,不断创新。”这是黄耀祥院士的座右铭。纵观他的一生,他以农业兴国为己任,基于《矛盾论》和《实践论》不断开拓水稻育种的道路,他忠于实践、敢于创新——黄耀祥院士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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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大地求真务实
严谨治学不断创新
院士风采指引华农人前进
丁颖、陈焕镛、赵善欢、
蒲蛰龙、卢永根、黄耀祥
让我们再一次记住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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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华南农业大学校史馆”微信公众号(可搜索关注)、《梅州日报》
封面制图 | 新禾融媒体工作室 胡蕴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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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费思迎
审核 | 陈芃辰
审定 | 郭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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