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5日至29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经济周”三场主题研讨会横跨香港、深圳两大校区举行。其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于5月28日至29日携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署在深圳举办经济周系列之三——中国经济研讨会。
会上来自美国、欧洲、新加坡、香港、中国内地的知名学者和经济学家就目前中国经济的一些具体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中,清华大学刘庆教授在会上提出了一个新模型,分析提到贸易产业的生产力增长要比非贸易产业快,导致贸易产业的资本回报率升高;同时,由于劳动力供给过剩的作用,工资水平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解释了为何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人民币仍然保持着较低的汇率。香港科技大学徐隽翊教授则进一步阐释了经济结构转型和劳动力市场摩擦等因素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专业应用教授Marlene Amstad讨论了她对以上研究的看法。
Marlene Amstad教授
美国三藩市联邦储蓄银行的Mark Spiegel教授跟各位参会人员分享了关于中国的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影响:首先,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一把双刃剑,更高的准备金率能够将生产力从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移;然而这也提高了社会成本,因为国有企业破产的可能性更高了。因此在均衡状态下存在一个最优准备金率。其次,在政府使用利率和准备金率的组合政策时,政府能够提高居民的福利——利率政策能够稳定通胀,准备金率政策则可以通过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间调配资源,缓和金融市场的摩擦。
Mark Spiegel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王健副教授讨论了准备金率政策的相关问题。王教授认为准备金率政策提高了银行(尤其是小银行)的运营成本,使它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同时,王教授还建议作者在模型中引入资本流动的因素,因为这是中国政府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健副教授
香港大学陈诚教授提出中国的数据表明私营企业的生产力比国有企业更高;然而,在国外直接投资(FDI)方面,国有企业的生产力更高。论文给出的解释是: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的私营企业受到价格歧视(原料价格更低),因此它们更倾向于在外国获得生产原料,结果导致生产力下降。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唐旸教授过定量方法对移民潮的影响(主要是工资和福利方面)进行了研究。移民的净效应从总体上看是正面的。实际工资和福利水平在移民条件放宽后有了提升,然而这部分增长并不是平均分布的。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赵开教授检验了可能造成中国的居民储蓄率较高的原因:生产力提高,来自老龄人的支持,收入风险和人口结构变化等。在中国,子女们为父母提供养老资金;在计划生育体制下,养老风险会升高。因此,居民们提高了他们的储蓄水平以保证将来的养老费用。人口结构变化和养老风险被视为造成中国高储蓄率的两个主要原因。
美国艾莫利大学陈凯迹教授研究中国影子银行中的委托贷款业务以及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他发现委托贷款和借款人的风险以及贷款期限有关。美国芝加哥大学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署的Kinda Hachem教授发现中国一部分信贷增长是由于大银行和小银行之间通过影子银行的竞争造成的。
Kinda Hachem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张俊森教授在论文中讨论了这一现象:中国存在严重的男多女少的性别失衡问题,同时高收入男性的数量也在增加。即使这种情况,很多高教育和高收入女性仍然无法找到合适的配偶。
日内瓦国际研究所的王格玮教授研究了中国最低工资对公司的影响。2005年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提高最低工资,同时增加最低工资的执行力度。作者使用2000到2007年的中国微观数据发现最低工资的影响:提高最低工资降低了就业,提高整体工资,但对公司的产出和利润影响有限。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邹奔教授讨论了网上购物的空间分布以及对福利的影响。在数据中发现住在大市场居民网上购物占总购物的比例和小市场居民相比更低。
本次活动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2016年度首次经济与金融方面的重要国际会议,此次会议的圆满落幕也是新篇章的开启。据悉,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将继续举行这类学术会议,以期为各位学者提供交流最前沿的研究成果的契机与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