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秩情缘 | 马庆生：谈家桢院士与广西大学

编者按

建校九十年，春华秋实，桃李芬芳，广西大学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学界才俊、政界栋梁、商界精英、文化名人及各类建设人才。在我校90周年校庆之际，特推出“九秩情缘——西大校友回忆录”系列推送，记录历届西大校友对曾经校园生活点滴回忆，感受广西大学九十年来润物无声的文化浸润和精神积淀。

谈家桢院士与广西大学

马庆生，1970年起在广西农学院工作，历任副院长、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后曾任自治区政协主席，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中共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

引言

我于1965年从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遗传专业毕业后到广西工作，1970年开始任广西农学院讲师，1980年公费选拔赴英国约翰·英纳斯研究所读研，获东安哥利亚大学博士学位。1983年回国，在广西农学院创建分子遗传学研究室，任中心实验室主任，学院副院长、院长。30多年过去了，中心实验室分子遗传学研究室的教师和研究生从10多名发展到100多名，见证了分子遗传学研究室从校级的研究基地发展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见证了一项又一项国家级科研课题的获得，见证了一篇篇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论文的发表和一项又一项科研成果的获得，有三位学生曾被提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韩斌同学凭着在基因组学方面的突出成绩，201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些科研成果都与中国遗传学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谈家桢教授对农学院的关心、支持密不可分，也是谈家桢教授与广西大学有直接的情缘。

复旦大学师从谈家桢教授

1960年，我从上海继光中学（原麦伦书院）高中毕业，报考复旦大学生物系作为第一志愿，因为知道那里有像谈家桢这样的知名教授。入学后我果然被分配到遗传专业学习，师从谈家桢教授。遗传学有两个学派：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由于谈家桢教授争取，复旦大学在当时是全国唯一可讲授摩尔根学派遗传学的高校。1961年4月，毛泽东第四次接见谈家桢时，鼓励谈家桢坚持真理，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科学技术要赶超世界水平。谈家桢曾说：“当时毛主席是那样地重视科学，关心知识分子，鼓励我们走向社会，深入基层，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毛主席提倡‘双百’方针，当生物学领域中教条主义地对待摩尔根学派时，毛主席却积极地鼓励我坚持科学，大胆开展遗传学研究。”当时给我们讲遗传学课的谈家桢教授是国际著名的遗传学家、中国遗传学的开山宗师，他的人生道路与中国遗传学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传奇经历被看作中国遗传学发展的缩影。谈家桢老师上课的时候风趣、有哲理、励志，我受谈家桢老师的教育，毕业之后在与其交往过程中，深感他品德崇高，他的师德师风学风一直在影响、激励着我的教师职业生涯，也影响、带动着广西农学院实验中心的学科建设、团队建设、人才培养，结出硕果，他良好的精神风貌一直在激励着我的人生和工作。

谈家桢推荐到约翰·英纳斯研究所留学

1980年，我在广西农学院工作时，获得教育部出国留学人员资格。那时农学院院长是孙仲逸教授，安徽寿县人，是我皖北老乡，早年留学德国，也是农学专家。他主动找我去汇报考试情况，同时表示要为我写一封有分量的推荐信。根据教育部安排，我被指定去英国留学，但单位要自己联系。除了孙仲逸院长推荐，我马上想到自己的恩师谈家桢教授，把情况告诉谈家桢教授后，他很快就回信告诉我推荐信已写好，并建议去英国的约翰·英纳斯研究所学习深造。在约翰·英纳斯研究所，我与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住一英国老太太家里，结为深交。可以说，我能够到英国约翰·英纳斯研究所从事遗传学学习深造，进行课题研究并获得博士学位，与恩师谈家桢的推荐有着直接的关系。

1982年上半年，教育部安排我回国探亲。之后不久，导师约翰斯顿也到广西访问。我还带导师专程访问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的沈善炯院士，拜访了恩师谈家桢教授，还去南京走访了南京农学院的樊庆生院长。

当时谈家桢教授住在上海陕西南路一栋欧式二层楼房里，庭院里种植了各类植物和花卉，还有高大的法国梧桐树。在二楼会客厅里，谈家桢给我讲述了他在美国留学、参加青岛“双百”方针会议的情况，受到毛泽东主席四次接见并鼓励他坚持真理、建立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历史事件，并深入探讨基因工程、克隆技术、遗传学发展态势等情况。

我在英国用两年半的时间，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还收获了国外实验室管理的经验。约翰·英纳斯研究所导师曾送我去伦敦希尔实验室学习做基因文库的方法，回来首先做成豌豆根瘤菌基因文库，对克隆的结瘤基因片段进行DNA测序。我曾在所里学做了一批豌豆根瘤电镜切片，有一张切片图还被一本权威细胞学书籍《细胞的分子生物学》选用。

1983年我踏上了归国路程，决心走新学科创业之路。我回到广西农学院，领导和同事们都很高兴，因当时公派留学生人数不多，博士回国的更少，但学院经费困难，怎样才能去支持分子遗传学研究呢？首先是组建班底。我在广西农学院成立了当时在国内算是较早的分子遗传学研究室并任主任。筹建工作十分困难，当时物资供应紧缺，申请安装一部电话就花费三个月时间。刚好唐纪良从植保系毕业，学院就把他暂时分到我这里，就此开始了国内的研究工作。一无所有，从零开始，采取了“三借”办法。借人：借了唐东阶和柏学亮。借房：借了微生物厂两间房做实验室。借款：借了科研处一万元做科研启动费。几经努力，学院在一个简易二层楼房楼上借给我一间房，那时国内还买不到冰箱，没有冰箱就不能保存菌种、药品，后来设备科几经努力搞到一台雪花牌小冰箱，又买了一个保温箱，总算搭了一个遗传学研究室，创业工作开始艰难起步了。

1985年，农业部率先引进世界银行贷款，改善农业院校教学科研条件。农业部部长何康是广西大学20世纪40年代的毕业生，他给广西开了一个“小灶”，额外分给200多万美元贷款，广西也同意拿出400万元人民币配套，这在那时是很大一笔钱了。农学院领导研究决定筹建中心实验室，要我全权负责。我很高兴接下这个任务，并要求同时筹建一个分子遗传学研究室，挂靠在中心实验室。我把英国的实验室管理模式尽量用在中心实验室上，土建是学校的事，房间大小已不能改变，但管理制度一定要以为实验人员提供方便为主，要发挥使用效率。大约花了两年时间，中心实验室建成，拥有高速离心，液相、气相色谱分析，分光光度，核磁共振，电子显微镜等各种化学、生化分析仪器。分子遗传学研究室也配备了低温冰箱，各种高速离心机，培养用摇床、制冰机和电泳等基本设备，加上从英国带回的一些药品、试剂、菌种，再加上第一批、第二批硕士生已入学，还有陆续补充的中心实验室工作人员，已成为很像样的一个工作团队。学院决定把中心实验室定为系级单位，由我任主任，同时兼分子遗传学实验室主任。我们引进国外先进的仪器设备管理模式，形成了团结的科研团队，分子遗传学研究室很快在一些重大研究项目中取得进展，引起国内外同行关注。那时我们都年轻，一边从事微生物学教学，一边开展“水稻白叶枯病病理和防治研究”课题，我们都很快乐、很自信，想用知识和能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期盼着事业成功的一天。

马庆生教授（右一） 在遗传学研究室给学生讲课

谈家桢力荐广西农学院承担国家“863”项目

因为广西农学院有分子遗传学研究室为核心的中心实验室，科学研究力量拧在一起，不久就使工作有了起色，针对生物固氮研究在广西进行了一些基础调查，也进行了一些分子生物学操作的技术训练，也陆续接到院内、区内的测试工作。1986年11月18日，国务院正式下发“863”计划的通知，“863”把中国一下子推到了世界科技竞争的起跑线上，照亮了中国人做了几代的强国之梦。

1987年，我被任命为国家“863”项目生物技术专家组成员，这得到了谈家桢教授的极力推荐。其他成员大都有着中科院背景，只有我来自一个非重点院校，又是边远地区，非常显眼。两年后首任组长洪孟民院士因年龄大了，辞去组长职务，推荐我接任组长，科技部也同意我接任第一专家组组长，组员中因朱作言教授另有其他工作，增补了内蒙古大学旭日干教授参加，总人数还是7人。人数不多，但实力很强，像袁隆平、许智宏院士都是组员。当时科技兴国呼声很高，“拨乱反正”后广大科技工作者都想为国家多出点力，“863”是国家级项目，投资强度比较大，上面又要求早出成果，因此专家组责任重大，要保证项目的完成。好在大家都是内行，都很尽责，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一个项目有多个单位申报，如何保证公平、公正非常关键，我们设计了一些方法，如申报时适当增加评委人数，打分时去掉2个最高分、2个最低分，然后得出平均分，按分数高低取舍，平时专家组还分工下到项目单位检查实际情况，对人员不落实、研究不到位的提出警告，两次不到位的便提交专家委员会审查，甚至可以取消项目执行。有了这些办法，大家认真执行，几乎没有发生过告专家组状的事情。

广西农学院参加“863”申报的有三项：“高效固氮大豆根瘤菌的研制”（马庆生）、“水稻白叶枯病病原微生物致病机理研究”（唐纪良）、“牛胚胎移植”（卢克焕）。尽管广西农学院不是重点院校，因有着中心实验室设备支持，有着英国几个实验室的工作联系，有爱尔兰动物实验室的支持，三个项目都取得了高分。当时广西农学院拿下了三个“863”项目，相比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一个都申请不上，中山大学只申请到半个，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了。

事实上，这些项目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高效固氮大豆根瘤菌在东北试验增产效果明显，花生青枯病致病基因研究获1991年广西科学技术进步奖，水稻白叶枯病病菌致病机理研究也取得重大进展。

那几年业务上的事干得很欢，学生也多了起来，第一个硕士生黄日波来自百色农村，之前在那坡县农技推广站工作，他学习十分努力，天资聪颖，以考分第一名入读硕士生，我又鼓励他考广西出国生，又以第一名中选，后在英国里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第一个博士生何曙光是与中科院沈阳生态所联合培养的，他在应用技术上有独到之处，后来组建广西来源生物技术公司。

谈家桢四次到广西大学

1998年2月，马庆生（左） 与谈家桢（右） 出席《谈家桢与遗传学》图书出版座谈会

1987年，我任广西农学院副院长，谈家桢应邀到广西农学院作学术报告，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王蓉贞陪同，由我主持报告会。在这个报告会上，谈家桢大声疾呼“理、工、农、医”结合，他认为农学研究的对象是动植物和微生物，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现代生物学的基础是现代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物理运动和化学运动是物质的低级运动形式，有生命物质的运动是高级运动形式。因此，从现代生物学的发展而言，缺少物理和化学的知识，不可能得到突破性的发展。这就给大学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工、农、医”结合的综合性教育，不仅适合我国经济改革的需要，也符合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

这之后，谈家桢应邀三次来到广西大学考察，特别是1994年和1995年，在他年近90岁高龄时，两次在广西农学院亲自主持编撰国内第一部《生物学大辞典》，任名誉主编，对学科的分类、词条的审定、英文的翻译、索引的编排等，给予很多权威的指导。2000年《生物学大辞典》正式出版后，获得了广西优秀图书一等奖，列入国家辞典工具书常备书目。他还深入南宁、柳州、桂林、阳朔、北海、宜山、合浦等地考察并讲学，每次都是我或广西的专家陪同。谈家桢还考察了南宁自然保护区、北海红树林、宜山原浙江大学旧址。还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政领导、高等院校、科技教育界、新闻出版界作了多场精彩的学术报告。

1998年春节，春寒料峭，谈家桢在北京开完全国政协会议之后，专程到南宁作短暂考察。在邕期间，谈家桢第四次考察了广西大学。在广西大学中心实验室，谈家桢说在学术上，教师应该鼓励学生超过自己，创造条件让他们超过自己。教师的责任是引路而不是画地为牢，把学生圈死在一个圈子里。教师应该多讲自己对问题的见解，以启发学生，但不能以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要让学生充分独立思考，发表不同的意见。

我们培养博士研究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培养的博士研究生知识面太窄，特别是容易受到其导师的知识的局限。作为一个博士不只是能作出几篇论文，更需要有广博的知识，最终才能取得重要的成果。

谈家桢身体力行，主张科学家参与企业活动，把“产、销、用”三者密切结合起来；科技人员有较快掌握国际科技发展动态的职业优势，沟通情报，有的放矢地组织外销，避免盲目生产；学者可以利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直接向国外介绍工厂的产品，促进国际贸易和科学技术的交流，促进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推广和设计制造。

谈及广西正在实施的“科教兴桂”战略时，谈家桢认为这是一个很有科学性的发展思路。他说，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依靠教育，科技和教育必须结合起来。教育搞好了，劳动者素质提高了，才能促进先进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真正实现科技转化为生产力。谈家桢有不少学生在广西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师生间的密切联系使他对广西在生物工程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进展及成果有较多的了解。

他说，广西大学农学院及广西医科大学等单位的科研工作者在生物工程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有些还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今后还要加强，也希望政府和有关部门多支持、多鼓励。

结语

知识就是力量，品德的培养更需要品德的力量，作为中国遗传学奠基人的谈家桢不论在教室、实验室还是在校园，他的言行都深深影响着我们。凡事无捷径，百炼方成钢，只有刻苦努力，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达到事业成功。

谈家桢培养的学生也治学严谨，造诣精深。广西大学生物遗传学学科领域之所以精诚团结、创新开拓，硕果累累、人才辈出，与谈家桢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教学体系和大力支持与指导关心有直接的关系。这里先后走出了韩斌院士、黄日波教授、唐纪良教授、武波教授、冯家勋教授，他们成为我国生物技术的新一代学科带头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干部是决定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高素质是党对干部的一贯要求，专业化是新时代党的干部标准。突出政治标准，坚持专业要求，德才备，以德为先，专业素养是干事业抓工作的重要基础。在广西大学建校90周年之际，相信学校一定能够培养更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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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学

本篇节选于《骊歌未阑——广西大学校友回忆录》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编辑：李格荣

审核：周丽静

主编：李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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