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红色记忆丨抚今追昔忆金老——回忆我的导师金大雄教授（二十一）

编者按

贵州医科大学创立于抗日烽火之中，成长于新中国五星红旗之下，发展于奋进的改革年间，壮大于新世纪初年，奋进在美好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回望学校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探寻贵医血液中流淌的红色基因。守正初心，始终不忘来时路，思创未来，坚实迈进新时代！

金大雄教授

金大雄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寄生虫学专家。1912年8月9日出生，天津人。2005年3月1日逝世。金大雄教授1956年参加九三学社，1985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人物小传

金大雄教授1931年考入山东齐鲁大学，1935年以主修寄生虫学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当年去南京任卫生署技佐，派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寄生虫学系工作。1936年初返回齐鲁任生物系研究助理。1938年6月到国立贵阳医学院任病理科寄生虫学助教，建立寄生虫学实验室，1942年任副教授，1946年任教授。1947年春至1948年夏受当时美国医药助学会（ABMAC）资助去美国进修，在University of Illinois研究生院师从Prof. Thomas，获理学硕士学位。在美期间当选为Society of Sigma Xi及Phi Sigma Biological Society荣誉学会会员。

解放后曾任贵阳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室主任、贵医图书馆馆长、院务委员会委员、学术研究委员会委员及研究生顾问。先后任卫生部全国血吸虫病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全国丝虫病防治科研技术指导组顾问、中国动物学会理事及寄生虫学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华医学会热带与寄生虫学会贵州分会名誉顾问、贵州省科技协会委员、贵州省动物学会事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长、九三学社贵州省委员会顾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六届、第七届委员，政协贵州省委员会委员及常务委员。

人物事迹

金大雄教授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高级卫生专门人才。受中央卫生部、西南军政卫生部委托，先后于1951—1954年、1958年、1959年、1977—1979 年间开办了与寄生虫学相关的各类培训班，为各级卫生防疫部门培训了大批寄生虫学教学、科研及防治方面的人才，并协助县与省建立了鼠疫防治研究所、血防所及实验室。在本科教学中除自编、自译各种讲义外，他还参加人体寄生虫学统编教材、参考书的编写。作为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导师，他指导培养的5名研究生均成为所在单位科研和教学的骨干力量。

金大雄教授研究兴趣广泛，对我国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人体及动物体内外寄生虫开展了广泛的调查及分类研究工作。他不仅关注寄生蠕虫，也关注医学昆虫，特别是对我国吸虱分类的研究，开创了我省乃至我国吸虱的分类研究。60年来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96篇研究论文，主编或参编专著及教材8部，出版科普读物14部，总结了我国人眼部可遭受7种寄生虫的侵害，发现了19种蠕虫新种、吸虱2个新属和15个新种。与李贵真教授合著出版的专著《贵州省吸虱类蚤类志》于1986年获贵州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独著出版的《中国吸虱的分类和检索》为我国首次对吸虱分类的研究总结，填补了我国医学昆虫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于2004年获贵州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个人曾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和贵州省科学大会奖。

解放前，贵州省是丝虫病的重灾区。金教授和贵州省卫生防疫站的同志合作，对贵州省丝虫感染的流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对贵州省丝虫病起源与分布第一手资料的掌握，有效指导了贵州省丝虫病的防治工作。为我国、我省丝虫病的消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金大雄教授是贵州医科大学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坚持60余年扎根贵州，不仅为贵州医科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不朽贡献，而且为贵州省乃至全国的寄生虫病防治做出了卓越贡献。（吴家红）

抚今追昔忆金老

——回忆我的导师金大雄教授

包怀恩

今年12月将迎来我国学位条例颁布30周年，以及贵阳医学院首次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30年的纪念日。学院决定举办隆重的纪念和庆祝活动，作为本院第一届硕士学位毕业研究生和一位老教师、老同志，我心里真是无比高兴而又感慨万千。抚今追昔，30年来学院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成绩斐然，可庆可贺；而回顾30年来自己经历的岁月时却又感到时光漫长、恍如隔世，曾经熟悉的许多人和事都逐渐从记忆中淡忘；然而总是有那么几个人能随时触动心中情感、在思绪中印象始终清晰，这其中就有我的恩师——金大雄教授，人们都习惯地尊称他金先生。

记得在1964年我就读贵阳医学院本科时，金大雄教授就上过我们班的寄生虫课。讲台上他老人家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衣着考究、带着金边眼镜、风度翩翩的学者形象首先就征服了我们；他略带天津味的普通话将渊博的知识一一传授给我们，使同学们如痴如醉；特别是实验课上，金先生手把手地教我们怎样从人的耳垂上采血、怎样制作血片……俨然就是一位智者加慈父。当时我就遐想，今生若能经常跟随在这样的老师身边该有多好啊！命运就是这样奇妙，14年后的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科学春天里，远在黔东南从江县工作的我居然从《贵阳医学院研究生招生简章》上一眼就看到了金大雄教授的名字。欣喜之余，怀着对科学的渴望、对金先生的景仰、对自己人生理想的追求，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考金教授的研究生。经过严格的选拔考试，我和另外两位幸运者从几十名考生中胜出，得以参加复试和面试。没想到第一次见面却把我们吓出了一身冷汗。在办公室里金先生当着我们几人的面毫不客气地说：“我知道你们考试的目的。但我这里只有这一盘菜，你们要想好，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们还以为先生是嫌弃我们，而其实他是在考察我们对寄生虫学事业的热爱程度。确实，对一项你即将毕生投身的事业如果不是真爱，你怎么能全心奉献呢？

从那以后，我得以在金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3年的研究生学业。在1981年毕业前夕喜逢国家颁布学位条例，我又幸运地和7位同学一起，通过严格的毕业答辩，首批获得了沉甸甸的医学硕士学位证书。随后我被分配留在贵医任教，在金先生身边工作直到他老人家2005年去世，历时25年。回顾在金老身边学习和工作的日子，回忆金老的优秀品质和学术风采，感怀金老对我的恩惠和栽培，我觉得有很多珍贵东西确实值得我学习，并且要永远铭记和发扬光大。

首先是金先生对科学事业的执着与热爱。一走进金老的办公室，最吸引眼球的就是两间房四壁的十几个大书柜。这些书柜都高达天花板，上层得靠梯子才能够得着，里面整齐摆放着金老几十年来个人购置的大量中外文原版图书和各种杂志:

J.Parasitology,Abs.Helminthols,J.Tropicdiseases等。这些杂志大多都由金先生出资请省图书馆装订成册并封面烫金。满屋子还有大量的中外文文献油印本、卡片等装在大大小小的盒子里。置身于这样一个学术高雅的书山文海里，每个拜访者的第一印象都是：强烈震撼。另外，在办公室里还有几个玻璃柜，装满了数十盒珍贵的寄生蠕虫和昆虫玻片标本，采集地从大洋彼岸的美国阿拉斯加到中国偏远的高原、草地甚至还包括贵阳的菜市。金先生曾亲口告诉我们，他家从市场上买回来食用的鱼、鸡和鸭等家禽在上厨房砧板前先得上实验室，得把这些动物体外和体内的寄生虫统统都找出来……许多动物寄生虫标本就是这样收集来的。毋庸置疑，热爱科学、酷爱自己的专业已经成为金先生生活中的主要兴趣和追求。

其次是金先生对科学事业的严谨和对学生要求之严格。我的硕士学位研究论文是涉及牛带绦虫的组织学和组织化学观察，要使用到金先生刚购进的一台美国进口的AO高级研究显微镜。他首先是要求我全部阅读弄懂，并全文翻译英文说明书手册，将译稿和图解送他审阅后才准许上显微镜。实验室刚到了俄制葛留夫电冰箱，这在当时是稀罕物，金先生规定我们只能存放标本和试剂，不准放食物。显微镜下生物绘图作业每个学生画的标本不能一样，避免相互抄袭，而且成品必须用铜版纸和蘸水钢笔绘制，达到画面干净清爽、精美和细致。论文书写时必须使用400格的文稿纸，在修改时不准涂黑圈或画线，而要求用小刀逐个将错字沿方格子的边线切除，然后用另一小片稍大的空白的格子纸小心地从背面贴上，格子的边线必须对准，使修改完后几乎看不到痕迹…… 对这些要求当时我们都觉得似乎过于残酷，可之后却感到是受用终生。金先生的严谨还表现在他几乎从不当面夸奖人，记得当时我经过反复学习和试验后，用AO高级研究显微镜拍出了相当数量的绦虫组织化学显微摄影照片，金先生看过后虽然曾向旁的老师提起并表示赞赏，可是在我的面前从来不表露；这就迫使我不断改进，不敢有丝毫骄傲自满。

金先生对学生的关爱、栽培和提携确实是实心实意，这是令我始终铭记和终生难忘的。其一是在学术界对我的提携和推荐。记得那是1983年秋天，我随金老去福建厦门市参加中国动物学会寄生虫学专业学会第一届大会，那时金老已经是71岁高龄的全国知名专家，而我只是30多岁刚进入这个领域的“小学生”。第一次跟随大专家去参加全国性的专业学会，我心里一方面是又激动又新鲜，另一方面是想好好照顾、陪伴好老先生。然而多数情况下反而是先生在照顾我，记得那时从贵阳乘火车先到鹰潭，然后转车去厦门。金先生乘坐的是卧铺车下铺，我乘坐的是相应的上铺。从贵阳出发后不久就是夜间了，初秋的半夜是很凉的，但车上每人只配备一条薄毛毯。半夜里我忽然感到一阵温暖，原来是金先生把他自己的毛毯加盖在我身上，他说他年纪大了反正也睡不着，要我盖暖和一点好好睡。这让我既感激又很不好意思，怎么反倒要先生照顾呢？更令我至今难忘的是，会议期间他亲自带着我一一拜访国内若干知名专家，实际上也把我介绍给国内的学术界。当时与会的全国专家分散住在厦门鼓浪屿的海军招待所，金先生领着我几乎走遍大院里的各个小楼，敲开一扇扇门，在老先生们的寒暄谈笑之中，金先生都特地介绍了我这位学生，我也因此有缘认识了厦门大学唐仲璋院士、中山医科大学徐炳琨校长、中科院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毛守白所长、郎所教授等一大批国内最著名的老专家。几十年来，如果说我在学术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知名度，我觉得都是来源于金先生最早的提携和推荐。

其二是金先生总是给我发展的机会。1984年是我国医学电化教育发展的初期，我和本院电化教研室的詹业著老师等合作制作了学院第一部电视教学片《牛带绦虫病》，金先生欣然答应作为这部电视片的科学顾问，并提出了许多指导意见，使得该电视片在全国获奖。之后，金先生又领着我带着这部电视片参加了全国寄生虫学电化教学研讨会。以后我之所以能够连续制作了几部关于“绦虫”的系列电视教学片，也都是与金先生的指导和帮助有关。1994年，作为卫生部统编教材《人体寄生虫学》发起人和副主编的金先生提议让我参加该教材“绦虫”章的编写，使我从此进入了编写全国部颁教材的行列。2001年在《人体寄生虫学》大型参考书第三次再版修订时，他又亲自写信给主编吴观陵先生，建议将整个绦虫章节交由我承担。这些年来我能够在寄生虫学领域得到全国医药院校同行的认可并在绦虫研究学术领域受到学术界的赞誉，其根本的原因也是金先生最早给了我发展机会。

其三是金先生一直在督促和鞭策我成长。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金先生不止一次地勉励我要争取到国外去继续深造。然而我却苦于兼任了学院的一些行政管理工作而脱不开身。1986年春的一天中午，是金先生亲自拿着四川外语学院培训部的报考通知书到我们青年教师居住的“筒子楼”（第二学生宿舍）找我。当金老气喘吁吁地爬上楼并把通知书交到我手上，嘱咐我一定要去考试时，旁边好几位其他教研室的同事都对我投来羡慕的眼光。1990年当我终于通过了EPT考试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出国批准时，又是金先生帮我联系了好几个地方，最后是我们师生共同决定去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那里有因研究绦虫而著名的Routh Robeter教授。我想，我最终能够在46岁那年去美国作了将近一年的高级访问学者，从此打开了学术眼界，完全应当归功于金先生的督促和鞭策，这也是我要永远感谢金先生的。

学院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30年了，是金先生等老一辈专家作为第一批资深导师首开了学院研究生培养的先河，这才有了日后学院研究生教育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饮水思源，我们应当永记他们的功勋。30年来，又是他们用自己高尚的情操、无私的精神和渊博的知识为学院培养了许多届研究生学子，他们的学生中的许多人日后都成为学院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领导和中坚力量。敬往思来，我们应当不断传承和发展他们的事业。可喜的是，自1981年学院生物学、寄生虫学、病理学和内科学4个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后，其他专业随后也不断取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研究生教育规模日益扩大。直至2003年，在经历了厚积薄发的努力后，学院终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突破，2010年取得了基础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医学检验等好几个一级学科硕士点的大发展，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和质量都上了新台阶。

在回顾学院研究生教育这30年发展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诚挚地缅怀金先生等老一辈专家的丰功伟绩，同时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肯定这30年来贵阳医学院历届学院党政领导的励精图治和殚精竭虑，以及各个年代的不同年龄专家群体和中青年学者的不懈努力。

作为金先生培养的首届硕士研究生，30年来我自己也一直不敢懈怠，唯恐辜负了老师的期望。所幸在上级领导和广大师生的支持下，我很荣幸地得到了多个业务和行政双肩挑的工作机会，使我得以在学院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中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除了在近10年中曾担任过学院的主要负责人和主管研究生教育的副院长之外，还曾在教务处、科研处等几个重要处级岗位上承担过20多年管理工作。在谋划学院发展、学科建设、申报博士学位授予权、申报省级重点大学、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质量评估等工作中都曾作出一定的贡献。与此同时，作为一位研究生导师，在最近10多年来我本人也在病原生物学和病理与病理生理学专业培养出了25位硕士和6位博士研究生。时光冉冉、逝者如斯，今年我已经年满65岁，不久即将退休，无法继续再为学院多作贡献了。在抚今追昔怀念先生、审视自己的此刻，我想以上一点微薄的贡献也许应当既可以告慰和回报金老先生的培养，又可不愧于自己平凡的人生吧。

（本文作者系原贵阳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包怀恩教授。原文载《贵医纪念学位及研究生教育开展 30 年论文集》。）

作者：包怀恩 吴家红

排版：黎露

编辑：李牧 李菡逸

审核：陈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