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红色印记 | 红色黔东：创建黔东苏区的日子

这里，是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纵马挥戈的神奇土地;

这里，诞生过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和突出作用的黔东革命根据地;

这里，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风起云涌;

这里，有着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记。

让我们踏着先辈的足迹，努力学习，奋发有为，做一个无愧于青春，无愧于生命的新时代大学生。

这里是由铜仁学院党委宣传部、人文学院党委联合出品的栏目“黔东红色印记”，欢迎您的关注。

廖汉生(1911年11月14日-2006年10月05日)，土家族，湖南省桑植县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廖汉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军委原委员，国防部原副部长，沈阳军区原第一政治委员。该文是廖汉生同志对黔东苏区创建过程的回忆。

沿河土地湾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

湘鄂西苏区的全部丧失，红三军的惨重损失，使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再也不能这么不去了！根据地必须建立，党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必须恢复，群众必须发动起来！夏曦此时已经被一连串的挫折搞得没了主意，同意了贺龙的意见。

这样，红三军首先恢复了军政治部。

政治部共6人。主任是中央分局书记、军委分会主席夏曦。我是秘书。一个组织干事，湖北沔阳人，洪湖时期参加红军的。一个宣传干事，叫周林，四川石柱人，原是地下党员，红三军在石柱时参加红军。两个政务干事（即现在的保卫干事），是七师特务队司务长黄新远和九师二十五团二连战士朱长清，他俩出身好，一个是长工，一个是脚夫，又都是所在师第一个重新登记的党员，所以当政务干事。军政治部就这样恢复起来了。

1934年6月19日，红三军进驻沿河县枫香溪（现属德江）的当天下午，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在军部住的一座地主宅院里，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当晚，又在军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我作为军政治部秘书参加了会议。

关向应政委向我们传达了分局会议决定精神：

一、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二、恢复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三、派一批干部去做地方工作。枫香溪会议，揭开了红三军历史上新的一页。

会议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各项工作需要大批干部来实施，而各级政治干部几乎都被当作“改组派”杀光了。因此当务之急是培训出一批政治干部。我们军政治部把全军前一段重新登记的党团员干部约100来人，集中起来，成立一个干部大队，在枫香溪进行学习。

全军政治工作人员经过一番努力，成效显著，重新登记和新发展的党团员逐渐多起来。到9月份，全军党团员总数达到463人，其中党员267人、团员196人，大部分是重新登记的，新加入的也有数十人。

为了保卫根据地、扩大工农武装，红三军抽调一批军事干部到各地帮助群众组织游击队。贺炳炎带领管理科十几个受冤屈的干部，下到沿河，很快组织起几个游击大队，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沿河独立团，贺炳炎当团长。不久，沿河独立团与由神兵武装改编的黔东纵队合编为黔东独立师，贺炳炎当了师长。

黔东一带神兵力量不小。红三军一进黔东就发布了《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界神坛诸同志书》，把几支神兵收编过来，加以改造，使它们成为反抗反动统治的游击武装，有的还编为红军“特科大队”。黔东群众有的参加了游击队，有的当了红军，也有的帮助红军打探消息，侦察敌情。

有一天，我在枫香溪看到一个没有胳膊的人在饭馆里用脚夹着筷子吃面条。我觉得稀奇：“这个人手都没得，还吃面条！”没过多久，我听到从敌人那里传出的消息，说这个人是贺龙的探子，被团防捉住，在某个县城里给杀头示众了。当时红三军的便衣侦察队吸收了不少这样的人，他们扮成卖药的、算命的、说书的、耍把戏演猴戏的，三教九流，各色不一，或搞侦察，或作内应，搅得敌人草木皆兵。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一个以川东南酉阳和黔东沿河为中心包括印江、德江、松桃、秀山等县的游击根据地初具规模。在沿河县铅厂坝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7月的一天，桑植县的谷佑箴引着中央交通员找到红三军驻地。谷佑箴是桑植县洪家关横路湾人。他的家是一个秘密交通点。红三军与党中央失掉电台联络后，就只有靠陆上交通。中央的交通员从江西苏区辗转到湘西，找到谷佑箴家，再由谷佑箴引到了黔东。他们带来了党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和六届五中全会文件。信和文件是用药水密写在交通员的白布衫上的，用药水洗后又显现出来。

中央指示信对“肃反”扩大化和解散党团组织提出严厉的批评。湘鄂西分局在酉阳的南腰界开会，作出决定表示完全接收中央的批评，在坚持“我们与反革命的改组派作了斗争，这是正确的”前提下，检讨了由于“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而将反革命力量反扩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导致“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的中心的根本错误”“解散党和团组织的错误”，造成了“不能击破敌人的围剿及固守新创造的苏区”“陷于无目的无前途的流浪着”的局面。红三军公开宣布取消计划中的“第五次肃反”，使长达两年的“肃反”运动终于停止下来，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逐步缓解。

9月中旬，湘鄂西分局在酉阳南腰界再次召开会议，我们师、团干部都参加了。人多，屋子里装不下，就在军部屋外的树林子里开会。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同时总结了重返湘鄂边、游击湘鄂川边、创建黔东苏区几个阶段和二、三、四次“肃反”的情况。

夏曦对湘鄂边的失败以及没能及早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做了一点自我批评，他讲：“我犯了错误。”

我们九师二十六团政委汤成功接上来，给夏曦提了个问题：“你是党的书记，为什么要犯解散党这样的错误？”这一下夏曦不干了，大发脾气。贺龙也火了，批评夏曦说：“你自己既然也说犯了错误，别人问一下，有什么不可以？怎么就火啦？”两人当场吵了起来。我们师、团干部除了卢冬生外，都是第一次在这种会议上碰到这种场面，谁也不晓得说什么好。会议开不下去了，未果而散，没能进一步揭露“左”倾错误，也没有从根本上认识错误产生的原因。

红三军在南腰界前前后后住了四次，住的时间也比较长，在这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分配了土地，消灭了南腰界的团总、恶霸地主冉瑞庭的地主武装。

在黔东苏区，红三军打了几个小仗，都取得了胜利。两次打开沿河城，极大地震动了反动统治；两打淇滩，各消灭敌军一个团，七师在秀山倒马坎袭击敌地方保安团，都有所俘获，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巩固、扩大了根据地。

黔东苏区先后坚持了半年，虽然时间不长，地域不大，人口不多，也很穷，但是对红三军来说，意义却是很大的。

它的建立，使红三军结束了四处流动的状况，开始有了一个落脚点、一块临时根据地，不再天天走路了，而是扎下来为建设根据地而斗争。

它的建立，使红三军得以吸收1000多名贫苦青年入伍，壮大了队伍，增加了力量，也在黔东人民心中播下土地革命的火种。

它的建立，为从湘赣苏区突围长征的红六军团提供了一个找寻的目标，为两军会师创造了条件，也为开辟更大更可靠的湘鄂川黔新苏区提供了依托。

尤其难得的是，在这里，红三军停止了“肃反”，恢复了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对夏曦推行的“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初步的批评，从而实现了由失利走向胜利、由毁灭走向发展的重大转折。

红三军在黔东重新崛起了！

来源：铜仁党史 微秘苑

编辑：张朝飞

审核：叶 丹

整理：明德网络文化工作室