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在西大 | 陈焕镛：我国现代植物分类学奠基者

编者按

九十年来，广西大学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弦歌不辍，薪火相传，西大今日的办学成就建立在无数先贤呕心沥血砌就的基业之上。在我校建校90周年之际，特推出“历史名人在西大”系列推送，介绍不同时期对西大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人物，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者为西大发展进步所作的艰难探索。

第

9

篇

陈焕镛：我国现代植物分类学奠基者

古人说：“士可死，不可辱”；又曰：“慷慨赴死易，从容负重难”。在古代的士大夫看来，死为一时之痛，而辱则比死更难以忍受。在死与辱之间，为了心中最神圣的事业，他决然选择了受辱。他在二十九岁那年，去海南五指山采集标本，摔伤左手，加上身患疟疾，被人抬着出山来，可谓不怕死；抗战期间，为了保护收藏的珍贵标本，抱定“人在物在，物亡人亡”的决绝之念，宁可担当汉奸骂名，可谓不怕辱。他视植物分类学研究为生命，并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他在我国的自然科学家中，所受的委屈与磨难，少有人能比。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现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之一的陈焕镛教授。

立志改变中国植物学科研落后面貌

陈焕镛，字文农，号韶钟，广东新会县潮莲人。他出身名门，父亲陈言是香港第一家华文报纸——《华字日报》的创始人，与启蒙思想家、晚清名流王韬有过合作关系，与伍廷芳等人颇有交道。陈焕镛年幼丧父，与母亲居上海，十五岁（一说十三岁）那年，他随母去美国就学。

1911年陈焕镛在美国读书时，就在中国学生会刊物《中国学生月刊》上发表文章，论述“森林学在中国的重要性”，说“不加选择地砍伐森林，已使整个省份变成荒野”，中国因而需要大量的森林学者来教育民众，并利用西方科学的长处恢复生态，以免“洪水泛滥和不良气候”毁了中国。高中毕业后，他先入马塞诸塞州立农学院学习森林学，后入哈佛大学植物学系，选读树木学。

在美国哈佛大学求学时期（1915—1919）的陈焕镛

清末民初，欧美许多国家的传教士、探险家、植物学家到中国四处采集大量珍贵植物标本，在世界许多著名的植物园都可看到中国植物。陈焕镛在哈佛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建于1872年的阿诺德树木园度过的。这个园收集到的中国植物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要多。陈焕镛目睹这种现象，心想：中国人研究本国植物，反而要到外国去查对，作为一个中国人，真是觉得耻辱。于是他立志要改变中国植物学科研落后面貌。1919年，他获得林学硕士学位，以成绩出众获得哈佛色尔登旅行奖学金。毕业后，被派回到中国，开始植物和昆虫的采集调查。

应邀到西大创办植物研究所

从1928年陈焕镛转教中山大学农学院林学系、创办植物研究室起，几年时间，不仅发现了许多新的物种，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所里的科学管理经验，引得国内专家教授与英、美、德、日等国家学者先后前来参观，无不称赞其管理完善。

在众多来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的参观者中，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叫马君武，时任广西大学校长。1934年马君武来所里参观时，对比自己小九岁的陈焕镛非常赏识，对陈的一套管理经验深为佩服，于是，陈焕镛教授遂与广西大学结缘。

马君武校长对植物学也不陌生。早年在德国留学时，他曾翻译过《植物学》。 1934年，他亲自到中山大学考察。在参观农林植物研究所时，由陈焕镛主持接待，两位学者相见甚欢。马君武认为广西的植物资源远没有开发，有在广西建立一个植物研究所之意；而陈焕镛也认为处于北回归线以南的两广地区，植物种类十分丰富，在该地设立以植物分类为主的植物研究所非常必要，便慷慨允诺给予支持。于是，马校长遂邀陈焕镛访问西大。

当时，广西大学设在梧州，离广州很近。陈焕镛应邀赴梧州访问时，受到马校长的热烈欢迎，亲自迎至码头，在北山的中山纪念堂召开盛大的欢迎会，会后在纪念堂摄影留念。1935 年，西大植物研究所正式成立，陈焕镛被聘为所长并兼该校教授。这样，陈焕镛同时兼中大、西大教授，同任两个植物所的所长。（有书说马君武“五顾茅庐”相邀，并为陈在西大建别墅一座）

陈焕镛创办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付出了辛勤劳动，取得了显著成绩。华南地处热带、亚热带，植物种类繁多，资源丰富，两广地区在其中所占地位尤为重要，在此区域研究植物学科非常必要。陈焕镛教授认为，研究植物学科不能只凭标本，而应建立植物标本园。

但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成立时，一切从零开始。陈焕镛的学生、也是著名的植物学家的李树刚先生曾有文章回忆：该所成立时一无所有，陈焕镛慨然从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拨赠柚木标本柜二十套，植物标本约三千号，连同出席世界植物学会议期间为该所购得的一批珍贵植物图书和显微镜等仪器设备，为该所进行现代广西植物学研究打下了基础。陈德懋先生也有文说：西大所于三月间成立，“为互助桂所，以该所（中大所）近年来在广东所采之重复已贴标本六七千号，赠送给桂所，以树其基。”

陈焕镛任西大植物研究所所长之后，也雄心勃勃，“拟在三年内将本省森林植物调查完竣”，即派出高锡朋、梁向日、黄志、钟济新等人，率四队往柳州、桂林、天保（今德保）等处工作。同年10月，又派出两队前往南宁、十万大山、龙州、百色、那坡、隆林、大瑶山等地调查采集，共得干标本四万多份，浸制标本二百余瓶，种子三十余袋，秧苗百余件。

当时，中大与西大两个植物所尚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的经费补贴，前者为一万元，后者为五千元。1938年，日寇南侵，梧州受到空袭，植物研究所随西大农学院迁至柳州沙塘。随着广州沦陷，西大继迁往贵州省的榕江。该所全部标本、图书、仪器惨遭厄运：一部分沿湘桂铁路西迁时毁于战火；一部分虽然到了榕江，值抗战胜利之后，突发大洪水，可谓全部丧失，荡然无存。抗战胜利后，陈焕镛又慨然从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拨赠蜡叶标本五万号，成为该所的珍贵资料，一直保存至今。

学术交流，蜚声中外

陈焕镛不但是我国植物学科的权威，也是世界颇具声望的学者。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就被国际学界公认为“华南植物学研究的一流人物”。1929年，他被推选出席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召开之太平洋科学会议。翌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五人代表团团长，出席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之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在分类学小组会议上，发表题为“中国近十年来植物科学发展概况”的演讲，博得与会者莫大兴趣与重视，以至《中国植物研究》被列为大会重要议题之一。1935年，他又被选为四人代表团团长，出席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之第六届国际植物学会议，被选为植物命名法规组副主席。

任代表团团长的陈焕镛教授

1936 年，陈焕镛被选为中国植物学会会长。这一年，英国爱丁堡植物园之格兰植物学会特聘陈焕镛、胡先骕教授为该学会名誉会员。同年英国唐蒲学会授予陈焕镛该会名誉副会长之称，陈后又被聘为美国麻省园艺学会通讯员。

正当他的声誉如日中天之时，一场全民族的灾难让他的事业和人生走入最低谷——1937 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发。

由于战争来得过于突然，陈焕镛的老友胡先啸教授在北平的静生生物所，还有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等机构，因为事先缺乏准备，致使许多标本资料不是落入敌手，就是被战火焚毁。在广州的陈焕镛得知情况后，心急如焚：研究所珍藏的一切，是他与全所同行费尽十余年的心血搜集建立起来的，决不能让它毁于战火，更不能让它落入敌手。他自行决定（一说是经过中山大学批准。这里依前说），立即采取行动，1938 年春抢在日军进攻广州之前，冒着杀头的危险，把农林研究所七万多号标本和图书、仪器，租用广九铁路车皮六辆，分批运往香港九龙。

迁港之后，所里运出来的标本资料保存在陈氏家族的一个仓库里面。为以策安全，陈焕镛不仅私人出资，还动用其家族资产，为植物所在荒地建筑一幢三层楼房，用于珍藏标本及办公之所，名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香港办事处”。陈德懋先生有文章说是“当时资金匮乏，连陈发妻的姊妹把房子都抵押了，以解燃眉之急”。

在短暂的战争空隙，农林植物所在陈焕镛的领导下，“国际声誉日隆”，研究者纷纷与农林植物所联系，欲就植物所从事研究。只是植物所地方狭小、经费拮据而一时难以接纳，这让陈焕镛倍感抱歉。

让他没有料到的是他人生更为艰难的抉择，此时正在前面等着他。

走投无路，唯愿标本存中国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也被日寇占领。日本兵亮着刺刀，闯进植物研究所九龙的住房，办事处被包围搜查。由于标本、图书均有“国立中山大学”标志，被日本兵认为是“重庆敌产”，办事处遭日军封闭监守，所里的 人员也不得进出。

在此危难关头，陈焕镛本可率领员工混于难民之中，逃离香港，然而他念及费尽心血所搜集之珍贵植物标本和中西文图书及仪器等物，不忍舍去，最后抱定“只有物亡我也随物亡；物存未敢先去”的决心。就在这一筹莫展的困境中， 1942年3月，汪伪政权的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林汝珩到港，要求陈焕镛把植物所迁回广州，答应协助将运返这批标本、图书，并允将前留广州原所之公物一并发还交植物所管理。

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当时陈焕镛面临着一种两难选择：困守香港，所中标本很可能会被日寇掠夺；返回广州，标本虽然能够保存，自己则会背上汉奸的罪名。万难之际，陈焕镛与全所员工共商后，认为：“与其徒慕清高之行为，而资敌以珍藏，曷若利用权益之措施，以保存之实物。名城弃守，光复可期；文物云亡，难谋归赵。为山九仞，岂亏一篑之功；来日大难，当抱与物共存亡之念。赴汤蹈火，生死不辞；毁誉功罪，非所敢顾。”［见《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保存文物经过记载》（1945年1月），广东省档案馆档案］

与忠孝不能两全一样，经过反复思考，他做出了牺牲个人名节、保护珍贵科研资料的选择，于1942年4月底，把搬到香港的珍贵标本、书籍又搬回广州，被安置在旧岭南大学（其时改名为“广东大学”），在校园里设立植物研究所，避免珍贵公物落入日本人之手。并声明植物所是一个纯粹科学机构，拒绝涉及一切政治。（见何贻赞先生文章，载《陈焕镛纪念文集》第307页）

对于这件事，陈焕镛的同事何椿年在1952年的材料中说，当时陈所长表示：“目前只有先将本所物资设法脱离日寇掌握，将其运回中国大陆任何地方，才有归还祖国的希望。他本人愿将名誉生命做孤注一掷，作最后挣扎。所中同人有愿留者则听之，但须准备杀头处分；不愿留者，设法筹集川资，送返内地。”看来大家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胜利，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陈焕镛以“如释重负”的愉快心情，带领员工清点公物，报请中山大学派人接收，并将公物历挽救之详情，报请农学院转中山大学。

没有想到的是，早在一年前的1944年春，陈焕镛因得“文化汉奸”之名，已被中央研究院开除评议员（即后来的院士）资格。

雪上加霜的是中山大学因为抗战前期迁校云南时，陈焕镛没有随校搬迁，而是迁去了香港，学校已将他予以解聘。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敬仰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气节，崇敬苏武牧羊，持节不变，也敬崇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和文天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对于附逆之叛徒则视为不齿。国难当头，民族危急之际，即使不幸身亡也流芳后世；若苟且性命于敌，则为历史罪人。当然，话好说，事难做，当一个人面临生与死的考验时，“士可死，不可辱”，看来受辱之难，远难过于死。“死有何难，尸解而去”，比起一死了之，无穷无尽的耻辱与心灵的折磨，更为难受。中央研究院在抗日战争期间，对陈焕镛作除名决定，也在陈焕镛意料之中，且此前他就曾主动辞去中山大学职务，准备“下地狱”。

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广州接收大员控告陈焕镛是日伪政权的“国际宣传局”主任，应以“文化汉奸”罪论处。后来，陈焕镛请律师辩护，并出示美国友人米利尔和其他同事的来信，表示陈的行为保护了标本室等贵重文献资料；加上当时教育界、法律界等社会名流如许崇清、金曾澄、沈鹏飞、邓植仪等，出于正义感，联名上书，陈述事实，并愿担保。三年以后即1947年，法院以“不予起诉”了结此案。

陈焕镛在此期间遭遇不公，身心受到刺激，心情抑郁之际，闭门谢客，潜心向学，读古文，习汉字，精研拉丁文。尽管心情不好，每日一醉，但他却挚爱着中国。1947年，美国母校的导师 E.D.Merr 极力邀其去美国讲学，并示意可携全家老小移居美国，但他婉言谢绝。

重掌广西植物研究所

当年日寇入侵广西时，广西大学疏散，植物研究所停办。1947年，西大农学院复迁回桂林。此时，在西大的北方教师纷纷离职回乡或回原校，西大教师奇缺。时任农学院院长孙仲逸（著名农业教育家、作物栽培育种学家，1941 年起在广西大学任教）与林学系教授钟济新（著名的植物学家，广西植物研究所原所长。 1935 年西大毕业即留在西大植物研究所任助教）向时任广西大学校长陈剑修进言，邀请陈焕镛来桂，恢复该所。于是，陈焕镛被聘为西大林学系主任。

陈焕镛来西大仅半年，一方面发展林学系教师阵营，聘请名师；另一方面说服校长和广西当局，恢复广西植物研究所（一度称广西经济植物研究所）。劫后重生，植物所一无所有，他的学生谢福惠回忆，为了补充植物标本采集经费，陈焕镛亲自率领学生到雁山附近的山上，采集百合鳞茎，运到广州销售，聊补不足。

陈焕镛的高足李树刚先生也回忆：陈师重回桂林，当时物价飞涨，“米珠薪桂，物质条件极差，焕镛老师在雁山所住的宿舍，一处为原科学馆三楼的一个大教室，一处为农学院原农场办公室。尤其是原农学院办公室为三间房的平房，四周树木郁郁葱葱，环境比较阴暗潮湿，蚊虫颇多，焕镛老师有风湿病，本不宜居，而焕镛老师坦然处之，毫不介意。”

1947年到 1948年，陈焕镛在广西大学农学院开了两门选修课，即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学拉丁语。他是名教授，选这两门课的却只有园艺系梁畴芬一人，其余都是森林系的学生，而旁听的教师却有六七人之多。

著名的植物学家徐燕千先生回忆道：

先生讲课严肃认真，对学生相当严格，但对待学子平易近人。讲课从容不迫，言简意赅。有时穿插幽默小品，引得满堂大笑生辉。所以课堂上总是鸦雀无声，听者全神贯注，下课铃声已响，犹想多承教益。实行理论与实践统一，要求学生采集野外开花植物，回课室自己解剖查检索表，力求融会贯通，告诫切忌死记植物种类。为了提高学生外语水平，先生亲自讲授英语和拉丁语。讲授树木学时，阐述中国地跨热、暖、温、寒四带，乔灌木不下八千种，为世界林木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森林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对自然环境保护、国民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我当时是学生，亲聆教诲，使我决心学林，遵循师训，毕生从事林业及林业教育，以期能步吾师后尘于万一。

1949 年，陈焕镛寓居香港，环顾国内外形势，总结大半生坷坎经历，他像当年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用英文赋诗两首，发表在香港《南华早报》上。有一次，他从电台里听到广州得到解放、珠江铁桥却被国民党炸毁时，他说：“太可惜了，很好的一座铁桥炸了，打败了还要炸桥，太无人道。”是年，他听到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遂于9月28日毅然搭香港飞昆明转桂林的最后一趟飞机，回到雁山，身上还带着五星红旗的式样尺寸。

10月1日，广西尚未解放，位于良丰雁山的广西植物研究所组织聚餐，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国民党败退之际，为防学校被破坏，广西大学在中共地下党组织之下，在学校周围安装上电网，组织武装保卫，当时，院长、教授轮流值班，陈焕镛虽然年迈也坚持参加，同其他教授一样，佩戴着红色的值班袖章，冒着冬寒值班，有时通宵达旦。

广西植物所在五十年代由梁畴芬、覃灏富、邓先福、李萌昆、李中提等采集的大量标本，都是由陈焕镛教授亲自安排的。在雁山植物园的标本园中，经常可以看到陈教授身着工作服，手握枝剪到处转悠，指挥工人种树、栽花、移植、修剪树木的情景。他亲手种下的珍稀植物观光木，如今已成为参天大树，被列为桂林市的古树之一。1952 年秋，西大农学院受林业部的委托，培养林技班（中专）学生一百名，该班的成立，就是陈焕镛教授赴京开会时，亲向林业部长梁希力陈广西林业技术人才缺乏，才委托开办的。

1953年12月，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划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工作站。华南植物研究所在陈焕镛的领导下，编写出版了《广州植物志》（侯宽昭主编）；四卷的《海南植物志》，凝结了陈焕镛数十年的劳动和心血；又与钱崇澍教授主编《中国植物志》，1959—1989 年已出版了四十四卷五十一册。

1958 年春，陈焕镛 （左一）、侯过（右三） 率队在自然保护区采集

陈焕镛教授不但是杰出的植物学家，也是优秀的教育家，深知要发展利用祖国的植物资源，首先要有精通熟悉本国植物的人才，所以应从培养人才着手。半个世纪以来，他不仅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培养出一批知名教授，而广西钟济新、李树刚、陈德昭、梁畴芬、蔡灿星、李治基、谢福惠等著名植物学专家，都是他在广西大学培养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种思想运动比较多，广西农学院孙仲逸院长回忆：“广西大学校长杨东莼告诫群众，切勿惊动先生（陈焕镛）。但先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自动要求参加思想检查。群众极为感动，婉词拒却。”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陈焕镛在劫难逃。别有用心的人将他与国外同行机构进行标本及书刊交流说成是“里通外国”，以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又翻历史老账，说他曾是“文化汉奸”，使他身心受到摧残，1971年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一岁。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名誉。1996年12月2日，华南植物研究所在植物标本馆树陈焕镛院士铜像以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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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节选于《广西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丛书——历史名人在西大》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

作者：蒋钦挥

编辑：黄吉

审核：周丽静

主编：李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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