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百年学党史（五）| 五大选举产生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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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革命面临重大危机的非常状态下召开的。会议没有就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没能从根本上扭转大革命失败的结局。但是，党的五大在党的建设史上作出了较为重要的贡献。会议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不仅确立了党的组织原则，建立了较为严密的党的组织体系和工作制度，而且建立了党的监督检察制度，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中共五大会址资料图片

党的四大以后，党员队伍发展迅速。到中共五大召开时，党员人数从四大召开时的994人发展到57967人，“已变成了真正群众的党”。党员队伍的迅速发展以及革命形势的复杂多样，迫切要求党加强自身建设，确立组织原则，制定新的规章制度，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确保完成领导革命的迫切任务。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政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略，反而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会前，瞿秋白在1927年2月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以及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会上他向代表们分发了该书。一些代表同意瞿秋白书中的观点，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错误。陈独秀在会上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是，大会对这方面的讨论不够重视。对陈独秀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也缺乏应有的认识。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决议一方面把蒋介石的叛变看做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从而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另一方面把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政府当作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等人仍抱有很大幻想，对其公开叛变革命的严重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

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但却又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使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成了一纸空文。

此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大会并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大会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曾代理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军事、工人、农民部部长。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正式委员：王荷波、张佐臣、许白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候补委员：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

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全党上下最焦虑、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势，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这次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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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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