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耶律楚材
(原载于117期《佛教文化》)
关于出世和入世,古代曾有这样的说法:出世向往禅宗六祖慧能;入世向往在辽金宋元之交,对中国文化发展、民族融合做出巨大贡献的耶律楚材。元朝政权虽然短命,但影响力不可忽视。一个游牧民族能迅速地统治中原各族,甚至奠定中国今天的版图,期间关键的人物,就是耶律楚材。他曾提出“以佛治心、以儒治国”的主张,对我们当今社会的发展亦有着启迪。
耶律楚材(公元1190—1244 年)又名刘楚材。字晋卿,法名从源,号湛然居士。辽朝东丹王突欲八世孙, 杰出政治家。世居燕京,精通汉族语言文化,博览群书,通晓天文、地理、历法、医术。原仕金,为开州同知、燕京左右司员外郎。成吉思汗(元太祖)十年(公元1215 年),蒙古取燕后,被召用,备受信任。十四年随大汗西征,常以征伐、治国、安民之道与成吉思汗探讨。(有《西游录》一卷,记载西征的经历。)窝阔台汗(元太宗)即位后,耶律楚材升任中书令,更受器重。国家的军事政治,大小事务,窝阔台汗都要先向他请教咨询,然后才去发号施令。耶律楚材经历成吉思汗、窝阔台、乃马真三朝,均受重用,多有建树。当时的人们把他与汉萧何、唐房玄龄相媲美:“公以命世之才,值兴王之运,本以廊庙之器,辅之以天人之学,缠绵二纪,开济两朝,赍经纶于草昧之初,一制度于安宁之后,自任以天下之重,屹然如砥柱之在中流,用能道济生灵,视千古为无愧者也。”古今史家多将其誉为蒙古汗国中原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蓝图的构画人。由此可见耶律楚材在蒙古统治集团中影响深远。
耶律楚材出身于汉文化程度较高的契丹贵族家庭,他所接受的系统教育源于儒家思想文化,因而在他一生的政治活动中,其言行始终无法超越儒家思想文化的藩篱。对于自己被委以重任,辅佐蒙古新主,耶律楚材以“治天下匠”自诩,以“安得夔龙立廊庙,扶持尧舜济斯民”自勉,试图以自己的价值观影响蒙古君主,建立一个符合儒家思想的理想政体。当时的理学家们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而他提出“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二者有相通之处,却又有耶律楚材的用心,他为了挽救封建制度的衰落,在试图寻找一种新的精神支柱。
耶律楚材以恢复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根本,但他提出了以佛治心,站在究竟终极的层面来指导人生治理国家,这样的思考不是偶然的,这和他早年学佛密切相关。
金章宗泰和六年,耶律楚材17岁即通过章宗亲临的考试,初入仕途,任金朝开州知县。到金宣宗贞佑二年首都迁至南京,耶律楚材被留在燕京(今北京),任左右司员外郧。不久,燕京失守,耶律楚材被困城中,绝粮达六十日之久。后城被攻陷,耶律楚材从此和金政府以及家人失去联系。当时,燕京一带禅道颇盛,禅师甚多,而耶律楚材独重圣安澄和尚,常去拜访,而以祖道相叩。他引用古尊宿语录中所得,与和尚讨论。澄和尚偶而点头嘉许,他便格外得意,以为自己真有所悟。及至蒙古破城,遭受空前忧患,耶律楚材求道之心更加坚毅,遂再以前所得向澄和尚请教。
这时,和尚大翻前案,否定了他从前的见解。耶律楚材十分困惑,问和尚为何出尔反尔。澄和尚告诉他:以前对他认可,是因为当时许多儒者受宋明理学的影响,排斥佛教。而耶律楚材作为年轻的儒者,又担任要职,对佛教感兴趣,从不甚了了的角度,可以肯定他的态度;但若要真的参究什么是本来面目,了悟佛法的真谛,这个基础还嫌薄弱,远远不够。所以否定的是他目前的见解。和尚还向他推荐了万松老人,说“万松老人者,宗说精通。宗门大匠,公能见之,自当了公大事。”在澄和尚的指点下,耶律楚材去谒见万松行秀禅师。两人相见后,机缘相投,甚为契合,耶律楚材从此专事修行:“杜绝人迹,屏斥家务。虽祁寒大暑,无日不参。焚膏继晷,废寝忘餐者。几三年。误被法恩,谬膺子印。以湛然居士,从源目之。其参学之际,机锋罔测,变化无穷。巍巍然若万仞峯,莫可攀仰;滔滔然若万顷波,莫能涯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回视平昔所学,皆块砾耳。噫!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者。岂虚语哉。”
耶律楚材成为当时第一尊宿万松老人的弟子后,深入经藏,在建议元主施行教化方面,将佛法与世法圆融起来,提出了“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主张。宦海沉浮中,他保持平和觉悟的心态,对元主有着正面积极的影响。
曾有文章记载,耶律楚材得万松教诲,在被围困期间,意志坚定,与民同苦,人问其精神支柱,他回答说,是“汪洋法海涵养之力”。“湛然居士(耶律楚材的法号)年二十有七,受显诀于万松。其法忘死生,外身世,毁誉不能动,哀乐不能入。湛然大会其心,精究入神,尽弃宿学,冒寒暑、无昼夜者三年,尽得其道。万松面授衣颂,目之为湛然居士从源。自古宗师,印证公侯,明白四知,无若此者。湛然从是自称嗣法弟子从源。自古公侯,承禀宗师,明白四知,亦无若此者。万松一日过其门,见执菜根蘸油盐,饭脱粟。万松曰:“子不太俭乎?”曰:“围闭京城,绝粒六十日。”守职如恒,人无知者。以至扈从西征六万余里,历艰险,困行役,而志不少沮;跨昆仑,瞰瀚海,而志不加大。客问其故。而曰:“汪洋法海涵养之力也。”
耶律楚材从佛法汲取力量,深知佛法的智慧和魅力,在国内极力推崇佛法。一个国家是否强大,要看国民素质的高低。国民素质的提高来自正确的教化。而教化众生,启发众生的究竟思想,是佛法。《西游录》中说:“甚哉,生民之难治也!速于为恶,缓于从善(学习作恶快得很,学习为善则慢得很)。急导以善道,犹恐不悛其恶,何况迁延而有所需者乎?速以能仁(释迦牟尼)不杀、不欺、不盗、不淫、因果之诫,化其心;以老氏慈、俭、自然之道,化其迹;以吾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名教,化其身。使三圣人之道,若权衡然,行之于民,则民之归化,将若草之靡风,水之走下矣。然后上策于朝廷,请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若然,则指太平若运掌之易也。”耶律楚材早就认识到,社会的和谐、天下的太平需要百姓对佛法要有认识,要学习佛法中的智慧,运用这些智慧来解决问题。
在耶律楚材的影响下,朝野奉佛者甚多。加上他推行仁政,化解了元朝苛政,造福黎民。元主西征之前,有司上奏,建议征调五台山等地僧徒中能咒术、通武略、有膂力者,组成一支队伍,随军西征。楚材居士上谏元主说:“释氏之高行者,必守不杀戒,奉慈忍行。故有危身不证鹅珠、守死不拔生草者。法王法令,拳拳奉行,虽死不犯。用之从兵,岂其宜哉!其不循法律者,必无志行。在彼既违佛旨,在此岂忠王事?故皆不可从王师也。”元主纳谏,改弦更张。
后来,大夫萧守中又上奏元主,要求废除佛教僧团,理由是:“沙门不征不役,安坐而食,耗国累民,必此类矣,请除之!”楚材居士为佛教辩护说:“人之生也有天命焉,人力所不能夺与者也。世有辛苦而饥饿者,有安逸而饱足者,修短苦乐,寿夭穷通,万状不齐,虽孔明之智,项羽之勇,颜回之贤,仲尼之圣,亦不能移其毫发,岂彼沙门能穷吾民、耗吾国耶?故万世之在天下,天与则生,天夺则死,沙门亦天地间一物耳,其亦天养之也。天且宥之,子独不容,隘亦甚矣!”。
耶律楚材的“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思想在《西游录》中便有所体现:“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人心。”而在《寄用之侍郎》中,他说:“穷理尽性莫尚佛法,济世安民莫如孔教。则我行宣尼之常道,舍我则乐释氏之真如。”在给自己的恩师的信(《寄万松老人书》)中,他写道:“治天下之道为治心之所兼耳”,意即先治心、后治国,佛教才是治国根本。尽管如此,他的思想还是受到师父万松老人的批评,老人说这是“屈佛道以徇儒情”。耶律楚材却不这么认为,他以这种思想来接引更多儒士,最后令他们导归佛教。他向万松老人解释说“屈佛道以徇儒情者,此亦弟子之行权也,……虽然,非屈佛道也,是道不足以治心,仅能治天下,则为道之余滓矣!”(卷十三《寄万松老人书》)又认为“渝及弟子,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之语。楚材破二作三,屈佛道以殉儒情者,此亦弟子之行权也。教不云乎?无为小乘人而说大乘法,弟子亦谓举世皆黄能,任公之饵不足投也。故以是语饵东教之庸儒,为信道之渐焉。”在耶律楚材看来,“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如同鱼饵一般,是缓和三教之间矛盾关系的一个善巧,给儒士们让一个台阶,最终都是要以佛法来做心行的指导。这是他英明的一招。
耶律楚材《送刘满诗卷》楷书
耶律楚材自小受佛教的影响和熏陶,他说自己“余幼而喜佛,盖天性也。”成人之后又在佛门学习三年,受到佛教思想的严格训练。这与一般汉族文人士大夫以接受儒家思想训练为主为先是不同的。他受法乳滋养,也用佛子言行报效。他一生精通佛法,虽位至大臣,却并不以做官为目的,时时处处以救国救民为急务。为了阻止元军烧杀汴梁,因正谏不能令元太祖信服接受,就以“奇巧厚藏”的物欲之饵,打动了元太祖的心,使汴梁躲过屠城之灾,至于逃俘免究,更保全了不知凡几的人命。耶律楚材的功德,不仅如此,蒙古人初入中原,原本号称要杀尽汉人,把中原变为牧场,幸而耶律楚材深明佛法,谏止杀机。究其源头,是佛法的慈悲和智慧指导了他的作为,也因此,楚材居士进入历史的视野,成为一代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